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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李鸿章与华尔、白齐文和戈登开始接触起，李鸿章明显的目标就是要利用外国人出众的军事技巧，与此同时，还要不计一切代价防止他们利用任何职权侵占官僚阶级的特权。比起国内的任何造反，李鸿章更担忧欧洲的进犯，因为他比京城的任何高官都更清楚西方军事远征的真实政治意义，这已经在英法两国和清政府在1860年10月在北京签署的《埃尔金和平条约》中表露了出来。1862年，李鸿章委婉地拒绝了俄国派遣军队镇压太平军的提议，他已经下决心运用聪明而高超的治国之术加上柔弱的政治艺术，来对抗西方强劲的军事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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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军官指挥的一支俄国军队绝对与李鸿章的策略不相容，因为这支军队不会听从他的命令。但是利用刚刚占领京城的英法军队的支持来镇压中国的造反派，他却一点都不觉得有碍威严；相反，斯特夫利将军和普罗泰特上将愿意与李鸿章的军队合作，共同为大清帝国事业效力，并同时承认他是大清帝国的主权代表，这使他得到了抑制不住的满足感。只要给皇帝提供的战事汇报与奖赏的分配权完全掌握在他自己手中，他就很高兴让戈登和雇佣军队艰苦作战。在其汇报太平军彻底战败的奏折中，如同他记载程学启将军去世消息的奏折中一样，戈登在维护朝廷神圣的战争中所发挥的作用被消减到了微乎其微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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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登因其表现确实被赏赐了一件黄马褂、一顶花翎和赏金（被他拒绝了）；但是“为了提供准确的历史”，李鸿章用随时准备好的笔墨，悄悄地把“常胜军”及其司令的功绩都消融了，使其淹没在自己的荣光之中，适当地犒劳了自己的远见卓识和勇猛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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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根据自己对这位勇敢而冲动的军官的依赖程度，对戈登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从亲切感恩转变到豪爽无礼；主要因为李鸿章总是在给军队的常规发饷问题上极其不讲信用，所以他们的关系不止一次变得紧张。同样由于钱财的问题，在戈登之前担任“常胜军”司令的美国冒险家白齐文也曾与李鸿章发生过争执，最后投靠了太平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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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李鸿章看待这场战争的态度和他看待中国后来的所有战争一样，都是站在自己的金钱收益上来考虑的。在这一时期，他的基本军事财政理念就是最终付了多少钱，常以含蓄的方式加上附属的条件，即朝廷欠了军队多少，军队便可以靠从城市——中国城市掠夺多少来获取补偿。前面提及的《回忆录》中有一些记载，说明他直率地承认了这个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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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表明的日期是1863年2月25日（戈登在3月份担任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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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登上校来信宣称要么做最高指挥官，要么什么都不担任。这是所有为我们做事的外国人都有的态度，甚至在他们谋求职位并为之等待多日或数周之后都不改变这一态度。当然，我并非说这个英国官员就是这种态度，因为他既没有申请做大清帝国的总司令，也没有索取报酬。他在最后也没有提及这件事（指报酬），但他的上司却这样说了，这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但他若是一个能干的人，能够为军队带来目前所需的武器以便杀死所有太平天国的叛乱分子，那么我认为他在荣誉和金钱方面都会得到丰厚的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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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举止和态度方面，戈登是我所接触到的外国人中最好的一位，没有流露出大多数外国人在我看来令人厌恶的自负。此外，他兼具优秀的军人素养，坦率、迅速且务实。他刚来的两个小时之内，他都在视察部队，下达命令。我很高兴部队能够听从他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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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期标注为4月7日日记中，精确地表述了他的军事财政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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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登将军属下的三千名“常胜军”、一万五千至一万六千名朝廷的正规军和各省的非正规军，他们现在正在福山一带对造反分子进行一次艰难的进攻。我前天给他们送去了一些薪饷，而且告诉他们如果收复福山他们会得到更多的报酬。此后，若苏州也受到我们控制，戈登名下的这支部队中的所有人都会得到全额薪饷和奖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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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份，李鸿章对戈登身上的优秀的军人品质充满了热情，甚至称他为“兄弟”，而且还向皇帝上奏，请求给戈登“中国总兵的职衔”（少将旅长），并得到了批准。赏赐这个官衔的上谕很好地表现了中国人阳奉阴违的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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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登必须用严厉的措施维持‘常胜军’的纪律，因为这支军队已经无组织无纪律。这样做的目的在于杜绝以前不幸的事情再次发生。”李鸿章转递给戈登一份上谕副本，“有疑问的官员见到该上谕便会遵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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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到了七月份，卑鄙龌龊的裂缝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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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登这些天想到的只是钱财，一点小钱都向我要好像我是财神爷一样。他说这些人若是拿不到钱就不再打仗了。我告诉他一旦苏州被我们控制住，我们就会有足够的金钱偿还欠款，发放奖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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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齐文在向政府申请军饷时，也遇到过相同的困难，于是，他借用武力从上海军需官的金库里抢走了银子，因而被李鸿章解雇，在后来关于这场争执的外交辩论中，白齐文得到了英国和美国驻北京大使的支持和同情，但是李鸿章坚决拒绝了进一步讨论，因为白齐文不但要进一步抢夺银两，还要把钱揣到自己兜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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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戈登上任五个月之后，白齐文愤怒地投靠了太平天国，并从朝廷带走了一百多名心怀不满的欧洲逃兵。戈登心灰意冷，觉得根本就没有希望在这种条件下组织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于是他便辞去了司令职位，但在后来得知白齐文叛变后，由于仗义的性格又回到了司令的岗位上，那时是1863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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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白齐文的事情李鸿章的神经变得十分紧张，他发了一份公告，说只要抓到白齐文，无论是死是活，都可以得到3000两银子的奖赏；但是，他在后来与英美领事的论战中表现了他微妙的智慧、自满般的无知以及无边界的胆量，这些品质都让他后来的外交生涯变得非同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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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白齐文背信弃义的行为发生后，戈登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岗位上，但李鸿章并没有对他这种宽宏大量的行为心生感激。他照样以吝啬的方式来对待“常胜军”，而戈登站在自己的立场上继续坚持申请正常的薪饷和供给，强烈反对继续他前任的过往作法，即以抢夺为手段支付薪饷。在攻克昆山后，他给李鸿章写了一封态度强烈的信，宣称自己要辞去司令一职，“因为我每个月都要因为部队薪饷的事情而陷入困境”。他还说，在这种情况下保留官职对他这样一名英国军官来说是有损名誉的。但如果事关金钱，李鸿章就是固执不化，但若与金钱无关，他便会让步，不是为别的，只是出于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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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在戈登占领苏州城（1863年12月）后背信弃义地下令屠杀了前来投降的太平军首领，这种做法完全符合他自己的经世之术和道德观。他这样做是因为他性格中有一个很少暴露给欧洲人的特点，即只要政治目的或个人野心遇到威胁时，他就会对人的性命表现出铁石心肠和蔑视的态度。对于那些在他看来阻碍他执行国家事务或实现个人利益的那些人，他就会表现出东方式残忍的一面，这一点是从他显赫的主子慈禧太后身上学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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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常胜军”对苏州发起最后胜利的袭击之前，对李鸿章来说事情十分明了了，就是说太平军首领已经失去了信心，这场叛乱很快就会结束。1863年秋天的一段时间，在白齐文背叛朝廷倒向太平军后，李鸿章对戈登部队的吝啬做法好像有可能让相当多的官兵效仿白齐文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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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齐文把部队带到敌人的阵营，是为了报复李鸿章对他傲慢无礼的做法，他打算率领一支能够取得胜利的太平军进攻北京，他甚至打算劝服戈登也加入他这项伟大的冒险事业中。但他很快就觉醒了。在苏州的城墙内，他无法施展自己无可争辩的指挥才能，那里只有意见分歧的争吵，以及即将发生的分崩离析。太平军中八个“大王”里只有一个慕王目标坚定，决心要将斗争坚持到底。其他几个大王在大约三万名追随者的拥护下，已经开始与朝廷将领程学启秘密来往，希望用投降来换取大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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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齐文和那些跟他一起投靠太平军的人很快就意识到太平天国已经毫无指望，于是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向戈登提出，只要他愿意接受，他们就愿意回到朝廷的军队，条件是不能对他们的逃兵行为作出任何处罚。在做好这个安排后不久，慕王在太平军的一次会议上就被杀害了，他们打算杀掉最后一个立场坚定的首领，以期为投降争取更好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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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邪恶的事件发生之前，在程学启的陪同下，戈登曾与投降的各位大王有过一次会面，戈登向他们许下免死的承诺；作为回报，各位大王承诺可以在暗地里撤下一个城的守兵，把苏州交给朝廷。程学启将军是这个秘密协议的参与者，双方达成一致协议，不在城里进行抢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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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太平军首领达成这个协议后，戈登把他们投降后的细节交给程学启将军按计划执行。戈登此后便离开军营向李鸿章报道这一情况，并试图从他那里得到额外的奖励，以此补偿他们不得抢夺城内战利品的损失。为了消除军队对抢夺的贪欲，他下令让军队从苏州向外撤行军一天的距离。但是李鸿章现在认为形势已成定局，便忘记了他所有慷慨的承诺，拒绝了戈登给“常胜军”发两个月薪饷的请求。这件事影响太坏了，因为它降低了戈登在官兵当中的威信，并差点引发一场兵变；更坏的事情还在后面。戈登曾经当着程学启的面郑重承诺，只要太平军首领按条件投降，即可免于死罪。即便没有得到李鸿章的命令，戈登也有权许下这样的承诺，并希望投降者受到人道的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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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几个月前，攻占太仓之后，戈登向朝廷移交了七名太平军首领，后者遭到了残酷的拷打和屠杀；他们被凌迟处死。这种野蛮的行刑激起了欧洲人的强烈反感，甚至上海英军的司令官布朗将军明确地向李鸿章表示，如果此类事情再次发生，所有英国军官都将从朝廷军队中撤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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