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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年后，当中国和俄国有可能爆发战争的时候，李鸿章毫不犹豫地同意了赫德提出的建议：寻求戈登将军的帮助。在戈登给中国政府提交的建议里，很无情地点到了中国的软弱性。从另一方面看，这个建议也有利于阻止他们之间的敌意继续发展下去。建议没有让李鸿章信服，也没有阻止得了他去做有利可图的蠢事，就是把钱胡乱花在军舰和武器上；但戈登的建议恰好和李鸿章向皇帝提出的和解之策不谋而合，这个计策与左宗棠和醇亲王的主战派相对；而且，这个建议还有助于李鸿章用自己的观点劝服皇太后以达到自己的目的，确保免去崇厚已经宣判的死罪，后者在圣彼得堡的谈判中因将固尔扎割让给了俄国而被判了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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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登这次留给李鸿章的备忘录直率地强调了中国军事面临的财政困境，这个观点显然与他不愉快的经历有关，如果换了一个比李鸿章气量小的人，也许会疑心作者是不是要和他翻旧账。但李鸿章不是小心眼的人，而且他太熟悉戈登了，知道他的话是大公无私的真心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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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登对李鸿章产生了影响，这不仅让他信任欧洲人的军事力量，而且毫无疑问的是，这也引导他开始对西方人进行重新认识。在这个意义上，暂且不说“中国人戈登”打下的胜仗为李鸿章的事业打下了成功的基础，他的影响让李鸿章在形成许多正确看法时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而这些看法为李鸿章后来制定中国的对外政策提供了灵感。是的，这种影响和他对欧洲人道德的极高评价在后来岁月里慢慢减弱了，这是他和各种各样的外交官与金融家接触的结果，以至他晚年的时候（尤其是1900年八国联军犯下滔天大罪后），谈到欧洲人与基督教时总是带有痛苦的幻灭情绪。但是戈登已向他展示了西方文明的精神力量，这让这位儒学家深信不疑，戈登的启示在李鸿章后来的岁月里留下了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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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太平天国运动的结束（1864年），出任江苏巡抚的李鸿章可以说是已经以外交家、政治家和行政官员的身份开创了他的事业。从这个时期到1870年间，在他成为直隶总督之前，他仍然负责指挥军事作战，镇压捻军和回民的造反；但此时他已经是一名大官了，从此以后他手中的笔要比一直握在手中的剑更加强劲，更加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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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7年李鸿章成为了湖广总督，翌年出任南洋通商大臣，在后面这个职位上，他与欧洲官员和商人的接触范围和重要性得到了迅速扩大。在指挥作战和赴任新职位的空隙里，他时不时地回安徽老家探望母亲，找一些空余的时光来培养家庭习惯和品德。因此在1868年于武昌接任总督之前，他在安徽住了3个月。在他的结发妻子死在太平军手上后，他又成婚了。在这个时候，老天爷，或者说是父母的智慧为他挑选有了一个性格出众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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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李鸿章的所有记载上都清楚地说道，他的达观态度、克己哲学、逆境中的坚韧以及自由主义观点在很大程度上都要归因于他的母亲和第二任妻子。他对这两个女人完全是忠诚的；他的孝顺在世人眼里的确光辉熠熠，尤其是在他母亲的葬礼上，他在都察院的敌人都不止一次地以此作为例证来指责他强烈的虚荣心和来路不正的钱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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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0年李鸿章率兵去陕西镇压叛乱之后（此后他便接任了直隶总督之位），就再也没有与生前的母亲见过面。他的母亲在1882年春天在李鸿章的兄弟、担任湖广总督的李瀚章的官邸里去世。李鸿章遵照传统滔滔不绝地表达了他的悲痛之情，并以不惜一切代价的态度完成了这个儒家丧礼的愿望，这个愿望要求他离开公职守丧27个月。他向皇上递交了卸任奏折，这被文人学士们视为效法的楷模。其中的几篇奏折已经印在英文作品中；但其中有一篇非常值得再次抄录，不仅是因为它使这位总督文学作品中的典范，而且还由于它记载了某些事实，而这些事实关系到对他生平的研究。这篇文章刊载于1882年5月16日的《京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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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近日接到家信说母亲抱恙，上奏希望能获假回家看望。他说母亲（其娘家姓也为李）在出任湖广总督的兄弟李瀚章的官邸里已经住了十年有余。她今年高寿83岁，身体一直很硬朗。但去年冬天得了痢疾，虽然医生医好了一些，但夜间仍有发烧迹象。春天的时候情况出现了一些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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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前，李鸿章曾让长子李经方代为照顾母亲，此后便来信说母亲还是咳嗽不止，难以吸收足够的营养。母亲年老了身子越发衰弱，加上长久不见李鸿章病情更加严重。当这个消息传到李鸿章耳中后，他显得万分焦虑，寝食难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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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870年春当李鸿章率兵前往陕西起，他就未能和母亲见上一面。官员为朝廷效命多年而顾不上料理双亲的情况十分常见。现在他母亲的病痛越发严重，李鸿章倍感焦灼，日夜辗转不安。因此李鸿章诚恳地向皇帝表明，是否能让他获假探亲。他希望如愿以偿得到批准，立刻扬帆启程行至武昌，拜见母亲直到看到她康复为止，才能满足自己对母亲的爱（如同乌鸦反哺一般）。若得皇上慷慨允许，他将会感激不尽。如果他获假成功，且母亲看到久久未归的儿子能够回家探望必定会恢复健康。若是如此，他便速速回到工作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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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上的这些责任至关重要，包括对北洋海防的指导、中外交涉事件的管理以及地方事务的处理，因此李鸿章希望能有一个官职相当的人做他的代理总督，以防各类事务受到拖延和干扰。他怀着无法形容的苦恼和忧惧递交了这份呈请，很快它被交到了皇帝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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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没有对他在天津所负责任的重要性做出一番夸赞之词。朝鲜问题和日本在朝鲜方面的诉求让中国政府感到了严重的不安，与法国发生的新纠纷的阴云又飘在越南的上空。李鸿章还没来得及出发去伺候母亲以尽孝道，这个老夫人就在武昌去世了，因此皇帝有了足够的理由拒绝批准他回家侍奉母亲的请求。他为了国家利益而压制了个人的悲哀。1882年的秋天，他获得了为期两个月的假期，因此可以回家处理母亲的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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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母亲的葬礼仪式包含了隆重而壮观的祭奠过程，这不仅说明了李鸿章遵守正统思想和孝顺之道，还展现了他的家族在过去的20年里获得的财富和权势。在他母亲的坟前汇聚了一大批祖先崇拜者：他的兄弟总督李瀚章、两个弟弟以及20个孙子和8个重孙。接下来，老夫人的牌位以十分虔诚的仪式供奉在李家的祠堂里，这一仪式非常复杂而隆重，一大批的达官贵人们都在场观礼，大家心怀诚挚的敬意，因为这位母亲培育了两名总督儿子，值得称赞。《回忆录》的作者断言李鸿章在他访问德国的第七天记下了下面的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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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闭门谢客，不见任何来访者，因为我一直都在思念着已上天堂的母亲，她就是在14年前的今日去世的。我生活中遇到的一切，包括磨难和悲伤，无论高兴还是自豪，我都忘不掉天上的母亲，不管过去还是现在，她都在我的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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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先于我母亲去世多年。他的坟墓壮观却空寂。母亲千百次地祈求神灵，希望父亲的在天之灵能让她快乐地和他在天上见面。她绝对没有自杀的意思。很多没有见识，当然也有许多有知识的父母都认为这样做伟大又光荣。但如果母亲自杀，父亲绝对不认为他深爱的妻子是对的，也不会让先走一步的他感到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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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生中最苦的事情莫过于母亲的过世，我希望能够为她守孝一年，但皇上和俄国已经开始谈判有关朝鲜地位的问题，所以我只好和总督衙门保持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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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收到一封莫尔托克先生的来信，是宋将毛奇之送来的。我打算明天再读。今晚我必须读书，多花几个钟头读书，读哲人的思想，以此纪念我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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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虚构性的《回忆录》非常有趣，因为它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正确的概念，即正统的儒学家是怎样表达孝道的基本信条的。在这里很难说清楚他的正统行为有多么诚挚的情感，也很难说他在多大程度上是为了教育后代才摆出的姿态。那些熟悉他的人一定不会怀疑他对母亲（以及他对家里的其他人）怀有的真挚感情；但他特殊的气质让他很难控制自己不把对亲友的感情变成为政治和文学服务的工具。李鸿章把他在波茨坦珍贵的五小时的休息时间拿来阅读《孟子》，以纪念母亲，是十分符合经典传统的做法，但这未必全然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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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事繁忙后的空余时间里，李鸿章骨子里是个爱家的男人。哪怕在他获得财富和盛名之后，他的家庭生活也不是没有烦恼，因为第二任妻子婚后好几年都没有生育。曾有一段日子她的健康状态不是很好，到了1879年身体完全垮掉了，在他人的劝说下李鸿章就请来了一位英国女医生，后者由天津伦敦教会的麦肯齐医生协助。妻子的疾病得到了有效救治，李鸿章因此对欧洲的医学技术建立了坚定的信心。他指定麦肯齐和欧文两位医生为他和家里的男子进行常规的检查和护理，以此大胆地证明了自己的信心，欧文医生甚至在1896年陪同他去海外游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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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夫人康复后不久便做了母亲，这让总督特别高兴。之前为了延续香火，他已经做好了准备，所以过继了一个侄子，他是已故兄长李昭庆的儿子。这个养子名叫李经方，就是后来大家熟悉的李袭侯，曾担任过中国驻伦敦、东京的公使等其他职务。在清朝统治的时期，他在政治上因同情日本、反对俄国的外交纲领而为人所知。清朝灭亡后，在1911年至1912年革命的危险岁月中，他在大连寻求庇护隐退起来。他的一生在政治方面从未表现过非凡的精力和原创力。他对事物的处理很有养父精明的特点，但却没有养父的勇气和主动性。如果一般的报道说的是真话，那么他和李鸿章一样具有利欲熏心的嗜好，万事都非常小心，避免做出不利于李家，尤其是他自己本人的事情来。他肯定地预见了孙中山空想出的代表纲领和中国共和政府会失败，精准地算出了后者的军事专制和广泛的动乱必定失败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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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李鸿章的一生和他对中国历史的影响时，对他的下一代的性格和行为也应该加以注意，而且可以说他们和李鸿章的性格和行为一样重要——不对，是更加重要，因为李鸿章在很多方面影响着他的下一代人。但是也有人明确地反对像在本书这样的作品中对李经方、李经迈和李经述这些官员的官方记录和私生活进行批判性的分析。能够说的和必须要说的是，尽管这位大总督的后辈们在文学声誉或政治功绩方面无人能赶超李鸿章，但如同他们敛财和聚财的能力得到证明一样，这个家族的智慧在中国确是获得了很好的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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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当古老的大清帝国的命运在悬而未决的形势中瑟瑟发颤时，每件事情似乎都肯定地表明，由于没有做好适应不断变化的准备，它的家臣就应该接受惩罚。李鸿章的后人和所有中国高官的政治主张听起来就像是即将来临的暴风雨之前的鸟鸣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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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这个国家遭遇到新的令人可悲的威胁时，一个聪慧的爱国主义集体完全能够保护它，让它避免灾难，但是它的领导人（即维新派的“知识分子”和旧的政治体系里的官僚们一样惹人注目）却在为了地盘、钱财和权力而进行卑鄙的斗争。在这一点上，李家没有继承其中最有名的那个成员的洞察力和远见。李鸿章肯定地预见了国家由于职业政客们自私自利的眼眸和复辟君主政治的愚蠢的失败而面临的危险，并且努力采取行动进行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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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像当前的欧洲战争所造成的状况那样，中国的所有弱点都暴露了出来，中国在边境上得不到任何力量的防御，这是李鸿章外交资源和他消极的抵抗力所没法顾及的。事实上，无论是那些支持袁世凯称帝的人还是那些企图推翻他的人，都没有表现出建设性的政治才能，也没有任何制止党派斗争以便采取行动保护国家、对付外来侵略的努力。相反，外来侵略势力由于新旧中国政治家而受到鼓舞，他们利用此时的纷争和动乱以便摧毁这个国家民族独立的最后希望。政治家们行为背后的动机已经非常明显，都是些图谋私利的野心家和唯利是图的贪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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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一两个例外，李家自从革命以来，比起出谋划策保护国家，更加关心自身的前景。李家的成员似乎分成两类：一类对民国的共和纲领怀有正统保守派的仇视态度，另一类则因为对民族的忠心而反对袁世凯称帝的企图。譬如李鸿章的次子李经迈是清朝统治时期的一位杰出人物，无论在哪里他都既是资本家又是军火商人，尤其是在维也纳的时候。1911年他反对反清运动；然而他和弟弟李经述都对袁世凯怀有敌意。和李经方一样，他们可以称为正统主义者，因为他们反对未经战无不胜的武力而获取“天命”，建立任何本民族的王朝。但如同赫德爵士在1900年说的那样，在现状下着实是一件不太可能成功的事情。一个明显的可能性是在内部纷争之后，由外国人来统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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