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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李鸿章作为官员初次登台的情况，前一章已经记录了一些主要的事实。在没有官方文件证据的情况下（大多数文件被毁于1900年），有关他进入公共生活的准确时间和地点并不确定。但是，我们有理由驳回被英国作家普遍接受的说法，即他还是平民的时候就组织了一支镇压太平军的民兵，以此显示出的爱国之情。这是一个传奇，很可能这个传奇来自一个事实，即他把合肥藩库（1854-1855年间李鸿章在此任职）筹集的主要银两都上交给曾国藩用在军事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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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作为曾国藩幕僚的生涯也许不是始于记载中的1853年，而是1855年。虽然他后来得到了很快的晋升，但直到四年过后，曾国藩精心组织的机动部队在镇压太平军的战争中取得了不错的战果，李鸿章作为军事指挥官的名声大噪，知名度才不仅仅局限于当地。通常来说，他的军事功绩得到的回报便是文职上的晋升：他在1856年当上了道台，次年又当上了代理按察使。直到1860年，在他作为江苏巡抚与华尔、白齐文、戈登和上海的外国社区有接触后，才从官僚阶层中脱颖而出，并开始发挥那些最终带给他显赫荣耀和闻名全球的外交才能与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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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谈过有关戈登对李鸿章施加的影响，即戈登引导他了解了欧洲文明的道德方面，这种道德与他的伦理观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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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登对李鸿章产生过很大的影响。这种影响有多么强大，可以从他第一次出任总督（湖广总督，1867年）时，同年撰写的呈给皇帝的一份奏折的文字当中得到验证。这份文献不容我们质疑，他在那时所怀有的信念的真诚态度，这也将是他政治家身份的永久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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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皇帝颁发密诏，呼吁所有省级高官提供机密建议，以对付洋人在《天津条约》即将修订时的一切野心计谋。由于入侵的欧洲人所采取的军事和商业政策，京城已经意识到威胁大清帝国的新危险，但总理衙门和皇帝在各省的钦差大臣们都没有意识到，他们傲慢自负的优越感再也无法与中国最明显的孤立无援状态相配。有些人也许隐隐约约看出了这个事实，但即便如此，他们缺乏承认它的勇气。李鸿章当时是最年轻的总督（当时44岁），不仅认识到那种形势下的基本事实，而且还勇敢地面对这些事实。省略掉这份奏折中有关当时外交、商业和传教问题的一些篇幅，以下的选段值得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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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说自己有一些愚见，即跟洋人打交道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避免引起他们的轻视态度；一旦轻视之心被勾起，他们便会处处阻碍我们，即使是可行之事，他们也会百般阻挠，不让成行。如果他们对中国心怀敬意，那么凡事皆可协商处理；即便是难题也会通过妥协或契约得到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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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洋人并非是唯一受到这种感受影响的人群：凡是人类不分种族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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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说洋人奸诈狠毒，诡计多端：但中国人何尝不也是这样呢；或者说中国人的狠毒和诡计更加有过之而无不及？事实是，当前洋人势盛而国人气衰。洋人之强从何而来？这力量不是与生俱来的，全凭‘仓禀实而武备修，而民信于我’（《论语》）。中国之弱又作何解释？也非与生俱来，而是没有充分意识到上述真理的结果。外夷现状颇像中国未统一之前的状况，甚至更为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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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人来到中国，在多处开通商埠，将其货物运往各地。他们开通的商埠达到五处之多，个个都想将我中华财富占为己有。稍加思索便可知洋人冒险前来必有所依，方能无惧；他们所依之物无不可成为我中华所依之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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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若我们处于弱势，处于强势的他们分割我们的国土，抢走我们肥沃的土地，那么到这种危险境地时，我们必须拿出巨大的勇气去面对现实。但是对于这样一种情势，我们无需太过担忧，因为除去俄国外，那些国家离我们非常遥远，得到我们的领土对他们来说无异于自寻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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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外国的强大与我们中国人民的福祉密切相关，难道他们愿意把中国压榨得一干二净而不留点余地加以利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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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英国修订条约一事是当务之急。一旦此事处理好了，处理其他列强的条约就不会有难处了。唯一忧虑之处就是在下一年修订条约期间，他们是否会采取高压，用暴力强取特权。此事可以预知，一旦成真，便需要挑选得力之将去处理，如果不会发生此类事件，那么谈判便可着手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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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而言之，如果我们心怀复仇之计，意欲击败各国列强，则必须等到军队和供给成熟的时刻，那时候地方上也不再有造反和回民暴动，资金筹集不再困难，那么我们出手对付他们也就可以毫不犹豫了；如果情况不是这样，我们就可能卷入一场草率的战争中。即使各方面准备妥当，仍需万分小心，静心等待时机，直到士气大振。那个时候，不需战争便可以解决问题；即使需要开战，也是战无不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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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和洋人打交道多年，对他们的性格最为熟悉。他们在处理军务时的态度，就很好地证明了他们的率直性格。英国人戈登曾经出任过苏州总督，召集了三千名常胜军与叛乱者作战。此后在收复苏州的过程中，李鸿章曾亲眼见到他率领众人打前阵，其勇气和镇定实在可叹。之后他也得到了皇帝的奖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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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考虑，李鸿章建议皇帝最好采取与洋人交往的政策。似乎没有必要过于急切地处理这些事项，驻京的外国代表也不会强求快速解决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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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皇帝成年后采纳这个建议的话，许多灾难性事件便不会再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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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李鸿章巧妙地提出自己一生信奉的这个政策后，三年过去了，他接任曾国藩坐上了直隶总督的位子。在这个大清帝国最为重要的总督之位和京城的外交前哨上，他一直为朝廷服务了25年左右的时间，且从未中断过。他一个人持续待在一个职位上是不符合国家法典的，但皇太后本人就是法，她习惯了自己在这类事情上开先例。皇太后看人的眼光十分不错，这在李鸿章身上得到了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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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些妒忌李鸿章的人和主战派们对她加以指责，说她执行安抚政策，但是皇太后很快就凭经验知道，这些人之中没有哪一个像李鸿章一样在与欧洲人竞争的过程中可以为中国挽回“颜面”，也没有哪一个人像他一样可以在家门口与敌人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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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的内容我们会充分地考察李鸿章在与外国人的交往中所声称的原则和采取的方法。可是单纯地将以上原则和方法与李鸿章作为中国官员的地位的关系加以考虑的话，就会显露一个事实，即在他活动范围内，不论参与的什么事件，他都会坚持不懈地奉行着他在许多场合都公开宣称过的原则，这个原则不仅仅只在上述引用的那份奏折里出现过。他清楚这样行事会让自己受到他人的指责，说他受屈于洋人。他也经常因为这点被谴责为怯懦和叛国，也因为这个原因，他受到了御史的指责和弹劾，而张之洞和其他一些空泛的梦想家则对他的安抚政策冷嘲热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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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李鸿章本质上是倾向和平的，但非难他的人忽视了一个事实，即李鸿章和平的倾向是出于他对中国无力抵抗的完全准确的估计。他从不骄傲自大，而是十分睿智，所以选择弃战。同时他独自有系统地奋斗着，期望他的祖国像日本一样摆脱衰弱的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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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组织华北防御是李鸿章的目标（各个省自治会阻止了他目标的进一步推行），同时，在任何危险的争论中快速地与敌手达成统一，这至少是一种计策。如果李鸿章得到机会进行反驳，他可以指出批判他的人中没有人提出过更好的计策，事实上没有人提出过合理的策略。他也可以自豪地指出，由于他在自己的司法管辖区内严厉地阻止过对洋人的攻击，所以他比任何一个同一时期的总督都更有效地减少了欧洲列强对中国进行侵略的借口和机会。（1900年中国的各个阶层的人士都普遍认为要是李鸿章仍在天津，那么义和团运动绝不会持续发展进而蔓延到山东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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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李鸿章去世后朝廷为他建立了很多祠堂，赐给了他不少荣誉，而且袁世凯和正统的儒家官僚们在他过世后一直对他的名号怀有敬意。正所谓墙内开花墙外香，他由于行政和外交才能而得到的名声，在国外比在国内同胞中更为响亮。当一直寻求通向他衙门的道路的外国记者和游人在描述李鸿章武装和改革中国的计划时，很少忽略其中的规模和睿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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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李鸿章就从他与洋人打交道的过程中体会到了优秀媒体的价值。通过热心记者的帮助，他让全世界相信，中国的军事力量日益强大不是他的个人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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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与欧洲外交事务有联系的中国官员，尤其是在国外的中国使馆的人员一起宣称中国的快速“觉醒”是真实可信的；因此从1885年到1894年欧洲与美国对“黄祸”（美国人对中国人的蔑称，译者注）的假象恐惧加剧，最终达到了十分严重的境地。那时国外出版的有关中国的大量书籍中，很少不包含“武装的中国”、“巨人的觉醒”之类的章节。人们随便地引用德国皇帝与赫德爵士的观点（绝对不是完全公正的），来支持以上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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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预言家们一起加入合唱，把李鸿章歌颂为分配新世界的杰出构造师。我们有必要及时地考察一下李鸿章担任这样一个重大责任的资格是什么，他管理的20多年的海陆机构的结果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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