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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当京城里的宫廷权谋和各派势力重组时，李鸿章都不在场，所以利益受到了影响。与他关系亲密值得信任的伙伴、大太监李莲英此时还和他保持统一战线，私下联合俄国对付日本。但是满人与官僚中的保守分子组成一个阵营，维新派和官僚中的进步分子组成另一阵营，两个阵营间的敌意愈演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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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职业上说，李鸿章同情反动阵营，从李鸿章广博的智慧影响来说，他又倒向进步阵营，或者至少让他保持中立。所以尽管外界觉得惊讶，但那些熟悉此中门道的人一点也不奇怪，当李鸿章从国外回来时，皇帝的诏书罢免了他的官阶和头衔。对外宣称的罢免理由是李鸿章有一次觐见皇帝后没得到批准就走进了颐和园。这道诏书明显是让他知道敌人的数量和活动，也是让他意识到这个时候可以通过大把的银子让他的宫中朋友同情他，以便将来的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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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疑慷慨的金钱在需要的时候派上用处了，因为李鸿章常常痛苦地说到在他进京时总要花费一大笔银子。大笔银子给他带来了想要的效果，因为之后不久他又被恢复了官阶和头衔，且被任命至总理衙门——这是一次爱尔兰式的晋升，按普遍的说法在这件事上他花了39000两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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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李鸿章被任命为广州总督，从之后的事情来看这个任命相当有趣。此次受命和上任时的情形有助于我们判断他在去世前的一年中，主要的做事动机。当时的英国公使馆宣称把李鸿章从直隶省的位子上调走是英国外交的一个胜利，而对俄国来说却是一个挫败。但无论是外国办事处还是驻京公使馆都没有明智地预测到1898年至1900年之间所发生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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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被朝廷委派至广州一事，首先说明了尽管皇太后当时对端郡王和义和团的首领们深信不疑，但她还是李鸿章的保护人。这表明了李鸿章自己已经预见到一场即将到来的暴风雨，并希望早日离开风暴的中心。最后，这也说明京城的保守分子把李鸿章当成了一个强劲的对手。当义和团运动达到高潮时，将蛮夷赶到海里的想法在头脑发热的人看来是完全可取的，比如徐桐这个人就是如此。徐桐总是说如果不杀掉荣禄和李鸿章就不能取得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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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疑，李鸿章在慈禧太后明确表态支持端郡王的这种政策和行动前，就多次警告她，说这些人是不会成功的。但皇太后在希望和恐惧之间纠结不已，很难信任任何一方的忠告，也难以避免受到满汉种族敌视气氛的影响，这种气氛正是义和团运动后期的特征。李鸿章大胆向皇太后说明，她的愚蠢行为将会导致不可避免的后果；最终，他去了南方，脑海里始终坚守着一个想法，即很快就会有人要他出面调解，他会再次地受命，站在中国和统治者的无知、愚钝、傲慢所造成的后果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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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团声称他们拥有超自然的力量而且战无不胜，但这个神话被从天津来的外国联军的胜利进军破灭了，慈禧太后试图摆脱可恶洋人的期望也破灭了。她对端郡王、刚毅和他们的狂热追随者的担忧也不存在了；她立马又成了老佛爷，对许多意见谨慎处理起来；为了收拾不顾一切后果而造成的危险局面，她只好请李鸿章帮忙。在公使团得救的两个礼拜前，她下了一道敕令任命李鸿章恢复直隶总督的位子上，让他立即北上，声明“急需一名对外交事务熟悉的外交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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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年纪大了，遭受着病痛的折磨，而正是这种疾病在次年夺去了他的性命。然而他丝毫也没想过要拒绝慈禧给他的这个危险而不愉快的任务。对他来讲，无论是嘴上功夫还是投机，他都会忠于朝廷（一般以慈禧为代表）；在毕生事业中他都坚持不懈地奉行着这个原则，并把它作为学者和官员的首要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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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时候，李鸿章身体虚弱不堪，脾气也变得容易发怒，没法控制自己的冲动，对慈禧说“我告诉过你会这样”，同时他还能恢复旧职，挽回一些1896年丢掉的“面子”。他回复了慈禧太后的紧急谕旨，对朝廷的信任他表明了自己的感激之情；不过他还是禁不住想起那种愚昧的行为，他20多年在直隶总督的位子上曾经建立起来的管理机构，现在毁于一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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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对朝廷毫不动摇的忠诚是这个人最显著的特征之一，这在很多方面对他产生了影响。这种忠诚是建立在儒家思想上的忠诚，它本身有时也高于并独立于他对慈禧太后的个人奉献。比如他是一个极其正统的人，在1898年底的军事政变后，当慈禧太后企图废黜光绪皇帝，并计划把端郡王的儿子扶上帝位时，他反对慈禧这种个人的、不合法典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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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次危险的局面中，李鸿章大胆领头，并得到了两江总督的支持，一起以国策为由据理抵制慈禧的计划和行动。只要涉及朝廷方面的事务，李鸿章总是坚定的保守派，奉行先例和传统。只有一次在突发的危机中，他打破了传统违背了自己的良心：他和皇太后最亲密的关系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当时她的儿子同治皇帝死后（1875年），他奉命把淮军调到京城，协助慈禧打破继承皇位的常规方式，支持她把幼年的光绪送上宝座。这次行动他得到了慈禧的感激，但这也违反了合法继承的原则，所以受到了正统派的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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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不管如何违背了传统，李鸿章的行为并没有达到造反天子的程度。因此李鸿章靠着自身的能力成为了慈禧忠实的追随者，在大多数情况下听从她的吩咐。但身为一名官员，当慈禧太后企图给可怜的皇帝即她的外甥罗列罪状时，李鸿章坚决地表示了反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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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同代人的看法，还是基于东方特有的愤世嫉俗的方式，常常把他在这两次危机中的行为归因于他自私自利的远见。这种愤世嫉俗的看法在他1875年的行动过程中可以证明是合理的，因为当时李鸿章通过慈禧继续摄政以及在小皇帝登基后得到了他想要的东西。但我们有理由相信，他和这位女统治者一样，因为那次破坏儒家传统而做出的行为而感到懊悔内疚。1898年，李鸿章个人的既得利益仍旧是有赖于皇太后的支持，以及她身边的大太监的友情。而对于他的个人利益来说，他自然反对皇帝和广东的改革人士主张维新派掌权的政策。他和两江总督共同阻止皇帝被罢黜的行为，应该说是出于他对个人利益更为优先的一些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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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在李鸿章的一生里，他不止一次地心怀秘密篡位的野心，尤其是在太平天国时期。1863年戈登在一封写于中国的信中说到了这个谣言，但似乎没有进一步展开。1900年在俄国还没有表明其政治意图时，外国列强的代表们仍在天津不断地讨论着让满洲人继续掌权是否有利的问题，其中他们时常提到李鸿章的名字，把他作为执政者的候选人。然而，就像赫德爵士当时所关注到的情况那样，也正像中国最近的历史所清楚地表明的那样，把满洲人赶下台没有什么好处，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在中国没有一个人或一个家族拥有足够的影响力和权威，足以让其在统治国家时受到人民的满意和爱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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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的智慧告诉自己，中国现在最好的情况就是让这个王朝的宝座不受动摇，让它成为大清帝国社会制度完整的组成部分，成为国民崇拜祖先的基础。李鸿章清楚让自己的家族去建立一个王朝是不合适的。他支持满人掌权，既不是因为他爱戴满人，也不是因为他们是令人满意的执政者，只是因为他们已经在那个位子上存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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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的政策是正统的、经过深思熟虑的，混合了利弊和他对慈禧的忠诚。在这一点上，我们发现了一个有趣的地方，那就是在1901年，为了表明支持满洲人继续执政的正确性，李鸿章提出了自己的原因，这个原因和著名的儒学家梁启超在1912年用于反对袁世凯称帝及其建立中国朝代的理由非常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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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75年的政变中，李鸿章对慈禧太后的影响牢固地确立起来了。此后，他直接通过李莲英去影响慈禧太后，这让人们感到李鸿章是左右宫廷和政府各部门的支配力量。1884年，慈禧太后罢免了恭亲王在总理衙门的职务，并由庆亲王（官员中臭名昭著的商人）和皇帝的父亲，即醇亲王代替，出任有名无实的政府首领。这样一来，李鸿章权倾朝堂，特别在涉及外交事务方面更是第一把手。在这个时期，他开始意识到国家海陆军集权化的必要性，并在醇亲王的协助下，致力于把海军部门和其海滨防御从省级转向中央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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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年前，大约是太平天国年间，李鸿章就故意破坏了谢纳德·阿本思的舰队计划，不允许这支由外国人指挥和控制的新军队被京城当局使用，不允许它脱离省级当局的控制。现在作为直隶总督，受到了环境的影响，他渐渐意识到这种中央集权的好处，他通过明智的游说后，海军衙门在京城建立起来了，并由他在天津担任全权负责人。在所有这些事情上，李鸿章都是在得到慈禧太后的赞同和支持后才采取行动的。他很精明地猜想，这种中央集权制会得到慈禧的兴趣，只要这个计划具有可操作性。如果能在大沽入海口拥有一支威武的舰队，慈禧的大清帝国将会威信大增。但慈禧和他都没有意识到一个事实（或他们已经意识到了却忽略了），那就是军事力量的集权化是要在实施初步改革的财政中央集权化的基础上才能建立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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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年里，海军计划看起来前途远大，但在甲午中日战争中化为泡影；在这些年里，与官僚的财政思想密切相关的贪污腐败没有被暴露，在某种程度上还没有受到质疑。然而，李鸿章自己肯定是十分了解，中央集权化与保卫国家安全是没有任何希望的。他也清楚，户部用来制造舰队和加强防御的钱，长期以来一直按照慈禧的意思用于重修和装修颐和园了。他还知道，天津方面拨到的确实用于海军建设的银两，相当一部分被他贪婪的女婿张佩纶的手粘上了，更不用说有些进入了他自己的腰包。但是直到暴风雨来临，他那些在偷工减料中建造起来的伪劣的国防大厦轰然倒塌的时候，他或海军衙门的其他负责人都没有正式表明过如此会让国家损失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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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一次在崩溃发生后，1896年觐见太后时，李鸿章才斗胆提到了这件事情，他说如果一支海军被剥夺了经费，就既不能发挥作用，也不能装备精良。如果在财政事务方面李鸿章是清白的话，他会为自己辩护，把纸龙崩溃的原因归因于一些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但是他是同代人中的聪明人，宁愿选择圆滑的沉默，仰仗慈禧出自感激的保护和大太监的帮助，他在官场上游刃有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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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日谈判签订《马关条约》的时候，有人递上折子谴责李鸿章应为中国所受到的耻辱负责。其中有一份折子让李鸿章感觉异常恼怒，因为它坦率地提到了国家的财政情况。这是御史安维峻的折子，他表达的观点毫无疑问也是李鸿章的大多数批评者和同僚们想说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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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正地讲，除两江总督外，几乎每个中国高官都可以被同样的理由指责。在清朝的行政制度下，这种事情是不会在公开场合中对一个大人物提出来的，除非事情已经到了昭然若揭的地步，或者被谴责者已经到了无可救药的境地。在这种体制下，那个被谴责的人便是可以被合法逮捕的，但如果要洗刷财政污点，那个不走运的犯法人必须有足够多的财富，多到可以引诱高层从而不被弹劾。这些都是在紫禁城里悄无声息的交战中不成文的法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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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和这场游戏中的每个玩家一样，睁大了眼睛，等待机会，他从来没有忘记一个鼓鼓的腰包具有的保护性价值。安维峻的折子提到了李鸿章的腰包是如何鼓起来的，他的言辞十分坦白直率。李鸿章十分憎恨这种在公开场合中洗清官僚战袍的做法，因为这会结束他毕生的事业。但是作为中国官员贪污手段的大曝光，尤其是对李鸿章贪污手段的揭发，这份文件具有特殊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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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平日挟外洋以自重，今当倭贼犯顺，自恐寄顿倭国之私财，付之东流，其不欲战，固属隐情。及诏旨严切主战，一意主战，大拂李鸿章之心，于是倒行逆施，接济倭贼煤米军火，日夜望倭贼之来，以实其言。而于我军前敌绳饷火器，则故意勒扣之。有言宣战者，动遭阿斥，闻败则喜，闻胜则怒。淮军将领闻风希旨，未见贼踪，先行退避，偶遇贼影，即惊溃败。李鸿章之丧心病狂，九卿科道亦屡言之，臣不复赘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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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叶志超、卫汝贵，均以革职拿问之人藏匿天津。以节署为逋逃薮，人言啧啧，恐非无因。而于拿问之丁汝昌，竟敢代为乞恩，并谓美国人有雾气者，必须丁汝昌驾驭。此等怪诞不经之说，竟敢直陈于君父之前，是以朝廷为儿戏也。而枢臣中竟无人敢为争谕者。良由枢臣暮气已深，过劳则神昏，如在云雾之中。雾气之说，久而俱化，故不觉其非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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