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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经营的赚钱项目和投资的各种活动中，有很多的经营成果没有被完全透露过，因为中国人不知道索美赛特大厦，也不知道税务局局长，而且李鸿章非常谨慎，不会把他的鸡蛋都放进“华商”航运公司或“北京联合企业”这样引人注目的篮子里。一般的中国报道说他拥有巨大的财富，并且在房地产和当铺方面有很大的投资。那本《回忆录》在有关李鸿章的财政方面，提到了一些鲜为人知的情况。这是值得注意的，因为他的很多亲属（这些人至今仍然允许这些伪造的记录四处传播而不提出反抗）在某种程度上是李鸿章商业活动的受益者，他们熟悉他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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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好像小额放贷者，或说是小笔金额的借出者，一般都被大众看不起，那是因为他们正在榨取借钱人的血。当铺老板在本地不受欢迎，也是这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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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要说的是，许多人觉得我是中国大多数当铺的老板，显然是夸张了。我的兴趣主要是在几个省份建立的钱庄上。我并不认为从中赚钱是可耻的。此外，我还很乐于借出一些小钱，去帮助穷人，有时用他们的货物做抵押，有时他们的劳动做抵押，或者仅仅靠他们一句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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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在说我的什么美德，但是当一个人的名声受到诋毁时，保护它们肯定是他的权力和责任。所以我要说的是，尽管我已经从我的贷款中赚到了很多钱，但是我没有过分索取。如果我让所有向我借钱而又无力偿还的人把钱还给我，那么我早就是天下的首富了。再说，我从来没有用上天给我的财富去做什么坏事。我不买官位也不买封号。如果让我去买官位或者封号，我宁愿用刀削自己的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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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确实向各省放贷大笔的银两，甚至也向朝廷放过。但当朝廷成为我最大的债务者时，我的头衔也受到了损失，这也是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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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疑，李鸿章曾“借”了大笔银子给朝廷，但“朝廷”两个字在这里肯定不是指的政府机构，而是慈禧和大太监李莲英。同样的，皇太后在1894年从她的私人金库里“借给”李鸿章大笔的钱（估计为800万两白银），作为他对抗日本的赞助金——这是一笔迟到的良心钱，其中部分作为还款，填补之前颐和园从海军拨款中“榨取”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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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在管理公共事务时，李鸿章和他威严的女主子都无法放弃第一时间考虑自己的私人利益。所以李鸿章的敌手总是谴责说他在谈判中，涉及到的分割领土的条约时所采取的和解政策，其背后的动机就是希望避免战争，给自己带来私人利益，这一观点在某种程度上是说得通的。不管是在和平时期还是战争时期，为了国家的目的而经过他手的资金都一直不可避免地成了他自己的钱。对欧洲人来说，这样的事情似乎是不可能发生的，但对中国人来讲，这是典型的官僚财政，是被长期建立起来的传统认可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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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考察李鸿章作为海陆军管理者的能力时，在这个话题上我们还有更多的内容要谈。实际上，不可否认的是，他的个人利益妨碍了他的认识，甚至对国家最高利益产生了损害。翰林院的成员在1894年12月上奏了一份折子，里面指出李鸿章在日本的煤矿投资了数百万两的银子，而他的养子李经方（后来的驻日公使）在日本也有大量的投资。虽然这些陈述或许是被夸大的事实，甚至是无稽之谈，但它反映了李鸿章把公共事务与个人投资混合的关系受到了大众的怀疑和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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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是发展中国官办商业的先驱者，这种官办商业组织是以欧洲的联合股份公司为模型的，但它有自己的特色，即他创立的这些企业总是有着官方的目的，且是由官方经营的。这些企业受到这位强势总督的保护，既排斥洋人也排斥中国人的竞争，所以我们不用多花脑子都能想到这样的商业垄断会获得多少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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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最著名的企业是轮船招商局，它建立于1880年，其资金一部分由李鸿章自己提供，一部分来自大众的捐款。这个企业由李鸿章的支持者管理，在某些方面得到了外国专家的帮助，有美国人和英国人担任高级船员，所以变成了一头多产的奶牛，尽管大规模地挪用了款，却仍在很多年里赚取了巨大的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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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表面上是为公众利益提供服务，为轮船招商局取得了粮食运输和其他政府供给品的运输垄断权。以同样的手段，他得到了北京方面的支持，成功阻止“福尔摩沙”巡抚和其他中国航运业老板在长江贸易方面和他的汽轮竞争。关于这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从80年代早期开始，李家在祖籍安徽省的财富、权势得到了迅速增长，最终控制了这个非常重要的供给中心的大米贸易。接着1884年的时候，随着开平煤矿工作效率的提高，以及该矿和天津之间的铁路通车，李鸿章不仅为轮船提供便宜的燃料，而且还增加了官办商业的获利。他用同样的方式支持棉纺厂和丝织厂在上海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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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鸿章的许可和授权下，他的这些企业由他忠实的追随者盛宫保（即盛宣怀，以下同）经营，此人非常能干，却也臭名昭著，肆无忌惮。这些企业的生意在1895年前仍然是官方垄断，原因很简单，因为李鸿章作为北洋通商大臣，能够阻止与其竞争的欧洲公司进口机器。但是在盛宫保直接或间接的管理下明目张胆地进行腐败活动，所以企业的利益往往是看不见的。盛宫保是个身兼多职的实业家，多年来一直担任电报局和轮船招商局的经理，在上海充当李鸿章商业上的代理人和经济人，在这个职位上，他的贪污是全国甚至全世界都是有名的，所以他的亲密搭档都叫他“老狐狸”。在他灵活而势力极强的双手的操控下，一些铁路、矿山开始租借给欧洲的资本家，这样他便可以从中获利，却让中国面临长久的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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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94年李鸿章名誉尽失后，盛宫保熟练地见风使舵了。他主张的是国际化策略，更加关心金钱而不是手段，同时，金钱帮了他的大忙。他继续奉行李鸿章的原则和兴趣，和外国的特许权拥有者做生意，轮流与比利时人、法国人、俄国人和英国人密谋。盛宫保是李鸿章的追随者，正如李莲英和慈禧的关系一样，或者在更近一点的梁士诒和袁世凯的关系类似。在这种合作关系中，追随者的罪行不可能和主子的责任没有关系，所以盛宫保的许多恶名和李鸿章是有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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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7年以后，铁路建设的问题与欧洲列强对中国的政治期望紧紧联系在一起，这样一来，铁路修建对中国的自主企业非常有吸引力。此外，全国各省当局和士绅们提出的地方自治的要求让这个问题变得迅速复杂化起来。所以毫不奇怪的是，李鸿章在这方面的活动被限制在天津到山海关的建设上（在一段时期里，这条铁路有可能是全世界这类企业中最有利可图的），他对这个企业的财务表现出了热切的兴趣。对于其他铁路路线，他说自己坚决把铁路当成最好的工具，用于开发国家的经济资源。早在1889年，他就已经说服了皇太后，让她相信建设国家铁路是合理的。但他对铁路事业的兴趣超出了他自己的总督管辖权限，所以不足以让他全身心地去对付皇帝的顾问和反动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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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们还要考察一个敏感的问题，即李鸿章种植和贩卖鸦片的官方记录。在这个事情上，他和大多数的同僚相比，其作为不算坏也不算好。对于英国进行鸦片贸易的不道德行为，李鸿章利用他中国式的圆滑派头和雄辩加以解说，在这方面他很引人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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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压制鸦片贸易而采取的措施是不切实际的，而且常常令人生疑，因为那些赞同这些措施的人总是被迫把压制行为寄希望于中国官僚，而这些中国官员却从印度贸易的禁止令中看到了有利可图的远大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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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在1881年，我们可以看到李鸿章给禁止鸦片贸易协会的秘书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在西方世界广泛传播），他在信中写道，他希望该协会支持“中国努力摆脱鸦片奴役”的状况。他很不情愿地承认说，尽管法律和法令三番五次地禁止种植鸦片，但是罂粟仍然在中国的一些地方偷偷摸摸地种植。《泰晤士报》的记者G.E.莫里森博士在1894年的中国之旅中详细地描述了这种情况，他观察到从他离开湖北直到缅甸边境，他都能够看到罂粟。他还说中国最大的罂粟种植者就是李鸿章家族！李鸿章公开宣扬自己的德行但却在背地里大肆谋利，这完全是遵行了他所在的阶级的古老传统。李鸿章的养子李经方“爵士”在担任驻外大臣时，同样滔滔不绝地谈到了中国即将摆脱鸦片的祸害，但同时，罂粟在他安徽老家的院子里茂盛地生长着（他自称是为了“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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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精明的商人，李鸿章经营鸦片就像经营大米和是其他大宗商品一样。作为一个中国官员，他毫无疑问希望鸦片贸易被废除，但在反对鸦片方面，李鸿章既不是一个先驱，也是不独立的思想者。他只是一个中国官员，他的这些行为是受到阶级偏见和个人利益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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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全传 4. 担任外交官：与法国、日本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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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来考察一下李鸿章在外交领域的事业，考察他在三十年里处理国家对外关系时参与的各种外交活动——也就是说，这三十年是从1870年他在天津担任总督开始算起，一直到他1901年去世为止的。他获得的国际声望（我已经说过，他在国际上的名气远大于国内的名气）毫无疑问是由于他在外交方面的卓越成就超过了他在行政管理和军队组织方面的成就。在这三十年里，没有人能够比得上他，他是个不可或缺的人物、出类拔萃的文字斗士、通向北京外交大道的保卫者、中国的主要苦水倾倒者以及中国战败后，周期性地承受的苦痛和赔款的缓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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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一章里，我们谈到了李鸿章关于中国外交政策的那份著名的奏折，我们可以发现他在此后的生涯里对奏折中表明的基本原则都始终不变地坚守着。智慧让李鸿章明白必须采取小心谨慎的和解政策才能应对那些外来的物质力量，而这些力量在迄今为止的中国哲学中还从未梦想过，勇气让李鸿章坦然面对着这种必要性，而这一切都归因于李鸿章对慈禧太后有着明显的影响力，后者不断地给予他支持和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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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国内政策来说，李鸿章和慈禧一样，仍然忠实于几千年来一贯有效的治国原则和传统，因为这些治国之道有效地维护了专制君主政府和该民族传统的权威性。在对外政策方面，他努力寻找一条中庸之道，既能保留那些原则和传统，又能让中国快速适应迅速变化的环境。这就是李鸿章外交的主旨和不断受到鼓舞的灵感。虽然他的这些主旨受到了野心和贪婪的污染，但他在这方面的努力仍然毫无疑问是遵照自己的想法的，仍然是充满勇气和爱国之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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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不喜欢也不崇拜欧洲文明或西式文明。相反的是，所有有关生活和写作的记载都显现出，当他小心谨慎地建议和洋夷和解时，他自始至终都相信中国社会和政治传统在伦理上的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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