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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74年加尼尔远征之后，法国与安南国王签订了一个条约，1875年5月这个事情通过官方传达给中国政府，得到了恭亲王的正式承认且无抗议。安南国王的臣属如此脆弱，他本人又视野狭隘，直到1882他并不认为有必要和京城方面就这份条约做任何沟通。到了1882年，他已经弄清楚有名无实的国王和暴君有各自的优缺点，于是下决心向宗主国寻求帮助以期对抗法国的侵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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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74年的条约里，法国政府已经明确无误地表明了建立对安南的保护关系，中国人也朦朦胧胧地意识到这些条约和维护宗主国的古老地位是不能兼容的，而这种地位是安南的进贡使团到现在为止一直承认的。但是他们缺乏勇气也没有实力来承认这个问题，所以就让事态照着“等等看”的原则发展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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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法国一步一步的侵略，中国由于不采取行动而放弃了自己的权利。最后，河内要塞的沦陷（1882年4月）终于迫使中国采取了措施。于是中国方面派军队与非正规的“黑旗军队”合作，后者是一个地方部队，在河内发动过一些游击战，取得过一些胜利。之后的战争和谈判是十分拖沓的这里就不详述了，总之直到1885年4月才结束一切，和平才得以恢复。这方面的记述，中国历史方面的学者能够从科迪埃的书中得知，即《中国关系史》的第二卷（巴黎，1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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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事件中，李鸿章扮演的是引人注目的和事佬角色。确实在外交冲突的很多阶段里，他都大胆挺身而出，反对总理衙门和京城主战派的政策和做法，对敌人对朋友都很坦率地宣称他不赞成中国驻巴黎公使曾侯爵笨拙的强硬态度。但是，实践证明他的和平政策是明智的，有远见的，最后他的朋友和敌人也承认了这一点。如果他的政策没有受到总理衙门愚蠢的错误的影响，如果他于1884年5月和海军上校福禄诺签署的条约能生效的话，中国可以省下一亿两银子，而法国就会少打一场没有多少荣耀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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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2年年底的时候，李鸿章取得了一个初步的成功，他诱导了法国公使宝雷签订了一份协议（上海，12月20日）。根据这份协议，作为对中国部队撤军的补偿，法国保证正式承诺尊重安南的主权和领土。河内被一分为二，一方是法国势力，一方是中国范围。但是这个协议被法国政府方面拒绝了，宝雷本人也被召回。法国拒绝承认中国介入安南事务的权利，或者中国在河内行使宗主国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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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此事李鸿章的胜利更加值得注意，因为他知道宝雷也许已经猜到恭亲王和京城的主战派会拒绝这个协议，那样的话李鸿章的境地就会非常不堪，可没有想到的是法国公使自己陷入了尴尬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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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月以后，李鸿章从北京方面奉命通知法国代表，中国坚决不同意在附属国的事务中遭到忽略；安南国王的特使刚到达京城寻求保护；中国军队已经奉命重新进驻之前在河内的驻地；李鸿章本人要奔赴广州出任中国军队的指挥官。因此法国驻河内的公使立刻采取行动加强了法国在交趾的军事力量。事态看起来似乎是李鸿章被迫违背自己的心愿，为了军事敌对行动而放弃外交战场了。到了4月份，法国议会投票表决通过了提议，即给河内方面增拨550万法郎作为海军军费，德里古先生从日本东京调往京城，代替之前的宝雷公使，奉命“友好而坚定”地同中国政府交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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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里古先生于6月6日抵达上海，在那里会见了李鸿章，此时后者正假装前往广州接受军事指挥官的职位。李鸿章一度采取好战的姿态让人觉得很有意思，因为这种态度与他之前的态度是相反的。我们有理由相信，他去南方一事不过是“虚张声势”，目的就是利用京城的主战派吓唬一下法国政府。但他并没有往前行动，到了上海就停了下来。德里古先生在7月20日给法国政府的报告中这样写道：“我们坚定的态度足以让他在这里待上一个月，能阻止他前去接受南方省份的指挥官一职。”德里古先生建议政府在这个关键点上尽心尽力，封锁安南沿海，并增援部队去河内。此外，曾侯爵在巴黎密切配合京城的主战派采取措施，从一开始就动摇李鸿章的和解政策，他现在通知总理衙门，说法国议会和媒体都不愿意在远东地区发生一场真正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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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受到了都察院的攻击，被指责成叛国贼和懦夫。他们在李鸿章离开天津南下之前就要求总理衙门把谈判交给曾纪泽全权处理。然而法国7月份的时候仍在继续备战，曾纪泽因局势的恶化而震惊不已，总理衙门鉴于此便把李鸿章召了回来。9月，德里古先生在天津与他再次会面，在接下来的友好谈判的过程中，李鸿章让他想一想如今在总理衙门抱怨曾侯爵挑衅的态度。10月，法国封锁了安南沿海，并派出了增援军队，李鸿章拒绝为整个事件负责，并公开指责了曾纪泽的态度，要求总理衙门免除他在谈判中的职责。李鸿章很坦率地对德里古先生说：“总理衙门正处于一个危险的幻境。”这并没有妨碍他在这个时候劝说美国和其他列强为了中国利益而对法国的入侵行动进行干涉。真正的无所作为对他来说是办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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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3年11月16日，总理衙门向法国公使和所有涉及条约的驻京代表发去一份公告，内容涉及中国在安南事务中的地位问题。他们坦率地承认了中国军队在河内的状况，也提到了中国会用武力阻止法军在那里的进一步意图。在此可以看到李鸿章灵活的手腕，因为曾侯爵已经在巴黎反复通过官方渠道说明了河内没有中国部队。结果曾纪泽成了笑话，总理衙门被迫表示不认可曾纪泽的说法，于是李鸿章又重新开始控制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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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4年3月，中国政府从山西（越南河内西北部）和北宁的沦陷中发现了事态的严重性。4月，事实上担任了大清帝国24年宰相的恭亲王和他那些许多好战的同僚们，因为慈禧太后的一份诏书而被免了职。从那时开始，李鸿章的影响便高高在上了，求和的意见也渐渐占了上风，他重组国家陆军和海军防御的政策也得到了实施，而这些都是在慈禧太后和醇亲王的支持下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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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玩完了一场等待的游戏，在游戏中他获胜了，但他对法国的求和政策直到一年后才得到了实施。凭着忠实的亲信德璀琳先生的帮助，他在恭亲王下台的一个月后成功地与福禄诺签订了和平条约。这位海军军官以前曾与李鸿章、德璀琳建立过友好的关系，现在突然被法国政府任命为全权代表，负责处理正在进行的谈判中的所有问题，这实际上强调了李鸿章心里十分清楚一个事实，那就是法国非常不安，因为他们在远东的冒险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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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得到了太后的同意，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根据《李鸿章—福禄诺协议》，他同意把对越南的保护权让给法国，但取消了法国对赔款的要求。双方的问题似乎被这样的方案解决了，费利先生拍电报给李鸿章表示了衷心的祝贺，李鸿章也以同样友好的言辞做了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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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事情还没有完结。根据协议，中国军队要立即从越南北部撤军。然而在条约签署的四天后，总理衙门声称（不知是否有诈）除了双方停止敌对外没有明确地解决什么问题。5月17日，在和李鸿章会见中，福禄诺上校尽力劝他按照协议的精神，定下确切的日期，把中国军队从谅山和其他被占领的地区撤离。李鸿章很愿意做出承诺，但要求清政府最高决策者对清军下达明确的撤军命令却是另外一回事情。不过一个有关撤兵日期的协议已经被签署了下来，并得到了福禄诺上校和李鸿章的同意。根据条约中国军队将于6月6日撤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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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日，法国军事当局按照命令要求中国撤军。但是中国军队的指挥官完全拒绝了这个要求，因为他没有接到任何的撤军命令，李鸿章和总理衙门也没有下过这样的命令。我们要注意到，总理衙门不可能下达这样的命令，因为李鸿章和福禄诺签订的协议总理衙门一概不知，当谅山的中国指挥官急切地等待命令时，李鸿章认为最好不要给予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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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密吉先生的说法，李鸿章希望，甚至暗示，在不需要他亲自出面的情况下，战场上的中国军队可以自己来应付局面。这是李鸿章根据自己的需要和对外交的影响作出的很典型的安排。但是，对双方来说不幸的是，法国派去攻打谅山的军队力量太弱，而且又遇上了作战经验丰富的黑旗军，因此被击败了。于是敌对状态又开始了并这样持续了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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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指责福禄诺上校因为“误解”而导致重新开战，而总理衙门因为法国军队的溃败而倍感信心，决定让中国军队继续占领谅山和老街，直到前线所有问题得到商讨。在这个关键的时刻，赫德爵士在李鸿章小心谨慎的提议下前往上海，与新上任的法国公使巴德诺开始新一轮的谈判。这一做法背后的动机是想让巴德诺先生在上海与赫德，或者在天津与李鸿章进行半官方的预备会议，这样一来就能防止他直接到总理衙门吵架。换个说法，也就是为了防止让事情进一步恶化。但是巴德诺先生是不会上这个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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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政府明确地反对任何形式的宣战，其政策被秘定为“继续努力谈判，让两国在那儿不要卷入战争”。尽管有着这样的限定，福禄诺还是获准向中国政府发出了这样的通牒，即要求中国军队立即从越南北部撤退。就在两天前，总督衙门宽容地对通知法国公使团，说中国是不会坚持索要赔款的！实际上双方都在虚张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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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9日，中国政府任命南京总督与法国公使（还在上海）谈判，而京城便拖延了法国最后通牒中的期限。这是李鸿章的要求，这样他能够把“华商”的船只换上美国旗帜。同时，赫德驻伦敦的秘书在上司电报的指令下，在巴黎举行了半官方性质的谈判，而这个谈判实际上是一群顾问的聚会。脾气很大的老将军左宗棠（征服过喀什噶尔）在北京的出现让李鸿章在这一时期的活动中非常尴尬，因为左宗棠请求太后不要留心什么和谈政策，而是发动一场强大的战争，把法国人从西贡赶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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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现在只有强制的手段才能让总理衙门那些有着化石般脑袋的官僚信服。因此，法国人进一步轰炸了福州，摧毁了闽江里停泊的中国战舰，而且还封锁了台湾。在这个时候，李鸿章开始收获他在和解之地上种上的粮食了。在福州被轰炸后，费利先生拒绝让海军上将库贝特攻击旅顺，因为他担心这样做会给“我们的朋友李鸿章”带来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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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政府的态度有些犹豫，李鸿章正是巧妙地利用了这个态度，因为他知道皇太后因为战争巨大的花费而心里不安，战争会让她的金库倾家荡产。但他这样的想法只维持了一段时间，赫德爵士受令，通过海关驻伦敦的秘书和巴黎的费利先生进行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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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初的时候，法国政府很高兴地从赫德那里得知他得到了一份密令，被授权进行谈判，既不用通知李鸿章，也不用通知中国的驻外公使。赫德的做法非常过分，他要求不让李鸿章知道他的特殊任务。但是三天过后，李鸿章本人却正式通知法国驻天津的代表，说总理衙门已经命令让赫德全权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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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赫德和李鸿章从头到尾都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他们的意见非常一致，但两人都认为将谈判神秘化，让谈判人数增加会带来不利结果。这次，两人走运了。赫德的伦敦秘书J.D.坎贝尔在4月4日成功地和法国外交部达成了协议，同意终止敌对的状态。根据这个协议，双方同意立即在京城签订最后的条约，并且这个条约基本上是以1884年5月签订的《李鸿章—福禄诺协议》为基础的。在巴黎签约的一周前，法国和中国都知道法国军队在谅山被击败了。费利先生自然认为中国将不会承认巴黎的谈判，所以决定不向议会提到任何有关那些谈判，针对谅山失败后的暴风雨般的敌对批评，他宁可鞠躬弯腰，引咎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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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现在稳稳当当地掌握着大权，不管是胜还是败，他和皇太后都没有心思继续打仗。所以6月9日，他特地从京城赶到天津，与巴德诺先生签订了最后的合约。法国参议院对这次战争取得的结果表示满意，因为这次战争不仅保证了法国在越南的地位，而且法国基本上成了越南的保护国。但是中国既没有支付赔款也没有割让土地，还把一次军事胜利炫耀成决定性的战争，因此中国也对这个合约表示满意，因为它挽回了显贵们的颜面。对李鸿章来说，事实充分地证明他的政策和耐心是正确的，因为中法双方都承认他早在一年前就单独与法国签订的条款是合理的。一切问题解决后，他于6月23日给法国外交部长弗雷森先生写了一封信，趁机表达了他对巴德诺先生和天津的法国代表里斯特赫伯的深切敬意。这封信中有一段文章很典型地反映了李鸿章的外交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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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我的请求，您已经批准了里斯特赫伯返回法国。在提出这个请求的时候，我认为您如果要向他询问有关当下的事务，那么这可能对我们双方都有好处。为此我深表敬意。您的代表一定会向您解释我的愿望，那就是与贵国建立亲密的关系，并与您商讨今后双方能给彼此提供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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