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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鸿章—伊藤博文条约》签订后的几年后，中国不惜一切地保住了朝鲜宗主国的空洞头衔。1890年，从京城来的大清帝国使节团受到了朝鲜宫廷隆重的接待，接待的仪式符合藩属国应遵守的古老礼仪。（当时朝鲜仍为中国的藩属国）这些事件都是由于京城官僚们无可救药的傲慢和保守造成的，也是由于袁世凯偶尔不理智的行为造成的（当他在朝鲜宫廷的影响节节攀升时，他的自大也在扩张）。无论怎么样，这种做法让日本政府十分恼火，也让它增加了欲望，意图做出最后处置，加快准备侵略朝鲜的行动。产生危机的因素迅速增加，数以千计的日本移民和殖民者涌向了朝鲜。通过经济渗透，日本征服朝鲜的道路正在稳稳当当地铺设过程中，不幸的朝鲜人迅速沦为给外来侵略者砍柴挑水的地步。反抗的人越来越多，反抗的声音越来越高涨，这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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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人渗透朝鲜几年后，朝鲜人的地位十分危急，危急到足以引起1894年爆发的起义，这场起义并不是日本政府直接鼓动的结果。我们不妨这样说在朝鲜有日本间谍策划暴乱，鼓动造反，这就如同他们过去十年里不止一次地在中国做过的一样。然而，从1885年到1894年，由于每个到朝鲜的日本冒险者和殖民者都是真正意义上的密探，东京的日本政府完全可以等待那场无法避免的危机发生，（指朝鲜东学党起义）让日本用实际上的保护行为去取代中国人即将丧失的宗主国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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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危机发生的时候，京城的中国政府和往常一样只是发怒，但还是不关心问题的本质和中国面对的日本强大军事力量。李鸿章和通常一样，一门心思寻找一条摆脱困境的路径，以此维护中国“颜面”，同时躲避战争。一些作家和外交官们经常用权威的口吻说，李鸿章期待1894年的中日战争，甚至是他挑拨起了这场战争。对于那些仅看到事情表面的人，或者对那些没有看到李鸿章把大把金钱和精力投入到组建西方化的强有力的海军和国防线上的人来讲，刚才那番话是可信的。还有一些人，习惯性认为李鸿章和总理衙门一样好斗，这个结论也是自然的，因为他们听说总理衙门属下的一些外国专家和顾问赞同并支持这种好斗情绪。但是那些处于有利位置，可以得到第一手资料且知晓真相的少数人，尤其是赫德爵士、德璀琳先生和李鸿章的机要秘书毕德格先生——他们都知道，当李鸿章不得不执行朝廷的指令时，他都会在自己的权力范围内极力阻止总理衙门里那些年近古稀之人的空洞勇气并提出警告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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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笔者在赫德爵士手下负责机要事务，在工作中有机会看到大量的文献以证明李鸿章的谨慎态度与和解的愿望。根据这些证据，我们不能不说，战争不是他的目标，而是强加到他身上的，一部分是由于日本的扩张政策，还有一部分是由于京城的主战派（即皇帝的党派）的愚蠢行为。不幸的是，这些文献证据都荡然无存了。刚才提到的赫德爵士在京城的档案以及德璀琳先生在天津的所有私人文件都在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中被烧毁了；毕德格先生小心地保管着的日记在1901年李鸿章去世的那天也神秘失踪了。但是撇开这些文件不说，只要仔细研究李鸿章处理日本事务的政策，就会发现他在对抗强国的战争中所得之物是非常之少的，而损失却是巨大的。他心里明白，要是冒着风险和一个武装精良、战备充分的强国打仗，结果是显而易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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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问题上，就和其他事情一样，英国人把李鸿章当作外交家的看法是不公允的。毫无疑问，这主要是因为李鸿章认识到了日本对朝鲜的威胁，使得他不得不向俄国寻求帮助。这样一来他就接受了一个强国的帮助，而俄国当时在中国是受到怀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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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890年开始，英国外交官和商人们开始把李鸿章和他那个阴谋家心腹盛宫保当成支持法国、俄国在中国势力扩张的帮凶，这个观点实际上并没考虑到当时中国在朝鲜和满洲要面对的困难和危险。克劳德·麦克唐纳爵士公开说自己并不喜欢李鸿章，这完全代表了在上海和香港的英国人的观点。如果我们只是考虑作为俄国1898年前进政策的结果，在权力斗争中对铁路和银行方面的野心达到顶点，那么刚才的观点是合理的，尽管没什么远见。但是英国的公众舆论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李鸿章在向俄国求援时，只是奉行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一贯作法，若是因为他对俄的政策而谴责他，这就是不公允的。范伦坦·吉尔乐爵士在1896年的京城给《泰晤士报》写了这样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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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说李鸿章急于躲避战争，而中国政府坚持主张对日宣战，那么很难从中看出这两种说法的一致性，尤其他的态度和驻朝鲜代表（袁世凯）的政策是矛盾的。的确，李鸿章的整个军事目的是为了某天能对日本这个暴发户加以惩治，对他来讲，种族那种根深蒂固的自豪感让他无法掩饰心中的轻蔑。尽管在备战方面他做得没有日本人好，但他从没有改变过自己的精神和意图。中国人都相信她的铁甲和军队是战无不胜的。但是也许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他自己的衙门是多么的贪婪，多么的无知，这让他的军队发挥不了任何作用，只是做一些他很乐意指挥的宏伟壮观的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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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尔乐爵士的看法，毫无疑问是代表了那个时期英国公使团的观点。但是从李鸿章前前后后的政策来看，我们有理由肯定地说，李鸿章所有的陆军和海军方面的筹备都是防卫工作，而非为了进攻。他自己也很清楚自己的弱点以及背后根深蒂固的原因。密吉先生对李鸿章的生涯做了一个很好的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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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知道，由于蹩脚的武器、平庸的才智和混乱不一的意见，中国拥有的海军和陆军力量只是一朵外来的不会扎根的花朵，一阵大风便会将它吹得无影踪。此外他还知道若是和日本交战，整个负担便会落到他的肩上。所以他费尽心思反对任何有可能造成与敌人开战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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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连中国应朝鲜国王的一再请求，派遣一支小规模的远征军的做法，李鸿章也是反对的。他的警告被朝廷忽略了，此时他只能面对不可避免的事实，尽力安排最好的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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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重要的紧急关头，慈禧太后的意见和李鸿章基本是一样的；但与外交事务比起来，她更加关心的是国内的问题，在这件事情上，她让年轻的皇帝拿主意，而向皇帝进言的大臣们都主张向“倭寇”宣战。这时，太后党和皇帝党这两派势力正在宫里酝酿斗争，并且于1898年的军事政变中达到了高潮。大体上说，李鸿章是太后的人，于是皇帝党在总理衙门和宫里采取嘲笑他的策略，谴责他是不爱国的懦夫。这样，李鸿章便被迫卷入到灾难性的战争中，而他之前曾为逃过这一战而高兴；当战败成为无法挽回的事实时，他感到慰藉的是他已经预见了这一点，他已经了解了俄国的意图，让俄国人阻止日本对中国领土的侵略是最后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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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战争过后，海军和陆军的作战表现把中国降低到长期落后的位置，关于这一点我们在适当的时候还要展开说明。现在我们只谈李鸿章的外交，而正是这个阶段当他的名声被败坏时，他在外交方面显示出的勇气和机智却令人敬佩。他的部队在纪律严明的敌军面前节节溃败，他那过分吹嘘的舰队在一个德国军官的指挥下进入黄海作战。整个装模作样、宏伟壮观的防御系统轰然倒塌——中国在海、陆两个战场上被彻底打败；但是李鸿章仍然毫无畏惧，精力不减，他对国际事务敏锐的眼光和认识让中国暂时免受了彻底的羞辱和肢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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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李鸿章早就预见了俄国和日本在朝鲜会发生不可避免的战争；在他的建议下，京城方面从1894年后对俄国的态度也是小小谨慎、礼貌有佳。在失败的痛苦中，他还遭受着朝廷中敌手的羞辱，难怪他不惜代价让俄国将来为他报仇。他此后与俄国的关系不是一时冲动的结果，而是他长期以来认真策划的防御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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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城的清政府和整个世界刚刚意识到中国已经完全崩溃并开始考虑由此产生的后果时，李鸿章的对手们便一致地展开对他的攻击。在御史安维峻的带头下，一批翰林院的学者们给皇帝呈上了一篇很长的奏折，猛烈地抨击并要求弹劾这位总督。这些人把李鸿章描述成一个无能、傲慢、不讲道德的官员，将他的所作所为说成是对国家利益的危害行为，所以他的名字被认为给中国人抹了黑。下面就是这些御史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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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如大家知道的那样，李鸿章把几百万两白银投在了日本的煤矿上，他的儿子已经在日本建成了三座商馆，金钱的利益已经让他心智昏迷，以至于日本人为所欲为，中国战败的消息让他兴高采烈，而中国战胜会让他万分沮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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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官员强烈要求在战败这件事情上采用个人负责的原则，因为李鸿章长期把持最高权力，这让皇太后不得不重视这些议论。这场战争实际上以威海卫于1895年2月的沦陷而告终。几个月后，李鸿章被剥夺了黄马褂和其他的荣誉，这说明朝廷对大清帝国军队的失败很愤怒；但李鸿章还在官场任职，慈禧太后并没有让他彻底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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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894年11月，根据李鸿章和恭亲王（10月份重新任命为高官）的建议，德璀琳先生被委派到东京去执行一项和平使命。但李鸿章受到了严厉批评，因为他派了一位级别较低的外国人而不是一个受命于大清帝国的大使，批评者将他的行为归结为他对“倭寇”的蔑视；但对他这种行为的真正解释比人们一般猜测的还要复杂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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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让德璀琳来执行这个任务的主张最初是德国人的主意，李鸿章只是顺了这个想法，因为他很清楚其中的目的和作用。这是李鸿章的第一步策略，这个策略便是与德国、法国和俄国采取的联合行动，以期夺取日本的战果。这个计划的提出者是德国人冯·勃兰特先生，此人担任过18年的德国驻华大使，并于1883年离华。当这位能干的外交官在京城居住时，他已和李鸿章建立了友好的关系，虽然他已经不再担任职务，但李鸿章并没有随之结束这种友好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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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自己非常赏识冯·勃兰特，喜欢他对人对事的广泛经验。在固尔扎争议期间，勃兰特先生赢得了李鸿章的好感，因为他对中国和俄国都提出了明智的建议。他曾在圣彼得堡为俄国服务多年，所以在李鸿章和俄国交涉时，完全能提出很好的辩论路数和忠告。后来他对俄国的了解让他能够给德国政府解读日本的对华政策，使得德国政府对俄国人的目标逐渐表示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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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海海战（1894年9月）以后，在李鸿章的建议之下，中国政府请求勃兰特先生担任一项特殊使命，即作为中国的特使，给各个列强说明中国当今的局势，并请它们进行干预。勃兰特先生小心翼翼地谢绝了这个任命，但他自荐为中国政府驻柏林的机要顾问和通讯员。中国政府接受了这个建议，于是他以特有的经历和能力让德国舆论支持中国反对日本。负责这项任务需要技巧，要让德国皇帝和许多德国高官改变之前怀疑俄国、同情日本的心理；完成这个任务也要求他十分熟悉新闻行业，并能够对媒体产生影响。勃兰特先生正好具备了这两点素质。他撰写和编辑的有关远东局势的文章在英法两国反复印发；他的宣传渐渐让德国的大企业（包括克虏伯公司）的领导人扭转了思想，让他们相信，支持日本就等于骑上一匹拙劣的马。他的行动干预了英国的贸易观点，让德国和法国走到了一起，联手支持俄国阻止日本对中国领土的侵占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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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3日，日本进入了满洲地区，并进一步威胁了旅顺港，中国请求列强们给予帮助，但它们建议首先要努力的与日本直接达成协议。中国政府接受了这个建议（勃兰特先生当然是参与者），所以德璀琳先生的使命便确定了下来。在派遣这个任务时，李鸿章给伊藤博文伯爵写了一封私信，请求他接见德璀琳先生，说“他能够传达并说明我的意见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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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鸿章—福禄诺条约》的签订中，读者应该注意到李鸿章的外交政策是宁可选择间接的，也不要直接的接触手段，并且强调平等的价值。但在这件事情上，德璀琳先生被匆匆安排的这个使命的目的，主要是要让李鸿章（背后有慈禧太后和主和派）有充足时间和手段，以期思索如何度过这次难关，因为他清楚，当旅顺港沦陷的时候，这场暴风雨就会降临京城。皇帝的诏书任命李鸿章为德璀琳和朝廷之间的联络人，只要这个使命仍在，李鸿章的位子就会安稳；如果使命不在了，旅顺港的沦陷很可能让他的事业突然终结。德璀琳的使命便是李鸿章为了躲避这场灾难所筹备的第一个策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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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新闻界一直把这个使命描述为有预谋的侮辱。德璀琳先生受到了粗鲁的接待，德国的国旗也没得到日本人的尊重。这一切李鸿章早就有所预料，这也是有利于他的目的。下一步计划也是李总督设计好的，即让美国从中调停，然后让美国驻京城的大使田夏礼上校说服恭亲王找回德璀琳。这自然而然会在德国引发一场支持中国的活动，这个活动正好可以被勃兰特先生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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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份，美国人调停的结果是，第二批中国使团在张荫恒的带领下被派遣到东京。这个使团得到了在中国和日本的美国外交机构和慈善机构的支持，但是日本政府认为这个使团不够资格，所以拒绝了谈判。所有这些失败的结果让外国增加了对中国的同情心，并为俄国决定干涉的政策赢得了时间。在德国的影响下，欧洲逐步形成了一致的阵营；之后克虏伯先生赠送给李鸿章自己的一副肖像，以此纪念这一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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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2月19日，根据皇帝的诏书，李鸿章把天津总督衙门的职位交接给了王文韶，并回京请训。皇帝非常冷淡地接见了他，同时下令让各省的最高官员就缔结合约的事情向朝廷上书；大部分的回复都赞同与日本达成协议，但前提是不得割让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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