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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的观点得到了御史们几乎是异口同声的赞成，他们谴责李鸿章的让步政策是故意为之，是一种贪财的叛国行径。曾有一段时间，李鸿章的处境非常不佳，甚至十分危险；但事情的进展说明了这此事件和其他任何时候一样，在京城里他是唯一一个能认清国际局势的人，并能够利用紧迫的国际向势达到他认为对中国有利的目标。他清楚并能充分利用的是英法两国都急着（各自为了不同的原因）劝阻俄国在远东实行军事冒险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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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知道，虽然俄国在中国水域能够炫耀其海军实力，但圣彼得堡的主战派是好不容易才说服俄国发动亚洲战争的。所以李鸿章对“吠犬”的争吵声毫不理会，仍采用他明白的外交方式进行辩论，最终崇厚免去了死罪，他也完全脱离了京城的困境，并对《里瓦几亚条约》作出了令人满意的修订。和往常一样，他几乎是单打独斗地获得了这些战果，因为他能让信息闭塞却又精明的皇太后相信，主战派的计划是没法结束灾难的，（在此有必要离一下题。请读者注意，如果不是日本在1894年坚定地发动战争，李鸿章无疑会以他同年主张的同一个政策获得几乎一样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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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一方面劝诱俄国人同意修订《里瓦几亚条约》，另一方面又要在总理衙门制造一种和解的氛围，他必须公平地对两边都好言相劝，同时又要施加压力。法国和英国公使愿意和总理衙门接触，催促其免除崇厚的死罪；因此，在圣彼得堡的曾侯爵奉命通知俄国政府，说事情已经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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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急着了结这些事情，所以用自己的名义给曾纪泽发了份电报，劝说他在修订条约时不要在细节上纠缠不清；他知道但却忽略了一个事实，即兵部尚书正从京城给曾纪泽拍电报，但他说的意思和李鸿章的意思恰好相反。俄国政府对总理衙门有关崇厚一事所作的让步感到满意，所以在劝说之下，俄国同意进行进一步的谈判。由于东西伯利亚总督庄重地宣称，在战场中如果没有增援部队，他将无法抵抗左宗棠的军队，所以谈判进行得非常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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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想起了戈登有关中国军事力量的看法和他在世界范围享有的威望，于是产生了一个想法，即请这个著名的游侠骑士速速来京，关于打仗还是讲和的问题希望他给出意见，接着让赫德爵士去谨慎实施计划。当时戈登特别繁忙，正准备去印度和桑给巴尔去实施他所幻想的风车。但是当他一接到请求后就赶往了中国，还没到目的地就已经想好了解决方案。在他到达上海之前，京城和全世界都知道他会劝说政府花一切代价进行和谈工作，并知道他会说李鸿章在现代化军备中花费了太多的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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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鸿章的引导下，总理衙门原来以为戈登会接管军队的指挥权，率领部队去攻打俄国；所以当他们知道戈登在上海新闻界发表观点时，他们感到非常懊悔。戈登的建议没有被采纳，赫德爵士给他发了一份电报（他没有理睬），劝他不要进京。后来戈登进京了，和李鸿章、恭亲王等其他大臣进行了一次次的见面，然后直接返回了英国。他提出的意见尽管不合主战派的胃口，但毫无疑问是有点作用的，因为让他们变得不那么好斗了；同时，他的意见也给主战派们提供了一个反对李鸿章的新武器，因为戈登宣布李鸿章用西洋方法操练的军队和舰队是没有办法让中国免于羞辱的。但是李鸿章已经达到了自己的目的，所以保留了自己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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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瓦几亚条约》的谈判重新开始了，曾纪泽在圣彼得堡签订了新的协议，最后中国挽回了颜面，俄国归还了谈判中的大部分领土。根据新条约（1881年2月12日签订），特克斯河谷和木扎尔特山口还归属于中国，双方在谈判中都没有强调俄国保留了对这些战略要地的所有权。在外交上，中国获得了一次巨大的成功，李鸿章从这场斗争中脱颖而出，官帽上插上了新的很漂亮的孔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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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主战派远远没有被击垮，其带头人也无论如何没有因修订过的条约而高兴。他们暂时被迫接受了慈祥太后赞同的解决方案，但也有左宗棠的支持者中的激烈分子公开表示了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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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在1881年2月底返回了京城，马上在总理衙门抨击了这个条约，他采用的言辞其中的本质和20年后义和团的支持者所采用的非常相似。左宗棠对李鸿章流露出的西方思想和和解政策表现出明显的鄙视；他完全相信中国利用人数上的优势能够击败俄国或者其他的欧洲国家。他把这个新条约说成懦弱的协议，建议朝廷一劳永逸地赶走可恶的蛮夷，因为他们的出现给大清帝国带来了严重的困难和危险。但下一个20年的历史注定会证明，1901年，中国官僚深受这种愚昧无知和民族自大的影响，一系列的灾难和屈辱会让大清帝国支离破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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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是一群瞎子中的独眼人，他没完没了的任务就是和这种无知和自大作斗争。但是，他对固尔扎事件的成功解决获得了慈禧的赏识，后者再也没有倾向于左宗棠的猛烈抨击。1881年11月，李鸿章一箭双雕：他把对手刘坤一从南京总督的位子上拉了下来，还通过把左宗棠放到这个重要的位子上与他巧妙地握手言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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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尔扎事件结束了10年后，沙皇皇储尼古拉斯二世（即现在的沙皇）在游历了印度、中国和日本之后，开始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下令修建贯穿西伯利亚的铁路。中国政府仍然坚守着自大的传统，所以没有在恰当的时候约束这个未来的沙皇。而张之洞，这位武昌的总督，竟然愚蠢到粗鲁无礼地对待了这位俄国未来的皇帝。但是俄国没有公开表示仇恨，没有向京城提出抗议，也没有把中国与日本接待沙皇继承人的态度进行令人反感的比较。这条铁路大干线很快就让中国的满洲受到俄国的控制，它的建造是一个不祥之兆，或许对任何一个有眼睛看、有耳朵听的政府来说，它传递了一个警报，虽然俄国温顺地接受了冷落和无礼，但是总理衙门不仅没有眼睛也没有耳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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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李鸿章来说，日本在朝鲜的侵略政策对毫无防御的中国的威胁，比其他任何威胁都要严重，以至于一开始他就把俄国的“和平渗透”当做一种保护性的力量而非干扰性的力量。至少他是这么认为的。从俄国的角度说，它不希望中国政府高效、有远见；中国越是坚持古老守旧的中世纪思想，俄国就越容易在以后的机会中，把满洲、蒙古和西北省份归到自己的大亚洲统治之下，并且可以在简单的力量的引导下完成这个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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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皇皇储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举行了铁路落成五周年典礼（同时中国已被日本击败），俄国开始收获从它的耐心和远见的等待策略中带来的成果。但这一策略受到了日本不断加强的陆军和海军实力的干扰，俄国的外交没有能够阻止日本发动对中国的战争，却最终获得了日本的战果，并把中国置于它的控制下，特别是让李鸿章置于条约的约束下。俄国坚持自己的权力以保证中国支付日本的战后赔款，因为通过这个手段和其他手段，它在京城获得了有利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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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关条约》签订后的一年里，俄国实际上（尽管没有在外交上得到承认）控制了满洲，此后通过进一步的“和平渗透”继续巩固了它在这个富饶地区的地位，比方说，通过对铁路和银行的控制，通过贸易协定，通过获得开矿和木材的特许权等等，而这一切都与李鸿章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中国同意把东西伯利亚铁路向辽东沿海末端延伸，这是李鸿章由于俄国的“保护性友谊”被迫在1896年在莫斯科做出的体面的让步之一。俄国国旗在旅顺港口和大连（1898年）扬起，这只是让步的必然结果，也是作为中国出于感激而做出的进一步报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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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特许权争斗（1898到1899年）的狂风暴雨之后，英国的远东外交毫无目的地、一阵一阵地挣扎着，同法国、俄国对中国主权的“压路机”式的侵占进行斗争。这种不对等的斗争一种延续着，直到义和团远动爆发（1900年）给俄国提供了一个机会，而俄国的政策就是等待一个机会，并为俄国军事占领满洲提供了必要的借口。之后（1902年1月）的英日联盟投下了一片阴影，预示着为了占有这块诱人的、肥沃的土地，一场大战即将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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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理由这样认为——其实也存在着证据——在李鸿章去世之前（1901年11月7日），在他关于和平协定和庚子赔款进行谈判的过程中，李鸿章已经意识到，为了俄国人的“友好关系”中国已经付出了，并且正在付出代价，这些代价实际上是和日本想通过战争胜利获得的利益一样。在杜撰的《回忆录》中有一段这样的文字，据说是李总督从马关回到京城后写下的，内容看起来很像李鸿章后期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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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今天是我们最大的朋友，但又是我们最可怕的敌人。它之所成为我们的朋友，是因为英国和法国作出了友好的样子，它像比它们更为友好。它之所以是我们最大的敌人，是因为俄国人认为这是命运使然。俄国控制了整个亚洲北部，并且希望有一天能够在中国发挥优势性的影响力。它帮助我们把日本拒之门外，是因为它自己想要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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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想法非常简单，但大多数中国的经世之道都非常简单，其中的微妙之处只是在于它们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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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和卡西尼伯爵在京城的谈判以及后来和维特先生在莫斯科的谈判，李鸿章肯定为俄国在中国的优势性影响力打开了方便之门。他在国内外的敌人毫不犹豫地确定，他和李莲英从这些谈判中获得了巨大的贿赂。两人所拥有的巨额财富，以及他们对于利益毫不掩饰的贪婪足以证明这些指责是对的。但无论如何，这些指责都没有什么证据。不过，不论李鸿章和卡西尼伯爵和其他俄国代表的亲密关系是因为爱国使然还是个人利益使然，可以肯定的是，俄国在满洲的地位最终一定让他意识到，“和魔鬼一起喝汤的人必须有一个长柄的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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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6年李鸿章从国外归来后，给皇帝呈上了一份奏折，从这份奏折来看，维特先生让他相信了俄国把西伯利亚铁路延伸到中国领土的目的，是基于政治方面的考量，是以维护中国领土完整的真挚希望为基础的。此后双方达成的协议实际上是一个秘密同盟，内容是俄国保证中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作为报答，中国允许俄国将铁路延伸到满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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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李鸿章强调了这些铁路可能会带来的危险；他极力劝说维特先生允许用自己的钱铺设这些铁路。但在这一个问题上，俄国财政大臣的态度十分强硬。他说“没有铁路就没有同盟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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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李鸿章和沙皇进行了难忘的会见，沙皇要求李鸿章把所有毫无价值的怀疑抛出九霄云外：给中俄银行修筑铁路的特权会给中国带来什么伤害呢？而且中国的利益在这里是得到充分保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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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了一次又一次的宴请和会见之后，李鸿章和罗拔诺夫在《满洲铁路协定》的秘密协定上签了字。由于卡西尼伯爵强有力的说服力（他和李鸿章在中国朝廷里的朋友仍保持联系），中国在1896年9月30日批准了条约——即在李鸿章回到天津的三天之前。它遭到了总理衙门几个大臣的强烈反对，但皇太后的懿旨把事情都定下来了。广州的维新派常常声称在这件事情上，大太监李莲英和慈禧太后共同瓜分了俄国公使所给予的数目巨大的贿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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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7年后，沙皇代表在远东的态度和行动给李鸿章留下的印象，跟他在1896年几次密会沙皇时留下的印象相去甚远，当时，沙皇表现出的“优雅的敬意”和对中国未来福祉的关切挂念让李鸿章折服不已。无疑，除了以上这些（就像李鸿章之后给慈禧所报告的那样），这位总督也怀有一种担心，那就是热情而野心勃勃的代表不见得有一样的同情心；但是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毕竟是俄国人赶走了日本人，无论它索要什么报酬，都要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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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总是认为可以在蛮夷之间制造纷争，所以他预料到俄国对满洲和朝鲜边境的“暂时性的军事占领措施”一定会让它和日本变成敌对状态。如果当那场战争爆发时，如果在之后三年的喘息时间内，李鸿章还能用经验丰富的手段掌握大权的话，中国肯定不会在最终导致俄日和解，在最终决定大清帝国北方附属地区命运的博弈中，成为孤独无助、无动于衷的旁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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