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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一般都不关心政治，他们把有关战争、和平、事务的管理交给官僚阶层。舆论经常以清朝的传统为一杆秤，来评价国家的大人物，即使在失败的时候也是这样，要看这些人是否忠于传统，如果他们奉行古老的方式去行事，那么他就会按照传统得到大家的认可。官僚阶层的贪污是可被接受的传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官场的过分夸耀和弄虚作假也是如此。这样看来，李鸿章总体来说是没有什么过错的，因为每个中国人的心中都接受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整个统治的技巧就在于精心地编织一个骗局，制造一个幻觉以及做好利益的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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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人从李鸿章身上看到或者是自以为是地看到了中国官僚中的变数，认为他是能够带领中国人走向繁荣的新摩西。但中国人自己却把他视为弄虚作假的高手以及政治柔道的大师。最重要的是把他当做一个儒家学者和圣人训诫的忠实信徒。木质枪、虎头盾，纸上谈兵——很多世纪以来，这些东西在中国舍不得花钱的尚武精神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李鸿章不过是让这些“老习惯”改编为一项新安排的，从而制造一些引人注目的舞台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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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李鸿章在和日本人的交战中用的所有策略和计谋都没被证明是无效的，如果说他最终九死一生才能逃过失败所受的惩罚，那么他能够运用纯粹的性格力量（或运气）重新获得很高的地位，而且在离开权力的过程中还被大清大清帝国的女老板、外国人甚至是他的敌人承认为大清帝国最伟大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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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疑，在中国人心中，时间老人的妙手已经抹去了李鸿章失败的记忆。按照官僚的观点来看，他的一生是一个几乎一直成功的范例，是按照严格的传统方式得到的成功，期间有趣地转向了异国现代主义的岔道。外国人认为李鸿章对海军的管理一直是一个令人心痛的话题；但是在京城，李鸿章的朋友和追随者并不是这样看待这个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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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一年前，海军部在一份报告中向已故的袁世凯总统提出了建议，说希望在京城建立一座纪念馆，专门纪念李鸿章、左宗棠和沈葆桢这些中国海军的创建人，以期让海军军官悼念这些政治家。这份报告遵照惯例记述了中国海军的成长历程，一般人或许会从中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中国海军迄今为止都是一个持久和辉煌的成功。报告中说，在前清最黑暗、保守的时代，左宗棠看到了沿海防御的必要性；他建立了福州船政局，推荐沈葆桢担任总指挥。后者建立了一所船政学校，建造了八艘炮艇，这都是中国海军的发端。后来，李鸿章创建了北洋水师和南洋水师。由于他那坚持不懈的努力，海军才能继续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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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进一步研究的话，就能看出这个报告并没能够很好地证明李鸿章作为建设者所具有的品质和才能，它只能证明在大清统治下的官僚身上的那些特征，这些人身上有着无限的装腔作势的能力，是袁世凯喜欢坚持的“没有中断过的古代传统的延续”，并在国民时期得以奉行。当内政部同意上述提议时，他们敏锐地发现这个纪念馆抑制海军军官的热情和爱国主义是不对的，恰恰相反的是，因为国家处于危机关头，政府可以利用这个纪念馆尽力去鼓励海军的尚武精神。于是李鸿章的纪念馆实际上（或将要，如果建立的话）成了坚持官僚传统的纪念碑。李鸿章“游荡在黄泉之下”的灵魂知道在海军实际上已经不存在的时候，那种传统的灵魂还在奉行着古老的方式前进的话，一定会非常开心的。他肯定还会像在生前一样露出和蔼的笑容，而他的笑容正是为了这个事情的特有结局，即在表达友好敬意的表面之下，功利性的目的暴露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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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该部（指海军部）建议给海军部军官建造一个俱乐部，在俱乐部里弄个花园，其中种些花草灌木，让它变得更加吸引人。在公务之后，海军军官可以在此聚会，和朋友进行活动。花园里造一个纪念馆，在此纪念李鸿章、左宗棠和沈葆桢，海军部将提供献祭以表示对这些中国海军创建者的缅怀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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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李鸿章自己是否能够给自己找一块更加适合的地方来建造他的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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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有人会说，这个报告并不一定代表了当时中国有关李鸿章的普遍观点，因为袁世凯总统作为李鸿章的追随者，一定显示出对李鸿章的尊敬之情，所以要为这种祭祀行为安排一个适合的场所。但情况并不是这样的。它不是个人行为，它是官僚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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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不能同情这个传统，如果我们不能欣赏东方的“文化”体制，那么在这种制度下，文字早就不再和事实发生联系；如果我们因为李鸿章的所作所为没能把和这种文化形式相反的体制用于中国军事管理而以此谴责李鸿章，那么让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是环境的产物，我们不能在一代人的短暂时间里改造一个民族甚至是一个阶级的传统。最后，让我们记住，中国的统治制度和掌握这种制度的阶级，是从儒家哲学中获得的知识，这比欧洲国家从基督教中获得的知识的时间要长很多。中国的制度建立在道德伦理的基础上，所以密吉先生的说法很对，他说“他们对物质世界的一切力量所怀有的错误观念不仅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是无法避免的；因为两者之间没有共同之处，就连折中的方法都没有用，其中一个必定永久地误解另外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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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全传 7. 外交家与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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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考察李鸿章作为外交家和政治家的生涯时，很明显，我们的记录必定会与对其官宦生涯以及外交成就的记录发生某些交叉和重叠。例如，李鸿章在1898年戊戌变法运动中的政策很大程度上是由其作为官员的地位决定的。很明显，那种地位和他在国内政治领域最深处的信念是不相同的，其结果会损害他一贯的外交家的名声。总的来说，不管怎样，他在处理涉及维新派改革纲领，即教育、对古代传统的社会解放、君主立宪政府和宗教宽容这些问题时，他表现出了对哲学的客观性和自由思想的惊人包容，没有因为作为官员和外交官而产生偏见。他虚怀若谷，判断敏锐，使他在很大程度上有别于他的官僚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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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记住，在中国，不能像在欧洲那样明确区别官员和政治家，因为许多时候，中国人理解的政治还是由官员所产生的士绅阶级享有的专利。甚至在辛亥革命以后，尽管所谓的共和派人士不断地吵闹叫喊，并发动了把满洲人赶下帝位的起义，但政治仍然很少或没有吸引人民的注意力，而只是吸引了以新闻界为主要代表的“知识分子”，以及努力争夺官场利益的政客们。在维新派登上政治舞台之前，中国确实存在某种类型的政治党派，但其存在和奋斗的目标总是脱离不了地方派系争夺地盘和权力的长期斗争，而不是有关国家政策问题的明确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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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作为安徽人，生来就属于有权的派系，这一派从1860年至1890年跟湖南派（以左、曾两家为首）进行了激烈的争夺。实际上，这些党派之间的长期斗争是经济之争而非政治之争；这些斗争都是遵循官僚作风彬彬有礼的规则进行的，通过秘密的弹劾和御史的奏折，或者通过宫廷阴谋和策划，或者通过有组织的贿赂和腐败。在欧洲列强和其贸易来到这里并在天朝的事务上扮演重要角色之前，这些派系代表的是人，而不是思想观念；不管哪一边产生了一位大学者或一位镇压叛乱的成功者，根据实际情况来说，这一边都会依照财富比例和任职比例而成为较强的一派，他们便会承蒙朝廷的恩惠处于命令和管辖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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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传教士和各种各样的问题，列强逐渐在清政府的国务和财政上施加越来越大的影响，当“西学”开始在维新派的成长中产生不安定的因素，当政党之间不断基于思想观念的分歧出现，安徽派和湖南派在行政改革这个难以解决的问题上各自确立了自己的国家政策路线。于是，1870年后，安徽派在杰出的领袖李鸿章的带领下，开始代表稳健的进步思想，而湖南派则代表了毫不妥协的保守主义。后来，随着睿智的本土新闻界在进步人士的指导下得到成长，不但这些地方派系，而且整个官僚集团都粗略地分为进步派和保守派，争夺地盘和权力的斗争由此也得到不断的修正。最后，一个因素的出现干扰了两个党派，那就是海外广州人的影响不断扩大，他们的追随者集中在华南和华中；这些情况使朝廷面临这样的问题，政府中逐渐出现了官僚集团整体上的裂痕，整个统治阶级被划分为满洲人统治的支持者和反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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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中日战争之后，近似于国家民族思想感情的东西产生了，孙中山和其他广州人领导的革命活动得到了相当多官员的秘密支持。康有为能够接近光绪皇帝并在1898年的改革运动中得到他的支持，原因就是中国最高级别的官员被这场战争的灾难性后果所引导，认识和预见到独裁的清政府必将终结。这样，在朝廷正统支持者看来，改革就和革命结合在一起了，国内政治的整个进程复杂化了，因为许多已经被证明是进步派的人士为了表明忠诚而被迫扮演保守派，这种情况在李鸿章身上体现得很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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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准确理解李鸿章在中国国内事务中所扮演的角色，尤其是他支持慈禧太后的军事政变，并支持她1898年9月对维新运动残酷镇压所表现出来的明显的前后矛盾，我们必须对当时中国政治演化做出初步的解释。尽管表面上正好相反，但其政策的进程整体上是根据李鸿章声称的那些信念，而这些又是他阶级偏见与文学贵族成见的必然结果。他在细节问题上调节政策方向以顺应当时的环境，但在基本原则问题上（例如他对朝廷的儒家学者式的忠诚）他始终如一——这在他对于海、陆军重建的政策方面更是显而易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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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否认，李鸿章始终坚守着某些原则，这些原则一直指导着他在各种事业生涯中的所作所为。第一，不惜一切代价维护法律与秩序的重要性；第二，来源于第一个原则，即地方当局坚决遵守与外强所签订的所有条约；第三，是他以同时代人榜样的力量来强调的原则，即为了成功地和外国人交往，必须首先了解外国人，而要做到这一点，只能通过直接的个人交往。以上三个原则都与他的观念密切相关，并受其局限，他绝对相信儒家哲学的伦理道德要优于西方的物质文明，还有他对这个国家的实际首脑慈禧太后的毫不动摇的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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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承认这些原则的存在和它具有的力量，如果也承认李鸿章作为外交家和军事组织者的生平，证明他具有实在的政治才能和一贯的主张，那么，我们同时必须得承认，他作为外交家和政治家的毕生事业中不包含任何清楚明确的建设性政策。根据密吉先生的判断，他作为外交家之所以享有盛名，在于他是以个人而不是以一个党派代表的身份，站立在旧世界和新世界之间，毕生致力于在新、旧世界执行一个权宜之计。就连密吉先生也不得不承认，他的方法在整体上是遵循经验主义和机会主义的。如果说他外交政策的方向是如此，那么他在国内事务的处理上就更是如此。他的机会主义几乎完全仿效慈禧太后，表现为对那些能够触及或影响宫廷政治的舆论的掌握和操纵，而且他还拥有慈禧太后同样的精明才干，能从反对力量造成的后果中保持有利可图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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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有可能成为一名值得钦佩的政党政治家。对他不幸的是，在他的时代绝对没有机会对愚昧的（或者说对政治无知的）群众发出雄辩的呼吁。尽管维新派声称情况不是如此，但在封建体制中并无构建政党机器的基础——不可能有投票箱，甚至连那种让选民在两个同样不受欢迎的候选人中选择的机会都没有。对于李鸿章这样注重实际的人来说，孙逸仙和康有为的梦想虽然令人感兴趣，但是无利可图的：从他们不负责任地谈论投票和选举、议院和民主政府之类的话题中，除了得到造反（他不愿意造反）的罪名外，一无所获。他很清楚地预见到，这种试图建立不实际的尝试，其结局（在他去世十年后确实发生了）是维新派的梦想最后变成议员无耻地争夺公共管理肥差的可悲境况。但是，如果说政党政府在中国具备存在的物质条件的话——也就是说，如果存在政治上半觉醒的选民，存在为其解释疑问的材料，存在民主化所需的政党基金，那么，李鸿章有可能成为一个理想的政党领袖和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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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或许没有建设性的政策，但他肯定是“执政党、在野党”游戏的高手。如果没有一群贪婪的亲戚和地方亲信对公款的掠夺，如果他能把政党政治的机构变成囊括了能说会道的律师和精明敏锐的金融家的方阵，那么，他的天才就会有用武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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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总是把等等看的耐心和过人的天赋结合起来，在关键时刻观察政治形势发展的方向。他无限的勇气和力量源泉，只有在危险时刻才更加引人注目，他具有某种爽直的和蔼，具有让人顺其所言的机敏的能力，这就使他可以成为政党机器的理想操控者和事件发生后舆论的合适代表者。然而，按照当时的情况，他在国内政治中的角色完全被其环境的局限性确定了。由于以上解释的原因，他的角色分为三个方面：首先，安徽派对湖南派明争暗斗的领导人；接下来，广州立宪改革派不切实际思想的温和反对者；最后是义和团运动计划的全力反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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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对义和团运动的态度是他终身都坚持的观点，这一观点影响了他所有重要的对内对外政治活动，即不惜一切代价避免与欧洲列强的冲突，直到中国通过教育和防御准备，能抵抗攻击为止。他毫无疑问地和张之洞一样排外，因为他内心鄙视西方的物质文明；但是在义和团事件中，他是中国高官中唯一一个有勇气坚持自己的政治信念，敢于公开指责慈禧太后愚蠢行为的人。如果中国强大到足以把外国人赶进大海的程度，就像端郡王宣称的那样，那么，李鸿章将是第一批为此祈祷的人；但他知道那种愚蠢只是一场梦。所以，他坚定了避免与欧洲人发生冲突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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