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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老人在逆境中表现出的坚韧、刚毅和优雅、从容中，毫无疑问有些东西让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同义和团运动证明的那样，这种美德一般从儒家哲学的良种中生长出来，而和土壤的质量没有关系。对宫廷政治和政党政治来说，李鸿章如果没有太后的保护，他的巨大财富不会是防御而会成为危险之源。他完全了解太后冲动和多疑的性格；他也知道如果她听信了端郡王或其他政敌的劝告而与他为敌的话，他的命运和生活将陷入危机。然而他虽然清楚这些，仍然从容地稳步向前，不愿为了大众的呼声或个人的阴谋而牺牲掉他那些不多的做事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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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勇气，李鸿章有着更为引人注目的道德品质。这是因为李鸿章往往因为其成功的冒险而为人所知。在他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之后与捻军的对抗中，他通常不会在炮口下追求虚名，或者带领部队亲自上战场。他坦言钦佩曾国藩、左宗棠和戈登身上的勇气，但可以肯定的是在他心里对笔的喜爱远远超过了对剑的喜爱，他认为在战场上的苦难经历对一个优秀的人来说是不值得的。他意识到必须有人去面对这些苦难，他知道军事上的荣耀或许是掌握权力的最好捷径，但在他的整个军事生涯里，他最为关心的是如何为国家为自己保住性命，因为生命在他看来是如此宝贵。在政治和公共生活领域，让个人遭受危险的因素总是存在，但他并没有表现出妥协或逃避的倾向。他用沉稳的勇气玩着治国之术的游戏，好像去冒险一般，即使这些危险有着激怒慈禧太后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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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在事业的发端时期，站在所有既得利益者和文人学士的对立面做了一件事，这引人注目地表现出了他的道德力量，这件事即1867年他给朝廷呈上了一份著名奏折，其中讨论了中国对外关系（已在此前引用过）。另一个同样引人注目的事情发生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他在奏折中公开谴责了太后并警告她说不要再和义和团做疯狂的事情。这篇文章的已经在《皇太后统治下的中国》一书中被翻译过来，但它值得在这里再次引用，因为这有助于我们弄清李鸿章的性格，以及他在国家危难时表现出的高尚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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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制夷之法，莫如洞悉虏情，衡量彼己，自道光中叶以来，外患渐深，至于今日，危迫极矣。咸丰十年，英法联军入都，毁圆明园，文宗出走，崩于热河，后世子孙，固当永记于心，不忘报复；凡我臣民，亦宜同怀敌忾者也。自此以后，法并安南，日攘朝鲜，属地渐失，各海口亦为列强所据。德占胶州，俄占旅顺、大连，英占威海、九龙，法占广湾，奇辱极耻，岂堪忍受？臣受朝廷厚恩，若能于垂暮之年，得睹我国得胜列强，一雪前耻，其为快乐，夫何待言！不幸旷观时势，唯见忧患之日深，积弱之军，实不堪战，若不量力，而轻于一试，恐数千年文物之邦，从此已矣。以卵敌石，岂能幸免？即以近事言之，聚数万之兵，以攻天津租界，洋兵之为守者，不过二三千人，然十日以来，外兵之伤亡者，仅数百人，而我兵已死二万余人矣。又以京中之事言之，使馆非设防之地，公使非主兵之人，而董军围攻，已及一月，死伤数千，曾不能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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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八国联军，节节进攻，即得京师，易如反掌。皇太后皇上即欲避难热河，而今日尚无胜保其人，足以阻洋兵之追袭者。若至此而欲议和，恐今日之事，且非甲午之比。盖其时日本之伊藤，犹愿接待中国之使，如今日任田拳匪，围攻使馆，犯列强之众怒，朝廷将于王公大臣中，简派何人，以与列强开议耶？以宗庙社稷为孤注之一掷，臣思及此，深为寒心！若圣明在上，如拳匪之妖术，早已剿灭无遗，岂任其披猖为祸，一至于此？历览前史，汉之亡，非以张角黄巾乎？宋之削，非以信任妖匪，倚以御敌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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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年已八十，死期将至，受四朝之厚恩，若知其危而不言，死后何以见列祖列宗于地下？故敢贡其戆直，请皇太后皇上立将妖人正法，罢黜信任邪匪之大臣，安送外国公使至联军之营，臣奉谕速即北上，虽病体支离，仍力疾冒暑遄行。但臣读寄谕，似皇太后皇上仍无诚心议和之意，朝政仍在跋扈奸臣之手，犹信拳匪为忠义之民，不胜忧虑！臣现无一兵一饷，若冒昧北上，唯死于乱兵妖民，而于国毫无所益。故臣仍驻上海，拟先筹一卫队，措足饷项，并探察列强情形，随机应付，一俟办有头绪，即当兼程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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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在事业中取得成功的秘诀就在于这两份奏折之中。其中一份表现了他的先见之明，另一份表现了他高尚的道德和勇气。此外，赫德也表达了他的看法，他说运气和环境在其中和智力一样，是重要的因素。这种观点有对的地方也有不妥之处，但普遍就是这样的。李鸿章的成功取决于环境因素，在于他意识到了（尽管这种意识非常模糊却是真实存在的）他的同胞们看不到的严峻现实。他人的盲目可以被看作他的运气，但他非凡的远见足以让他成为伟大的人物。李鸿章身上虽然有很多缺点，但在近30年中，他的影响被认为是一个希望的迹象，代表着中国期待很久却未到来的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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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的外国租界郊区的徐家汇，树立着李鸿章的铜像，这是克虏伯公司为纪念他而建造的，以此表达对过去所获帮助的感激之情和对未来继续受益的期望。这个外国产品很好地表现了李鸿章复杂性格中贪污、冷漠和虚情假意的一面，表现出贪婪的李鸿章生活在一个污秽的氛围中，里面充满了妥协让步、条约协定和榨取钱财。但是为了纪念他在京城和安徽老家建造的庄严的祠堂，也一样很好地表达了他性格中高贵的一面，即坚定的爱国之心、非凡的勇气和富有远见的智慧。在这些祠堂里，每年特定的日子中，他的后代们便会向他鞠躬敬礼，威严的官员们执行着传统的祭祀活动；哪怕在今天这样共和主义如雨后春笋般成长的时代，儒学仍然对人们发挥着强有力的作用，这位学者式的政治家已经获得了“文忠”的谥号，这把那些头戴高帽、身穿长衫的官员心中所怀有的敬意引向了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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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为李鸿章建造的纪念碑象征了他的邪恶一面，祠堂象征了他的美好一面；在这两处都有人按照自己的理解向他致敬。这些分裂的名誉，这些旧社会和新中国的纪念碑，一个指向西方，一个指向东方，已经被一些草率的观察家视为游走在两者之间的机会主义胜利的记载；但实际上它们恰恰说明了李鸿章忠诚地坚持了儒家学说的中庸之道。如果不是克虏伯所建造的铜像不可避免地让欧洲想到了官僚体制中最恶劣的弊端，想到贪财和走后门的贿赂，想到失败和分裂的所有令人可悲的后果，那么它也许会作为一个合适的纪念碑流传在后世，它所纪念的人宣称自己相信可以成为东西方之间的一座桥梁。在同胞们为他建造的祠堂里，他的贪婪被赦免了，他的失败也得到了原谅，人们纪念他的只有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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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年，78岁高龄的李鸿章去世了。和他在世时一样，他去世的时候还忍受着国家的苦难，所以他既让人同情但又极其高贵，他勇敢地挽救了慈禧太后被打劫后所剩无几的财产，减轻了列强对中国的报复。他死时和生前一样，处在战斗的最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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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埃尔·洛蒂在他去世前不久曾在李鸿章居住的肮脏的金鱼港见过他。现在洛蒂画了一幅引人注目的肖像，画中的李鸿章处在义和团在京城留下的废墟中。这幅画鲜明地强调了主人公的英雄气概。由于慈禧太后没有听从他的劝告，他只能以坚韧的精神顶住敌人的压力，极力地运用外交技巧在列强间制造矛盾，但大家都知道他已经病得不行了。即使在临终前的病床上，他仍在坚持抵抗俄国提出的要他通过割让满洲各省来偿还“友谊”的要求。最后，李鸿章为慈禧太后创造了和平的局面并为她的回京铺好了路，之后就去世了，唯一的遗憾就是没能见上慈禧太后一面。这位帝王女人哀悼他的死讯，命令她的亲王们代表朝廷给他的灵魂洒下告别的祭酒；她这样做是恰当的，因为不管李鸿章身上有怎样的缺点，他始终都是积极的、不可动摇的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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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鸿章奉命掌舵之前，中国这艘大船已经漏水了，罗盘摇摇晃晃，船员们纷纷失去信心。不止一次，他凭着一己之力，引导大船穿过险滩躲过巨浪，停泊到安全之所；不止一次，他找了人找了技术去堵住船身的漏缝，修补毁坏的风帆。但19世纪中叶的狂风已经让它无法安全航行，特别不适合在变化多端的危险海域里行驶。也许运气最好的一流领航员能够延缓这艘大船的解体，但绝不可能让它起死回生：中国需要的是一个优秀的建筑师，这个任务是一般人不能胜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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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离开旧中国这艘大船时，它在很多方面都比他刚上船时要好得多。这些年来，他大肆地使用了油漆和彩旗，向外宣传一种勇敢的、可以远航的外表；几乎所有的中国官员都是通过向他学习才知道如何在没有标明的海域上航行。他不止一次地因为天气压力而被迫扔掉一些货物，其中有领土有主权，在这个时候，毫无疑问他十分在意自己的货物和机会。但是他毕竟是大清帝国最优秀、最勇敢的掌舵人，他让这艘船插上龙旗航行了30年。随着他从历史舞台上退出，掌舵的强手已经不在。今天，这艘古老的大船浸满了水，孤立无助，被国内冲突和外国侵略的新危险包围着；还有许多船员深深缅怀着李鸿章的智慧，他们还记着他那尤利西斯般的声音，传送着明智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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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全传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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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我考察的那个时期的中国历史的各种特点和局势，有些读者也许想在此书之外得到更多信息，那么可以参阅以下著作中所需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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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中国在第一次对英战争时的情况，可参见以下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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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北京的英国使节》，乔治·斯通顿爵士著，2卷，17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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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中国使节活动日志》，亨利·艾里斯著，18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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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的中国》，查尔斯·古兹拉夫著，2卷，183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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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仇女神的航行，1840年—1859年》，荷尔司令著，184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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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这些战争的结果，以及中国与列强在外交和贸易关系的发端可参见以下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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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尔金伯爵出使中国和日本，1857年—1859年》，劳伦斯·奥利芬特，2卷本，185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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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下游的孟加拉国》，温格洛夫·库克著，186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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