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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时，上春秋高，意多所恶，以为左右皆为蛊道祝诅，穷治其事。丞相公孙贺父子，阳石、诸邑公主，及皇后弟子长平侯卫伉皆坐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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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典治巫蛊，既知上意，白言宫中有蛊气，入宫至省中，坏御座掘地。上使按道侯韩说、御史章赣、黄门苏文等助充。充遂至太子宫掘蛊，得桐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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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上疾，辟暑甘泉宫，独皇后、太子在。太子召问少傅石德，德惧为师傅并诛，因谓太子曰：“前丞相父子、两宫主及卫氏皆坐此，今巫与使者掘地得征验，不知巫置之邪，将实有也？无以自明，可矫以节收捕充等系狱，穷治其奸诈。且上疾在甘泉，皇后及家吏请问皆不报，上存亡未可知，而奸臣如此，太子将不念秦扶苏事耶？”太子急，然德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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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和二年七月壬午，乃使客为使者收捕充等。按道侯说疑使者有诈，不肯受诏，客格杀说。御史章赣被创突亡，自归甘泉。太子使舍人无且持节夜入未央宫殿长秋门，因长御倚华，具白皇后，发中厩车载射士，出武库兵，发长乐宫卫，告令百官曰江充反。乃斩充以徇，炙胡巫上林中。遂部宾客为将率，与丞相刘屈牦等战。长安中扰乱，言太子反，以故众不肯附。太子兵败，亡，不得。[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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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还有其他一些相关的记述，随着问题的展开，下文还会有所征引。不过，通过上引《戾太子传》的内容，已经可以了解这一事件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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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戾太子传》的记载，太子据被牵连到“巫蛊之祸”当中，首先是由于江充率人进入“太子宫掘蛊，得桐木人”。这种“桐木人”，也就是施展巫术时替代所诅咒对象的人偶。关于这一事件，首先，《戾太子传》文中“充遂至太子宫掘蛊，得桐木人”，这只是一种客观的记录。同样的记录，尚别见于《汉书·江充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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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阳陵朱安世告丞相公孙贺子太仆敬声为巫蛊事，连及阳石、诸邑公主，贺父子皆坐诛。……后上幸甘泉，疾病。充见上年老，恐晏驾后为太子所诛，因是为奸，奏言上疾祟在巫蛊。于是上以充为使者治巫蛊。充将胡巫掘地求偶人，捕蛊；及夜祠、视鬼染污令有处，辄收捕验治。烧铁钳灼，强服之。民转相诬以巫蛊，吏辄劾以大逆亡道，坐而死者前后数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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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宋元珍本丛刊》影印宋庆元本《汉书·戾太子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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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时上春秋高，疑左右皆为蛊祝诅，有与亡，莫敢讼其冤者。充既知上意，因言宫中有蛊气，先治后宫希幸夫人，以次及皇后，遂掘蛊于太子宫，得桐木人。太子惧，不能自明，收充，自临斩之。骂曰：“赵虏！乱乃国王父子不足邪！乃复乱吾父子也！”太子由是遂败。[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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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文中“遂掘蛊于太子宫，得桐木人”这句话，与《戾太子传》的行文，几乎一模一样，简单明了，这里并没有什么其他的情节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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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汉书》这样严谨的历史著作，其最基本，也是最为首要的功能，当然是如实记述史事。在有关巫蛊之案侦办与原被告双方人物的传记里，都决然不见江充暗设计谋来诬陷太子据埋设桐木偶人以行蛊术的记载，清楚地显示出这是一件在太子宫内实实在在发生了的事情，并非无中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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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来看东窗事发之后，《戾太子传》所记太子少傅石德的态度。当得知这一消息之后，他的第一反应，便是“惧为师傅并诛”。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当时的情形，若是不明就里，或是此事还存在太子自施巫蛊之外其他的可能，石德怎么会一下子想到自己会与太子据一并遭到诛戮？若是太子据在召唤他前来商议时就明确告诉他，此事出自江充栽赃陷害，他又何必再讲“今巫与使者掘地得征验”，亦即已有确切物证证明太子据暗施蛊术这种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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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而易见，惊慌之中，太子据并没有向这位少傅讲出诸如江充设计陷害之类的开脱词语。毕竟姜还是老的辣，危急关头，石德一下子就想到了从困境中挣脱出来的办法，以询问的口气说道：“不知巫置之邪？将实有也？无以自明。”——这个桐木偶人，究竟是司职搜查之巫自己安放的呢？还是此前确实就在宫里？这是你自己怎么也说不清楚的事情。这是以一种委婉的方式，给太子据指明一条逃脱惩处的路径：也就是反咬一口，说是江充预埋人偶陷害太子据。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太子据也并没有向石德申明自己的无辜，事情的真相，实已昭然若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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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法好像是找到了，但这只是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要想挣脱业已紧套在脖子上的锁链，只能孤注一掷，采用非法手段，抓住汉武帝特别委派的“治巫蛊”使者江充，投入黑牢，“穷治其奸诈”，也就是采取刑讯逼供（或许应包括江充辈使用过的“烧铁钳灼”等刑讯手段），直至以死亡相胁迫的方式，令其不得不承认石德所捏造的江充令“巫置之”这一“奸诈”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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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实际效果并不理想。江充等人被捕之后，显然谁都没有屈服认账。无计可施的太子据，只好彻底孤注一掷，发兵反叛，希冀汉武帝或许已经病重不起，以求侥幸，并“斩充以徇，炙胡巫上林中”，用以发泄自己的愤恨[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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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文至此，需要对上引《江充传》一段内容的标点略加说明。这就是“充将胡巫掘地求偶人，捕蛊；及夜祠、视鬼染污令有处，辄收捕验治。……”这段话，中华书局点校本原文点读为：“充将胡巫掘地求偶人，捕蛊及夜祠，视鬼，染污令有处，辄收捕验治，……”对这一段文字，前人的解读，一向不够明晰。如曹魏时人张晏释之曰：“充捕巫蛊及夜祭祠祝诅者，令胡巫视鬼，诈以酒醊地，令有处也。”[34]依此，似当读作“充将胡巫掘地求偶人，捕蛊及夜祠，视鬼染污令有处，辄收捕验治”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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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唐人颜师古解释说：“捕夜祠及视鬼之人，而充遣巫污染地上，为祠祭之处，以诬其人也。”[35]如其所说，似是读作“充将胡巫掘地求偶人，捕蛊及夜祠、视鬼，染污令有处，辄收捕验治”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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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清人王先谦，复以为“二说皆非也。巫能视鬼，故《田蚡传》‘蚡疾，一身尽痛，上使视鬼者瞻之’是也。夜祠者，夜祠祷而祝诅者也，下《息夫躬传》即其证言。捕蛊及夜祠之人，豫（预）埋偶人于其居，又以他物染污其处，托为鬼魅之迹，乃使胡巫视鬼所染污，令共知有埋蛊处，从而掘之”[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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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诸人所说，于整段文句的文法语序，俱有未安。盖地中埋设的偶人，系蛊术所需，故“胡巫掘地求偶人”而抓捕“蛊”者。然而“夜祠”与“视鬼”，是另外两种巫术（“视鬼”者迟至南北朝时期仍大行于世，唯通称“见鬼人”而已[37]），其施行法术时往往会“染污令有处”，亦即在作法处留下施展法术的痕迹，江充辈循此痕迹，“辄收捕验治”。至于其是否干犯国法，关键在于是否诅咒当朝天子，而不是这些巫术本身就是违法的勾当。这些蛊者、夜祠者、视鬼者，一旦遭受下吏行用“烧铁钳灼”之类的酷刑侦讯，在求死不得的情况下，即使毫无犯上之意，往往也都不得不屈认自己行用巫术乃是“大逆亡道”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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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昏侯刘贺 [:1705932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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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昏侯刘贺 四 江充之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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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依循过去大多数人的解读，则江充总归都有暗自栽赃陷害好人的劣迹。早在唐朝初年，颜师古就是这样看待相关史事。这大概或多或少，是与他信从《三辅旧事》的记载，以为江充带领胡巫在太子宫中掘得的桐木偶人系“充使胡巫作而薶（埋）之”具有关联。今案《三辅旧事》撰著年代和作者都不够十分明晰，始见于《旧唐书·经籍志》著录，称“韦氏撰”[38]。审其内容，大抵东汉至曹魏时期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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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内容，大多数人依据的是《汉书·江充传》颜师古的注语[39]，而其更为完整的叙述，见于《太平御览》所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