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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直接的威胁是，巫蛊之祸发生之前三年的太始三年（前94），正在大受汉武帝宠幸的新欢赵婕妤，“生昭帝，号钩弋子。任身十四月乃生，上曰：‘闻昔尧十四月而生，今钩弋亦然。’乃命其所生门曰尧母门”[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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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这样的说法和做法，实在都很耐人寻味。其事正如司马光所云：“当是时，太子犹在东宫，则孝武属意固已异矣。是以奸臣逆窥上意，以倾覆家（冢）嗣，卒成巫蛊之旤（祸），天下咸被其殃。然则人君用意，小违大义，旤（祸）乱及此，可不慎哉！”[79]朱熹在具体论述这一问题时，同样以为“男女有别，然后父子亲。汉武帝溺于声色，游燕后宫，父子不亲，遂致戾太子之变”[80]。亦即后来成为昭帝的刘弗陵，甫一出生，汉武帝就萌生了废黜太子据而令其取而代之的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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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对于太子据以及乃母卫皇后来说，都是临头的大祸。事情已经到了无可回避的地步，总要有所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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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正如李夫人临终前所说：“夫以色事人者，色衰而爱弛，爱弛则恩绝。”这实在是无可奈何的事情。汉武帝已经年老体衰，在太子据起兵反叛之前，石德说在甘泉养病的汉武帝“存亡未可知”，就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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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在汉武帝正式废黜太子据以及卫皇后之前，他自己就先行命归黄泉，那么，太子据以及卫皇后便自然会保住既有的地位。直接刺杀武帝，那是根本做不到的事情，他们也绝不会这样想。于是，只好以巫蛊祝诅，促其速死，或者仅仅是确保自己的地位——哪怕效力不验，这至少也可以发泄一下内心深处积郁多年的不满，或是倾吐自己的强烈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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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文所述，当年因卫子夫得受宠幸而饱受冷遇的正宫娘娘陈皇后，在三番五次寻死觅活，导致汉武帝愈加愤怒之后，便“又挟妇人媚道”，令女巫楚服等人，为之“巫蛊祠祭祝诅”。其举动之大，被发觉后，以“大逆无道”之罪，竟“相连及诛者三百余人”。陈皇后祝诅的内容，当然是不利于武帝的性命，才堪以“大逆无道”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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逮太子据巫蛊事案发且兵败身死之后，贰师将军李广利与丞相刘屈牦谋立李夫人之子昌邑王刘髆为太子，而“内者令郭穰告丞相夫人以丞相数有谴，使巫祠社，祝诅主上，有恶言，及与贰师共祷祠，欲令昌邑王为帝”，因此“有司奏请案验，罪至大逆不道”[81]。这是通过行用巫蛊以达到咒死武帝以及确立太子地位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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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涉及皇位继承而行用类似巫蛊的祝诅行为，还可以举述广陵王刘胥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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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昭帝时，胥见上年少无子，有觊欲心。而楚地巫鬼，胥迎女巫李女须，使下神祝诅。女须泣曰：“孝武帝下我。”左右皆伏。言“吾必令胥为天子。”胥多赐女须钱，使祷巫山。会昭帝崩，胥曰：“女须良巫也！”杀牛塞祷。及昌邑王征，复使巫祝诅之。后王废，胥浸信女须等，数赐予钱物。宣帝即位，胥曰：“太子孙何以反得立？”复命女须祝诅如前。又胥女为楚王延寿后弟妇，数相馈遗，通私书。后延寿坐谋反诛，辞连及胥。有诏勿治，赐胥黄金前后五千斤，它器物甚众。胥又闻汉立太子，谓姬南等曰：“我终不得立矣。”乃止不诅。[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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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陵王胥这种接二连三的祝诅行为，虽然未必是巫蛊，但性质都大体相似，可见这是当时人遇到此类事情时会普遍采用的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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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在李广利与刘屈牦连手行用巫蛊诅咒的时候，朝廷追究太子据巫蛊之案，仍处于很急迫的状态[83]。这就更加清楚地显示出，施行巫蛊应当是太子据和卫皇后会首先想到，也是他们当时最有可能采用的应对手段。一时风气如此，江充对此，也是清清楚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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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充的目标，是太子据。但直接冲着太子查将过去，报复的用心过于明显，而且在太子宫中到底能不能查到巫蛊的证据，也并不能百分之百地确定，万一一无所获，恐怕会给他引来更为直接，也更大的麻烦。特别是如上所述，当时的朝野官员，大多数人对此都漠然视之，不愿深追彻查。若是贸然侦办太子，一旦失手，周遭人这种普遍的敌视态度，会使其后果更加不堪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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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另一方面，其他官员之所以都不愿侦办，江充又恰恰敢于放手查拿，并且预期会有所收获，都是由于施行这种巫蛊法术，在当时本是一种从上到下普遍流行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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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一般来说，祝诅只要不是直接以今上（或者还有与皇帝特别近密的人物，如皇后等）作为对象，以及于道路当中施法，在当时都应属合法。公孙贺父子两人因行巫蛊而被汉武帝处以极刑，就是因为他们同时干犯了“使人巫祭祠诅上，且上甘泉当驰道埋偶人”这两项司法的禁忌[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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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采录《汉武故事》写成的纪事，谓江充“云：‘于太子宫得木人尤多，又有帛书，所言不道’”[85]，但《汉书》记江充指使人挖掘太子宫，所得仅有用于祝诅的桐木偶人。又东汉殇帝延平元年（106），有“和帝宫人吉成，成御者志恨成，乃为桐人书太后姓字埋之”[86]，所书太后姓字，就是标明祝诅对象。但像这样标明祝诅对象，未必是一种普遍通行的做法。我们看《汉书·江充传》记载江充捕捉到的用偶人行使巫蛊等阴阳数术的疑犯，仅坐死者就多达数万人，而既然先已掘得偶人，还需要在收捕人犯后通过“烧铁钳灼”使之“强服”，就说明在大多数偶人身上并没有写明祝诅的对象，其中很多偶人很可能只是用来祝诅与之不睦的邻家大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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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地说，当事人是在祝诅隔壁的老王，还是未央宫中的汉家天子，这需要在作法时通过具体的祝语来表述。因此，其所行巫蛊，究竟是合法还是非法，属于正当的行为抑或犯罪行为，从表面上看，实际很难界定，巫蛊之事自然随之愈为通行。不管具体怎样施行法术，江充在短时期内，就抓获如此众多的疑犯，已经充分说明民间行用巫蛊之术的普遍程度与巫蛊之术的兴盛景况。基于这一背景，似乎不难想象，在汉武帝末年民怨几近沸腾的情况下，总会有一部分人以巫蛊诅咒武帝刘彻速死；若再加以酷刑逼供，自然会有更多的人被屈打成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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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前后发生的史事可以判断，江充指使人动用酷刑，逼使具有相关巫蛊活动迹象的人，承认是在针对汉武帝作法，凸显这种活动的广度和强度，显现事态的严峻性，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加重汉武帝对巫蛊行为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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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重要的是，在揪出这些小人物之后，汉武帝的病情并没有缓解，这自然会把汉武帝的注意力，引向地位更高、与其更为亲近，从而能够造成更强巫蛊效果的人身上。——实际上，江充是要把究治巫蛊这一举措引向太子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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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如《汉书·江充传》和《汉书·戾太子传》所记，江充“忠直”执法侦办的结果，导致汉武帝以“春秋高，意多所恶，以为左右皆为蛊道祝诅”。——前面已有当朝丞相公孙贺和后宫正室陈皇后的成例，实际发生的情况也提示他更要对身边的亲人和重臣高度防范。于是，汉武帝决意“穷治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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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汉武帝对长生不死的渴望已经压倒一切，江充便彻底放手一搏，“白言宫中有蛊气，入宫至省中，坏御座掘地”。就检验的场所而言，所谓“入宫至省中，坏御座掘地”，实际上首先是“先治甘泉宫人”[87]。盖汉武帝时在甘泉宫[88]，近在身边的威胁更大。在这之后，才“转至未央椒房”[89]，这也就是《汉书·江充传》所说“先治后宫希幸夫人，以次及皇后”。最后，才“掘蛊于太子宫，得桐木人”，终于实现了江充预定的目标。核实而论，班固在《汉书·江充传》的赞语里说“江充造蛊，太子杀”，指的就应当是上述这一查办过程，江充之所造，是制造巫蛊之祸，而不是埋置巫蛊之具——桐木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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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整个查办巫蛊案件的过程，可知江充之“为奸”“有诈”[90]，或称“造饰奸诈”的行径，不过是以“奉法不阿”的面目，暗行其邪恶之心，设法找出足以激怒汉武帝除掉太子据的事实而已（至于所谓“群邪错谬”，应该是指奉汉武帝之命来协同江充查办巫蛊案件的韩说等人。如前所述，若谓韩说等人一定会与江充狼狈为奸，恐怕并不符合这些人的身份和地位。就像指责江充之奸一样，令狐茂不过借此来给汉武帝安置一个下台的阶梯）。除了并不可靠的《三辅旧事》之外，我们不但找不到江充预埋桐木偶人来给太子据栽赃的任何证据，且有种种迹象表明，太子据不仅有理由对汉武帝行用巫蛊之术，同时也确有实际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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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再让我们回过头来，就会比较容易理解汉武帝因壶关三老等上书到底“感悟”了些什么，以及《汉书·戾太子传》所记“巫蛊事多不信，上知太子惶恐无他意”这话究竟该怎样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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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壶关三老令狐茂开门见山提出太子据一案发生的前提，是“父不父则子不子，君不君则臣不臣”，这实际上是讲汉武帝因后宫私爱而想要无故废黜刘据的太子地位，这是太子据后来“子不子”的根本原因，亦即前文所说汉武帝行事有过在先，太子据行用巫蛊既事出有因，同时这也是当时很通行的一种社会习惯做法，既没有理由也没有必要大张旗鼓地严厉追究他的罪责，而是要辨明内外亲疏的区别，看破江充所谓“奸诈”用心。——我想，这应该就是汉武帝从令狐茂上书中所能得到的主要“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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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戾太子传》还记载，在太子据因被追穷困而自杀之后，“久之，巫蛊事多不信。上知太子惶恐无他意”[91]。所谓“巫蛊事多不信”，若仅就太子据之事而言，仅有此一事，即到底他是不是埋有桐木偶人并以此祝诅？因而，不会有“多不信”的说法。其“多”之云者，应当是指太子据案爆发之前被江充究治的那些嫌犯，多有因严刑逼供而造成的冤假错案，其实际事态，远没有汉武帝据此而做的判断那样严峻，太子据也不过是因身处将被废黜的困境而宣泄一下不满情绪而已。而在这一点上，对于汉武帝来说，实际上是咎在己身，是自己早已萌生了本不该有的更换太子的念头；至于起兵犯难，乃是太子据在施行巫蛊事发之后的惶恐当中聊求自保，更绝非蓄谋已久的篡位夺权，即所谓“太子惶恐无他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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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表达这一“感悟”，据《汉书·戾太子传》记述，汉武帝在事变发生两个月后的征和二年九月，乃下诏曰：“盖行疑赏，所以申信也。其封李寿为邘侯，张富昌为题侯。”[92]蒲慕州分析此诏，以为“所谓‘行疑赏，所以申信’之‘疑’是武帝不能确定李寿抱解太子的动机，但假设李是执行武帝追捕太子的命令，所以要依其功劳封侯以‘申信’”[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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