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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壶关三老令狐茂开门见山提出太子据一案发生的前提,是“父不父则子不子,君不君则臣不臣”,这实际上是讲汉武帝因后宫私爱而想要无故废黜刘据的太子地位,这是太子据后来“子不子”的根本原因,亦即前文所说汉武帝行事有过在先,太子据行用巫蛊既事出有因,同时这也是当时很通行的一种社会习惯做法,既没有理由也没有必要大张旗鼓地严厉追究他的罪责,而是要辨明内外亲疏的区别,看破江充所谓“奸诈”用心。——我想,这应该就是汉武帝从令狐茂上书中所能得到的主要“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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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戾太子传》还记载,在太子据因被追穷困而自杀之后,“久之,巫蛊事多不信。上知太子惶恐无他意”[91]。所谓“巫蛊事多不信”,若仅就太子据之事而言,仅有此一事,即到底他是不是埋有桐木偶人并以此祝诅?因而,不会有“多不信”的说法。其“多”之云者,应当是指太子据案爆发之前被江充究治的那些嫌犯,多有因严刑逼供而造成的冤假错案,其实际事态,远没有汉武帝据此而做的判断那样严峻,太子据也不过是因身处将被废黜的困境而宣泄一下不满情绪而已。而在这一点上,对于汉武帝来说,实际上是咎在己身,是自己早已萌生了本不该有的更换太子的念头;至于起兵犯难,乃是太子据在施行巫蛊事发之后的惶恐当中聊求自保,更绝非蓄谋已久的篡位夺权,即所谓“太子惶恐无他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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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表达这一“感悟”,据《汉书·戾太子传》记述,汉武帝在事变发生两个月后的征和二年九月,乃下诏曰:“盖行疑赏,所以申信也。其封李寿为邘侯,张富昌为题侯。”[92]蒲慕州分析此诏,以为“所谓‘行疑赏,所以申信’之‘疑’是武帝不能确定李寿抱解太子的动机,但假设李是执行武帝追捕太子的命令,所以要依其功劳封侯以‘申信’”[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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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案《汉书·戾太子传》记载汉武帝颁布“行疑赏,所以申信”这一诏书时,前面先写了一个重要缘由,就是“上既伤太子”[94]。换句话来说,这次封赏李寿和张富昌两个人,就是为了体现这一心情,以此来表达他对此案的“感悟”。因此,李、张二人,不可能是因为执行追捕太子据的命令而蒙受封赏,而只能是其曾有尝试解救太子的心意而得到汉武帝的褒扬。然而,他们二人实际的情况,确实又是在参与“吏围捕太子”之事,绝非解救太子据[95]。所以,汉武帝才会用“行疑赏”这样的说法,来强自解说自己这一很不合理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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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此事的性质,可以从李、张二人起初受封的实际名号上看出。《汉书·戾太子传》记二人在太子据自杀前行事云:“吏围捕太子,太子自度不得脱,即入室距户自经。山阳男子张富昌为卒,足蹋开户,新安令史李寿趋抱解太子,主人公遂格斗死,皇孙二人皆并遇害。”[96]对此,清人王念孙做过很透彻的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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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侯张富昌,以山阳卒,与李寿共得卫大子,侯巨鹿〔谓食邑巨鹿〕。邘侯李寿,以新安令史,得卫大子,侯河内〔谓食邑河内〕。师古曰:“邘,音于。”《百官表》亦作邘侯。又《武五子传》诏曰:“其封李寿为邘侯,张富昌为题侯。”韦昭曰:“邘在河内。”孟康曰:“题,县名也。”晋灼曰:“《地理志》无也。《功臣表》食邑巨鹿。”师古曰:“晋说是也。”《汉纪·孝武纪》题侯作踶侯,邘侯作抱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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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孙案:《汉纪》是也。踶,音特计反。《庄子·马蹄篇》:“马怒,则分背相踶。”李颐云:“踶,蹋也。”封李寿为踶侯者,为其足蹋开户,以救大子。上文云“大(太)子入室,距户自经,山阳男子张富昌为卒,足蹋开户”是也。《广韵》踶、题并特计切,声相同,故字相通,而师古“题”字无音,则已不知其为踶之借字矣。封李寿为抱侯者,为其抱解大子。上文云“新安令史李寿趋抱解大(太)子”是也。《功臣表》在河内者,谓抱侯之食邑在河内,非谓河内有抱县也。隶书“抱”字或作“ ”,邘字或作“ ”,二形相似,故“ ”讹作“ ”。后人以河内野王县有邘城,……正与《功臣表》之河内相合,遂改“ ”为“邘”,不知“ ”乃“ ”字之讹。且踶侯、抱侯,皆以救大子得名,非旧有之县名也。……盖此字之讹已久,不始于师古。《汉纪》云“男子张富昌为卒,足蹋开户,新安令史李寿趋抱解大(太)子,上乃封李寿为抱侯,张富昌为踶侯”,即用《汉书》之文,足正诸家之谬矣。[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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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论“踶侯、抱侯,皆以救大子得名”,足证李寿和张富昌之受封为侯,都是汉武帝所谓“感悟”的一种表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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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昏侯刘贺 六 朝廷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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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汉武帝对太子据行用巫蛊之事从未加以否定,并且直到汉宣帝时为乃祖酌定以“戾”字为谥号(故后世通称太子据为“戾太子”),并追尊祖母史良娣曰“戾后”[98],仍是延续这一基本政治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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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一点,前此我在《制造汉武帝》中已经做过清楚表述,即依照所谓周公谥法,乃“不悔前过曰戾”[99],戾太子先行巫蛊,继以兵戎犯上,正符合这一特征。或以为所谓太子据行用巫蛊系出自江充栽赃陷害,所谓“不悔前过曰戾”,应是以太子据杀掉江充为其前过,继之复起兵反叛,便是“不悔前过”。然而,太子据行巫蛊事若确是出自江充刻意栽赃,而且汉武帝也这样认为,并且成为大汉朝廷定案的话,那么,诛杀江充,实属天经地义,又何过之有?这样的解释,实际难以自圆其说。明此,亦可以从侧面证明,戾太子确实有过施行巫蛊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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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从晋人傅瓒(即所谓“臣瓒”)起,就不断有人按照自己对相关史事的错误理解,自以为是地做出凑合己意的解释。例如,傅瓒便胡乱讲什么:“太子诛江充以除谗贼,而事不见明。后武帝觉悟,遂族充家,宣帝不得以加恶谥也。董仲舒曰:‘有其功无其意谓之戾,无其功有其意谓之罪。’”唐人颜师古随后信而从之,将此说写入《汉书》的注文,以订正孙吴时人韦昭“以违戾擅发兵故谥曰戾”这一差相近似的旧注[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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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清人周寿昌,为颜师古《汉书》注做校补,则更大胆揣度汉宣帝所定谥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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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文》:“戾,曲也。从犬出户下。戾者,身曲也。”《字林》同。汉宣断不忍以暴戾、乖戾、罪戾等恶谥加其祖,训“戾”为“曲”,与当时情事相合,言身受曲戾不能自伸也。壶关三老茂上书称“太子进则不得上见,退则困于乱臣,独冤结而无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杀充,恐惧逋逃”云云数语,正“曲戾不得伸”之注解。[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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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更是自我作古,强以清人之曲意而加诸西京之帝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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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则如同为故太子据拟定谥号时有司所说:“谥法曰‘谥者,行之迹也’。”[102]亦即值此盖棺论定之际,要恪遵谥法讲述的原则:“大行受大名,细行受细名。行出于己,名生于人。”[103]务须忠实反映其走过的足迹,容不得私心私情私意介入其间。因为这是维系整个国家安全稳定的重要体制,正如清人计大受在评议宣帝所予“戾”字之谥的合理性时所说:“所谓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也。”[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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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然的话,已故帝王谥号,都是后世子孙来拟定,岂不俱属佳谥美号?谥号,也就如同尊号一般,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与太子据同时拟定的其子史皇孙之谥曰“悼”[105],其夫人王氏谥曰“悼后”[106],便应是依循谥法之“年中早夭曰悼”以定[107]。故为太子据选定谥号,自宜遵循同样的规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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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以西汉时期拟定的谥号而论,王商谥之曰“戾”,就是成帝以为他“不以自悔而反怨怼”[108],正符合古人谥法的准则。卫皇后在汉武帝派人褫夺其皇后名号时,无奈自杀身亡,如前文所述,当时只是“盛以小棺”,草草“瘗之城南桐柏”。逮汉武帝“感悟”令狐茂的上书之后,也一直没有重新正式下葬。甚至直到汉宣帝为其“置园邑三百家”改葬之时,也只是“追谥曰思后”而已[109]。谥法中与卫皇后行事相当的定义,应是“追悔前过曰思”[110],亦即与明末在煤山树杈上自缢故世的崇祯皇帝初定的谥号一样,体现他以自裁的方式,追悔以往的过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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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来看“及卫思后废后四年,武帝崩,大将军霍光缘上雅意,以李夫人配食,追上尊号曰孝武皇后”[111],如清人赵绍祖所说,李夫人这一“孝武皇后”的称号,乃是“从武帝之谥,而陈后、卫后皆以废,故不得称也”[112]。这实际上是进一步确立李夫人正统的皇后地位,而卫子夫依旧是一位犯有严重罪过的废皇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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