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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蔡、严青翟、赵周三人做丞相,首尾都只有四年,或因罪自杀,或下狱致死,石庆虽在任时间较长,前后十年,勉强善终[12],但公孙贺因拜相而悲哀不已,显示出他对自己的运气,没敢抱这么好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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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孙贺此番接替因病去世的石庆出任丞相,事在太初二年(前103)三月丁卯[13],到征和二年正月壬申,果然因行用巫蛊而下狱致死[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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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位丞相,在任上被汉武帝处死,而接替公孙贺的,就是刘屈牦。征和二年五月丁巳,刘屈牦出任丞相,到征和三年三月,李广利和他商议皇储的时候,在相位上还没做满一年,就已经“数有谴”了,可见情形同样不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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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应对太子据反叛这一事变过程中,刘屈牦犹豫不决,更受到汉武帝严厉斥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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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秋,戾太子为江充所谮,杀充,发兵入丞相府,屈牦挺身逃,亡其印绶。是时,上避暑在甘泉宫,丞相长史乘疾置以闻。上问:“丞相何为?”对曰:“丞相秘之,未敢发兵。”上怒曰:“事籍籍如此,何谓秘也?丞相无周公之风矣。周公不诛管蔡乎?”乃赐丞相玺书曰:“捕斩反者,自有赏罚。以牛车为橹,毋接短兵,多杀伤士众。坚闭城门,毋令反者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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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后来汉武帝从甘泉宫返回长安城,在长安城西南角外建章宫亲自督战,刘屈牦也奋力将兵出击,最终打得太子据落荒而逃,保全了汉武帝的地位[15],但这是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刘屈牦起初的态度,明显是在坐观太子据成败,不能不引发汉武帝的愤怒,接下来也不能不对他猜忌和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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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与未来可能发生的“长忧”相比,对于刘屈牦来说,自有更为严重的危险,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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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渴求长生不老的汉武帝,先是在元鼎元年(前116),在鼎湖宫中患了一场大病,这一年,他四十一岁。当时“巫医无所不致,不愈”,也就是已经濒临死亡,然而经与一位灵异的女巫“神君”相会于甘泉,却使得“病良已”。汉武帝为庆贺喜获重生,不禁在这一年的五月,“赦天下,大酺五日”[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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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番经历,使得汉武帝愈加痴迷于各种阴阳数术,以求取成神升仙,在这当中,也包括服食仙方灵药。史称“海上燕齐之间,莫不扼捥而自言有禁方,能神仙矣”,又称“齐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万数”,或谓“遣方士求神怪采芝药以千数”[17]。这些长命之方的具体内容,现在已经无从知悉,但《汉书·艺文志》在《方技略·神仙家》下评议说:“或者专以为务,则诞欺怪迂之文弥以益多,非圣王之所以教也。”[18]司马迁即已清楚指出,汉武帝服用这些方剂,“然无验者”[19],其中自多此等“诞欺怪迂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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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学者劳榦,根据后世的一般情况推测说:“这种丹药的材料,无论哪一种方剂,都离不开铅和汞,有时且杂有砷和铜。这些原料的任何一种都是有剧毒的。虽然某些化合物可能毒性小一点,但长期服用仍然可以慢性中毒。”通过分析北魏道武帝和唐宪宗、唐武宗服用这类丹药后的效用,劳榦还指出:“服食丹药后,第一是性情变成烦躁,喜怒失常。第二是性情变得多疑,猜忌得过分,以至亲人都不相信。这两点与汉武帝当巫蛊事件发生时的性情相合。”[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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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氏这一分析,应当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汉武帝在长期服食仙方秘药之后,一方面,身体日益衰败,另一方面,情绪也越来越失去控制,在很大程度上,已非常情所能理喻。结果是朝臣动辄得咎,人人自危。无可奈何之中,便几乎无不盼其速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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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巫蛊之祸的全过程当中,从前丞相公孙贺父子,到卫皇后和太子据母子,再到继任丞相刘屈牦夫妻,这些位高权重,又与汉武帝如此近密的权臣贵戚,之所以会在深知汉武帝严厉、忌讳的情况下,还前后相随,纷纷对其行用巫蛊,就是因为灾祸随时都有可能降临到自己头上。对汉武帝的行为,这些人都已经难以预测,也越来越难以自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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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章在论述巫蛊之祸时已经谈到,从征和二年时起,汉武帝的身体状况就已经很差,以至他在甘泉宫中养病时,京城里的人会产生“上存亡未可知”的疑虑。在这种情况下,他的情绪会变得更加难以控制。太子据起事造反,给汉武帝本已十分敏感的神经,又造成了严重的刺激,刘屈牦辈自然愈加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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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置的储位,很容易造成新的动荡。刘旦的蠢蠢欲动和汉武帝的激怒,就已经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太子据在长安城中起兵后,“召监北军使者任安发北军兵,安受节已,闭军门不肯应太子”,事后被汉武帝判之曰:“欲坐观成败,见胜者欲合从之,有两心。”结果腰斩处决[21]。如上所述,刘屈牦对待太子据起兵的态度,本来和任安没有实质性差别。因此,对于刚刚在太子据的叛乱中侥幸存活下来的刘屈牦来说,自然要竭力避免重新出现类似的变动,令其再度无所适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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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的办法,是在符合武帝意愿的前提下,尽早选择一位比较稳妥的皇子,立为太子,以安定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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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年长的刘旦,已经没有可能。接下来的刘胥,也不大受汉武帝喜欢(刘胥当时正暗行祝诅,希求得到帝位[22],我们看班固在《汉书》的《叙传》里用“广陵祝诅”四字来概括其生平行事[23],愈可知事态的严重,而汉武帝要是获知,更会直接将其处死),而且既然已经可以不考虑刘旦,那么,长幼的次序,也就不必再多加顾虑。这样一来,就只能在刘髆和少子刘弗陵之间做出抉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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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章已经谈到,刘弗陵在太始三年(前94)甫一出生,汉武帝就表现出来对他的喜爱和对未来的一种期望,“乃命其所生门曰尧母门”,也就是在一定程度上,萌生了改立刘弗陵为太子的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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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再好的孩子刚刚出生也不会看出什么名堂。“尧母门”的说法,恐怕更多的是出自对其母赵婕妤的宠爱。此外,汉武帝晚得少子,免不了世人恒有的老父爱少子的情感,所谓舐犊之爱,诚有甚于妇人,与秦始皇之偏爱少子胡亥并没有什么两样,故宋人司马光谓之曰“奇爱少子”[24]。当然,在一定程度上,这也反映出汉武帝对太子据确实不甚满意,同时也没有其他更中意的皇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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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只是一种潜在的可能性安排,汉武帝更为关注的问题,是他自己想要长生不老。在汉武帝内心当中,皇储恐怕只是一种制度上的设置,而不是实际政务,至少并没有马上面临这一问题。太子据若不是行巫蛊事败露,汉武帝也未必真地更换太子(尽管太子据自己心里不能不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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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刘据死了。要是真的定下立刘弗陵为太子,那么,武帝身体已经很不好,而刘弗陵的年龄又实在太小。征和三年时刘弗陵只有五岁,一旦汉武帝身体不支,朝政便只能假手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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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丞相的刘屈牦,要是真的提出这一方案,汉武帝会怎么想呢?疑忌心极重的汉武帝,当然会想到刘屈牦有控制朝政的野心。事情的严重性还不止于此。刘屈牦不仅姓刘,还是个正儿八经的刘家人——乃“武帝庶兄中山靖王子也”[25]。这也就意味着他不仅可以操控权力,还有可能取而代之,直接出面当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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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而易见,这很犯忌,是提不得的。很自然的,刘髆成了最佳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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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髆的年龄虽然也不是很大,但他的儿子刘贺已经出生,再小也不会小于十五岁了。在《汉书》中没有记述刘髆任何缺点,即使拥立他的刘屈牦和李广利两家后来都被处以极刑,也没因此追究他任何责任,或是对他加以谴责,这说明他本人应该是安分守己的。另外,如前所述,汉武帝对李夫人的感情,强过其他任何嫔妃,举荐刘髆为太子,也不会招致汉武帝的反感,甚至有可能正合乎他的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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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刘屈牦接受李广利的建议,试图拥立刘髆为太子,首先应是安定朝廷的秩序,避免动乱,以远祸自保;其次才是李广利所说的“长忧”,也就是汉武帝去世之后所面临的问题。确立刘髆为太子,恰好可以同时解决近忧后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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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料刘屈牦还没有来得及实施这一方案,就被人告发,首先断送了自己的性命。不得已,李广利降走匈奴。老昌邑王刘髆则与皇帝大位擦身而过。哪怕他本来是汉武帝的选项之一,这下子也根本不会再予考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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