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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汉书》卷七四《丙吉传》，页3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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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汉书》卷八《宣帝纪》，页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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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蒲慕州《巫蛊之祸的政治意义》，刊《“中研院”史语所集刊》第57本第3分，页523—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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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汉书》卷六三《武五子传·戾太子据》，页2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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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汉书》卷六六《车千秋传》，页2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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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汉书》卷六三《武五子传·戾太子据》，页2770—2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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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汉书》卷六六《车千秋传》，页2883—2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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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昏侯刘贺 [:1705932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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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昏侯刘贺 第三章 霍光的专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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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子据施行巫蛊，事情败露后又举兵反叛，最终穷途末路，于征和二年（前91）八月辛亥（初八），在湖县（今河南灵宝市西部）自杀身亡[1]，一时储位空虚。汉武帝即使未曾动过另立太子的念头，现在也需要重新做出选择。各位有可能取得帝位的皇子以及拥戴他们的势力，同样也开始各打各的算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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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昏侯刘贺 [:1705932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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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昏侯刘贺 一 大位旁的老昌邑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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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长幼顺序而言，王夫人所生齐王闳年龄最大，而且之国后“左右维持以礼义”，也有良好的修养，但“不幸中年早夭”[2]，在位仅仅八年，又以尚未有子而被国除[3]。推算下来，齐王刘闳去世的时间，应该是在元封元年（前110）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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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海昏侯墓出土玉饰件[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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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闳既已离世，接下来就轮到了燕王旦。史载刘旦“壮大就国，为人辩略，博学经书杂说，好星历数术倡优射猎之事，招致游士。及卫太子败，齐怀王又薨，旦自以次第当立，上书求入宿卫。上怒，下其使狱”，并且“斩其使者于阙下”[5]，足见汉武帝怒火之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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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下面的一位，是刘旦的同母弟广陵王刘胥。据云汉武帝评价他与刘旦品行相近，同样“多过失”[6]，似乎也不太适合继承皇位。更重要的是，大概还没等汉武帝做出比较周详的思考和安排，就有人想到了昌邑王刘髆，打算把他推到皇帝的御座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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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太子据自杀七个月之后的征和三年（前90）三月，刘髆的舅舅李广利，又以贰师将军的身份，率大军出兵五原，征讨匈奴[7]。丞相刘屈牦为他饯行，“送至渭桥，与广利辞决。广利曰：‘愿君侯早请昌邑王为太子。如立为帝，君侯长何忧乎？’屈牦许诺”[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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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广利同刘屈牦这样暗地里合谋，试图拥立昌邑王刘髆为皇帝，首先源于他们两人是儿女亲家，“贰师女为屈牦子妻，故共欲立焉”[9]。刘髆若是做了皇帝，对李广利好，对刘屈牦也好。同时，也正因为两个人有这样一层关系，才会私下里推心置腹地谈这么敏感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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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这一层因素，是显而易见的。有许多学者在论及这一问题以及“巫蛊之祸”发生的缘由时，都做有一番看似很“深刻”的研究，即谓当时存在所谓“李氏集团”和“卫氏集团”等权势人物构成的重大利益“集团”，正是这些实力集团的作用，影响甚至直接左右着当时的政局。我在第二章中所说一些学者“着力探讨的那些史料中隐而不显的问题”，就包括这种所谓“政治集团”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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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再退后一步，放大一些视野来看待这些研究，或许能够看到，就中国大陆的学者而言，自“文革”时期及其以前的严苛禁锢被打破之后，在中国古代历史研究中，一些学者在抛弃那些基于僵化教条的阶级分析方法的时候，在很大程度上，试图采用某种“利益集团”的概念来取而代之。这些研究，往往能够深化对历史的认识，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可是，若是简单移用这一概念于所有时期的所有问题，其弊病或许无异于昔日僵化的阶级分析方法。在汉武帝朝后期政治历史的研究当中，刻意强调所谓“卫氏集团”和“李氏集团”的存在，强调这些“集团”对朝政的影响作用，似乎就存在着类似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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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若是仅仅依据这一层姻亲关系，就用所谓“李氏集团”自身的利益追求来解释刘屈牦拥立刘髆的行为，得出的认识，或许更为肤浅，难以切入刘屈牦辈所面临的具体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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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案李广利对刘屈牦讲望早立昌邑王刘髆为太子，一旦这位太子登基称帝，则以刘、李两家的关系，固然不必再多顾虑自己的将来，但对于刘屈牦来说，恐怕还顾不上想得这么长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