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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著名的东汉武氏祠画像石中,就存留有一幅金日 拜泣母像的画面[105]。金日 后来虽蒙武帝拔擢,跃升尊位,身后亦别无奥援,自知能为人主所看重并赖以保全身家性命者,唯有极尽审慎之能事。后人尝有评价云“亡国之子,心危而虑深”[106],可谓切中肯綮。观其见爱子偶与宫人戏耍,即忍痛杀之,以示谨敬不敢冒犯,以及汉武帝赐以宫女竟不敢近身狎昵,武帝欲收纳其女儿于后宫亦坚辞不肯[107],可知金日 之为人行事,乃但求远祸而绝不敢希求非分之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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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当然要拒绝领受这份来路不明的封侯诏书,这也表明他并不会毫无原则地随声附和霍光的一切旨意。对于霍光来说,好在金日 辅政仅一年有余,即病故于世,老天帮助他除掉了一个重要障碍[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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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官桀的情况,更为不妙。一开始两个人狼狈为奸,在子女“结婚相亲”之后,“光每出浴,桀常代光入决事”,或值霍光患病,亦由“上官氏代听事”,包括私谋侯爵自相为贵在内,相互配合相当融洽,但因为两人都性非善类,很快就发生严重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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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五位顾命大臣当中,上官桀的地位最为特别。一方面,他原本已经位至太仆,属于外朝的重臣,但同时又带有“骑都尉”一职,身兼内廷侍卫。显而易见,在连接内外方面,上官桀具有良好的基础。事实上,也正因为上官桀具有这一独特的优势,霍光才会对他多所笼络迁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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孰知后来上官桀设法活动,竟令孙女入为昭帝皇后,野心便随之日渐增长,竟不再安于由霍光“专制朝事”,转而公开与之争权,最后发展到联络昭帝姊盖长公主、燕王旦、桑弘羊等,并“外连郡国豪杰以千数”,试图发动政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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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反遭霍光一网打尽,诬以图谋“废帝而立(上官)桀”的罪名,诛灭上官桀以及桑弘羊的宗族[109]。时在元凤元年(前80)九月[110],距此数人受诏辅政,还不到八年时间,霍光就成功地清除了两位强劲的对手,除了他本人以外,武帝安排的顾命大臣,就只剩有宰相车千秋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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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记述桑弘羊获罪之具体原委云:“桑弘羊为御史大夫八年,自以为国家兴榷筦之利,伐其功,欲为子弟得官,怨望霍光,与上官桀谋反,遂诛灭。”[111]其实这只是较为次要的原因,更为重要的是在桑弘羊参与反叛之前,霍光就已经对他发难,这就是在一年多前的始元六年(前81)二月,霍光以昭帝名义,“诏有司问郡国所举贤良文学民所疾苦,议罢盐铁榷酤”[112],此即桓宽《盐铁论》所记录的盐铁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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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动议首倡于霍光故吏杜延年,其本意或许只是为疏解民困[113],但所谓“盐铁榷酤”是桑弘羊在武帝朝的首要政绩,通观霍光前后行事,他指使人发动这场辩论,则明显是有为而发,意在贬抑御史大夫[114],因为他对这些“喜妄说狂言,不避忌讳”的儒生,本“常雠之”而无丝毫好感[115]。好在桑弘羊能言善辩,“据当世,合时变,推道术”,使得所谓“巨儒硕学恧然不能自解”[116],结果在车千秋的实际支持下[117],盐铁均输这些事关国计民生的重大举措,一样都没有能够废除,而且直到元帝建昭二年(前37),居延汉简中仍然可以看到负责均输盐铁事宜的“大司农部丞”在各地活动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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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铁会议之后,桑弘羊和车千秋共同奏上的改革措施,仅仅“罢榷酤官”而已;同时复“令民得以律占租,卖酒升四钱”[118],实际上不过是废除官营专卖而改换另一种形式来收取酒税罢了。故明人王祎谓之曰:“是亦月攘一鸡者耳,桑大夫之意欤?”[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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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盐铁之议未能撼动桑弘羊的地位,但如此公然挑衅,必然会激发强烈反感。《盐铁论》记载桑弘羊在与贤良文学辩论时讲述说:“《春秋》之法,君亲无将,将而必诛。……淮南、衡山修文学,招四方游士,山东儒、墨咸聚于江、淮之间,讲议集论,著书数十篇。然卒于背义不臣,使谋叛逆,诛及宗族。”[120]徐复观以为此即“暗中以霍光比淮南、衡山,以四方游士、儒墨及晁错,比贤良文学”[121],所说很有道理。思索这一事件发生的背景及其后续发展,我们也就不难理解桑弘羊加入上官桀政变的深层原因了[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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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史称诸大臣辅政之初,便“政事一决大将军光”[123],但如上文所述,霍光实际上还不能随心所欲。在诛杀上官桀父子和桑弘羊等人之后颁布的诏书里,一开头就数落说:“左将军安阳侯桀、票(骠)骑将军桑乐侯安、御史大夫弘羊皆数以邪枉干辅政,大将军不听,而怀怨望。”[124]这更清楚地显示出上官桀和桑弘羊等人,常常会提出不同的主张,而上官桀密谋起事时,本来拟议在外朝“桑弘羊当与诸大臣共执退光”[125],则说明朝臣当中颇有一些人对霍光的专横蓄有不满,清人方濬颐论之曰:“忌光者众,而光之专权自恣从可想见已。”[126]成功平定上官桀等人的反叛,使得霍光“威震海内”[127],这才真正确立其不可违逆的绝对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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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只是在名义上还存在一个位居其上的丞相,说不定对霍光恣意行事还会多少有些牵制。尽管车千秋“居丞相位,谨厚有重德”,从受命辅政之初,对霍光施政即“终不肯有所言”,盐铁会议上面对霍光咄咄逼人的态势,也只是“当轴处中,括囊不言,容身而去”,努力保持中立不阿的姿态,而霍光在表面上对他也很敬重,“每有吉祥嘉应,数褒赏丞相”,甚至为照顾他年老行动不便,特给以朝见时“得乘小车入宫殿中”的殊荣(车千秋本姓田,以此始号“车丞相”)[128],但在内心深处,对这位老丞相还是有所忌惮,在除掉上官桀和桑弘羊之后,就伺机铲去这最后一道障碍,车千秋想要自守其身也并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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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在一年多以后的元凤三年(前78)初,霍光就找到了下手的时机。《汉书·杜延年传》记述相关事宜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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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海昏侯墓出土玉饰件[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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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持刑罚严,延年辅之以宽。治燕王狱时,御史大夫桑弘羊子迁亡,过父故吏侯史吴。后迁捕得,伏法。会赦,侯史吴自出系狱。廷尉王平与少府徐仁杂治反事,皆以为桑迁坐父谋反而侯史吴藏之,非匿反者,乃匿为随者也。即以赦令除吴罪。后侍御史治实,以桑迁通经术,知父谋反而不谏争,与反者身无异,侯史吴故三百石吏,首匿迁,不与庶人匿随从者等,吴不得赦。奏请覆治,劾廷尉、少府纵反者。少府徐仁即丞相车千秋女婿也,故千秋数为侯史吴言。恐光不听,千秋即召中二千石、博士会公车门,议问吴法。议者知大将军指,皆执吴为不道。明日,千秋封上众议。光于是以千秋擅召中二千石以下,外内异言,遂下廷尉平、少府仁狱。朝廷皆恐丞相坐之。延年乃奏记光争,以为“吏纵罪人有常法,今更诋吴为不道,恐于法深。又丞相素无所守持,而为好言于下,尽其素行也。至擅召中二千石,甚无状。延年愚,以为丞相久故,及先帝用事,非有大故,不可弃也。间者民颇言狱深,吏为峻诋,今丞相所议,又狱事也,如是以及丞相,恐不合众心。群下欢哗,庶人私议,流言四布,延年窃重将军失此名于天下也!”光以廷尉、少府弄法轻重,皆论弃市,而不以及丞相,终与相竟。延年议论持平,合和朝廷,皆此类也。[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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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光对车千秋必欲除之而后快的冷酷心机,群臣百官对霍光威势的高度畏惧,以及朝野上下对车千秋的普遍敬重,在这里都体现得淋漓尽致。即使是霍家心腹爪牙,论及此事,也据实讲述说车丞相的女婿少府徐仁系“坐逆将军意下狱死”[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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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霍光碍于四方非议,恩准车千秋勉强保全骸骨,但经此一番整治之后,这位顾命老臣已经颜面尽失,不再具有任何威信,以至《汉书》记载百官以下“视丞相亡如也”[132]。清人王念孙阐释说:“亡如,犹云蔑如,言百官以下皆蔑视丞相也。”[133]所谓“丞相”云者,仿佛承命办事的吏员,霍光终于得以毫无羁绊地彻底专擅朝政。由于这位大司马大将军已经一手遮天,诚可谓“海内之命,断于掌握”[134],就连昭帝本人也不敢再有丝毫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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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人褚少孙增续《史记·三代世表》,竟然毫无顾忌地谀颂霍光系以黄帝后世而“王天下”[135],并引述所谓《黄帝终始传》说:“汉兴百有余年,有人不短不长[136],出白燕之乡,持天下之政,时有婴儿主,却行车。”“婴儿主”当然是指昭帝,用后世通行的话来讲,就是“儿皇帝”,唐人张守节谓这里所说“婴儿主,却行车”,乃是“言霍光持政擅权,逼帝令如却行车,使不得前也”[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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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也就是元凤四年(前77),昭帝年满十八岁,在正月吉日加着“元服”,举行了象征成人的冠礼。作为扶助幼主的顾命大臣,霍光无论如何也应当还政于皇帝了,可是《汉书·霍光传》却记载说:“昭帝既冠,遂委任光。”[138]合理的解释,只能是昭帝已经完全被霍光挟持,只是汉家江山还没有公然改姓易号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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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自从先秦以来,即流行有“周公反政,孔子非之”的说法[139],可以用来为霍光开脱,但在《汉书·五行志》中还是另有评议云:“光执朝政,犹周公之摄也。是岁正月,上加元服,通《诗》《尚书》,有明哲之性。光亡周公之德,秉政九年,久于周公,上既已冠而不归政,将为国害。”[140]宋人司马光虽然极力称赞霍光辅佐汉室之忠,针对此举,也竟然严厉指斥说:“专政而不归,此则光之罪矣。”[141]王益之撰著《西汉年纪》,更直接撮述《汉书·五行志》的评语,来体现对霍光弄权的厌恶[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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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汉书》卷六《武帝纪》,页208—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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