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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著名的东汉武氏祠画像石中，就存留有一幅金日 拜泣母像的画面[105]。金日 后来虽蒙武帝拔擢，跃升尊位，身后亦别无奥援，自知能为人主所看重并赖以保全身家性命者，唯有极尽审慎之能事。后人尝有评价云“亡国之子，心危而虑深”[106]，可谓切中肯綮。观其见爱子偶与宫人戏耍，即忍痛杀之，以示谨敬不敢冒犯，以及汉武帝赐以宫女竟不敢近身狎昵，武帝欲收纳其女儿于后宫亦坚辞不肯[107]，可知金日 之为人行事，乃但求远祸而绝不敢希求非分之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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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当然要拒绝领受这份来路不明的封侯诏书，这也表明他并不会毫无原则地随声附和霍光的一切旨意。对于霍光来说，好在金日 辅政仅一年有余，即病故于世，老天帮助他除掉了一个重要障碍[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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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官桀的情况，更为不妙。一开始两个人狼狈为奸，在子女“结婚相亲”之后，“光每出浴，桀常代光入决事”，或值霍光患病，亦由“上官氏代听事”，包括私谋侯爵自相为贵在内，相互配合相当融洽，但因为两人都性非善类，很快就发生严重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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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五位顾命大臣当中，上官桀的地位最为特别。一方面，他原本已经位至太仆，属于外朝的重臣，但同时又带有“骑都尉”一职，身兼内廷侍卫。显而易见，在连接内外方面，上官桀具有良好的基础。事实上，也正因为上官桀具有这一独特的优势，霍光才会对他多所笼络迁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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孰知后来上官桀设法活动，竟令孙女入为昭帝皇后，野心便随之日渐增长，竟不再安于由霍光“专制朝事”，转而公开与之争权，最后发展到联络昭帝姊盖长公主、燕王旦、桑弘羊等，并“外连郡国豪杰以千数”，试图发动政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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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反遭霍光一网打尽，诬以图谋“废帝而立（上官）桀”的罪名，诛灭上官桀以及桑弘羊的宗族[109]。时在元凤元年（前80）九月[110]，距此数人受诏辅政，还不到八年时间，霍光就成功地清除了两位强劲的对手，除了他本人以外，武帝安排的顾命大臣，就只剩有宰相车千秋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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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记述桑弘羊获罪之具体原委云：“桑弘羊为御史大夫八年，自以为国家兴榷筦之利，伐其功，欲为子弟得官，怨望霍光，与上官桀谋反，遂诛灭。”[111]其实这只是较为次要的原因，更为重要的是在桑弘羊参与反叛之前，霍光就已经对他发难，这就是在一年多前的始元六年（前81）二月，霍光以昭帝名义，“诏有司问郡国所举贤良文学民所疾苦，议罢盐铁榷酤”[112]，此即桓宽《盐铁论》所记录的盐铁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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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动议首倡于霍光故吏杜延年，其本意或许只是为疏解民困[113]，但所谓“盐铁榷酤”是桑弘羊在武帝朝的首要政绩，通观霍光前后行事，他指使人发动这场辩论，则明显是有为而发，意在贬抑御史大夫[114]，因为他对这些“喜妄说狂言，不避忌讳”的儒生，本“常雠之”而无丝毫好感[115]。好在桑弘羊能言善辩，“据当世，合时变，推道术”，使得所谓“巨儒硕学恧然不能自解”[116]，结果在车千秋的实际支持下[117]，盐铁均输这些事关国计民生的重大举措，一样都没有能够废除，而且直到元帝建昭二年（前37），居延汉简中仍然可以看到负责均输盐铁事宜的“大司农部丞”在各地活动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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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铁会议之后，桑弘羊和车千秋共同奏上的改革措施，仅仅“罢榷酤官”而已；同时复“令民得以律占租，卖酒升四钱”[118]，实际上不过是废除官营专卖而改换另一种形式来收取酒税罢了。故明人王祎谓之曰：“是亦月攘一鸡者耳，桑大夫之意欤？”[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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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盐铁之议未能撼动桑弘羊的地位，但如此公然挑衅，必然会激发强烈反感。《盐铁论》记载桑弘羊在与贤良文学辩论时讲述说：“《春秋》之法，君亲无将，将而必诛。……淮南、衡山修文学，招四方游士，山东儒、墨咸聚于江、淮之间，讲议集论，著书数十篇。然卒于背义不臣，使谋叛逆，诛及宗族。”[120]徐复观以为此即“暗中以霍光比淮南、衡山，以四方游士、儒墨及晁错，比贤良文学”[121]，所说很有道理。思索这一事件发生的背景及其后续发展，我们也就不难理解桑弘羊加入上官桀政变的深层原因了[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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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史称诸大臣辅政之初，便“政事一决大将军光”[123]，但如上文所述，霍光实际上还不能随心所欲。在诛杀上官桀父子和桑弘羊等人之后颁布的诏书里，一开头就数落说：“左将军安阳侯桀、票（骠）骑将军桑乐侯安、御史大夫弘羊皆数以邪枉干辅政，大将军不听，而怀怨望。”[124]这更清楚地显示出上官桀和桑弘羊等人，常常会提出不同的主张，而上官桀密谋起事时，本来拟议在外朝“桑弘羊当与诸大臣共执退光”[125]，则说明朝臣当中颇有一些人对霍光的专横蓄有不满，清人方濬颐论之曰：“忌光者众，而光之专权自恣从可想见已。”[126]成功平定上官桀等人的反叛，使得霍光“威震海内”[127]，这才真正确立其不可违逆的绝对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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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只是在名义上还存在一个位居其上的丞相，说不定对霍光恣意行事还会多少有些牵制。尽管车千秋“居丞相位，谨厚有重德”，从受命辅政之初，对霍光施政即“终不肯有所言”，盐铁会议上面对霍光咄咄逼人的态势，也只是“当轴处中，括囊不言，容身而去”，努力保持中立不阿的姿态，而霍光在表面上对他也很敬重，“每有吉祥嘉应，数褒赏丞相”，甚至为照顾他年老行动不便，特给以朝见时“得乘小车入宫殿中”的殊荣（车千秋本姓田，以此始号“车丞相”）[128]，但在内心深处，对这位老丞相还是有所忌惮，在除掉上官桀和桑弘羊之后，就伺机铲去这最后一道障碍，车千秋想要自守其身也并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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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在一年多以后的元凤三年（前78）初，霍光就找到了下手的时机。《汉书·杜延年传》记述相关事宜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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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海昏侯墓出土玉饰件[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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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持刑罚严，延年辅之以宽。治燕王狱时，御史大夫桑弘羊子迁亡，过父故吏侯史吴。后迁捕得，伏法。会赦，侯史吴自出系狱。廷尉王平与少府徐仁杂治反事，皆以为桑迁坐父谋反而侯史吴藏之，非匿反者，乃匿为随者也。即以赦令除吴罪。后侍御史治实，以桑迁通经术，知父谋反而不谏争，与反者身无异，侯史吴故三百石吏，首匿迁，不与庶人匿随从者等，吴不得赦。奏请覆治，劾廷尉、少府纵反者。少府徐仁即丞相车千秋女婿也，故千秋数为侯史吴言。恐光不听，千秋即召中二千石、博士会公车门，议问吴法。议者知大将军指，皆执吴为不道。明日，千秋封上众议。光于是以千秋擅召中二千石以下，外内异言，遂下廷尉平、少府仁狱。朝廷皆恐丞相坐之。延年乃奏记光争，以为“吏纵罪人有常法，今更诋吴为不道，恐于法深。又丞相素无所守持，而为好言于下，尽其素行也。至擅召中二千石，甚无状。延年愚，以为丞相久故，及先帝用事，非有大故，不可弃也。间者民颇言狱深，吏为峻诋，今丞相所议，又狱事也，如是以及丞相，恐不合众心。群下欢哗，庶人私议，流言四布，延年窃重将军失此名于天下也！”光以廷尉、少府弄法轻重，皆论弃市，而不以及丞相，终与相竟。延年议论持平，合和朝廷，皆此类也。[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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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光对车千秋必欲除之而后快的冷酷心机，群臣百官对霍光威势的高度畏惧，以及朝野上下对车千秋的普遍敬重，在这里都体现得淋漓尽致。即使是霍家心腹爪牙，论及此事，也据实讲述说车丞相的女婿少府徐仁系“坐逆将军意下狱死”[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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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霍光碍于四方非议，恩准车千秋勉强保全骸骨，但经此一番整治之后，这位顾命老臣已经颜面尽失，不再具有任何威信，以至《汉书》记载百官以下“视丞相亡如也”[132]。清人王念孙阐释说：“亡如，犹云蔑如，言百官以下皆蔑视丞相也。”[133]所谓“丞相”云者，仿佛承命办事的吏员，霍光终于得以毫无羁绊地彻底专擅朝政。由于这位大司马大将军已经一手遮天，诚可谓“海内之命，断于掌握”[134]，就连昭帝本人也不敢再有丝毫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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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人褚少孙增续《史记·三代世表》，竟然毫无顾忌地谀颂霍光系以黄帝后世而“王天下”[135]，并引述所谓《黄帝终始传》说：“汉兴百有余年，有人不短不长[136]，出白燕之乡，持天下之政，时有婴儿主，却行车。”“婴儿主”当然是指昭帝，用后世通行的话来讲，就是“儿皇帝”，唐人张守节谓这里所说“婴儿主，却行车”，乃是“言霍光持政擅权，逼帝令如却行车，使不得前也”[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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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也就是元凤四年（前77），昭帝年满十八岁，在正月吉日加着“元服”，举行了象征成人的冠礼。作为扶助幼主的顾命大臣，霍光无论如何也应当还政于皇帝了，可是《汉书·霍光传》却记载说：“昭帝既冠，遂委任光。”[138]合理的解释，只能是昭帝已经完全被霍光挟持，只是汉家江山还没有公然改姓易号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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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自从先秦以来，即流行有“周公反政，孔子非之”的说法[139]，可以用来为霍光开脱，但在《汉书·五行志》中还是另有评议云：“光执朝政，犹周公之摄也。是岁正月，上加元服，通《诗》《尚书》，有明哲之性。光亡周公之德，秉政九年，久于周公，上既已冠而不归政，将为国害。”[140]宋人司马光虽然极力称赞霍光辅佐汉室之忠，针对此举，也竟然严厉指斥说：“专政而不归，此则光之罪矣。”[141]王益之撰著《西汉年纪》，更直接撮述《汉书·五行志》的评语，来体现对霍光弄权的厌恶[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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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汉书》卷六《武帝纪》，页208—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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