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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斩缞，亡悲哀之心，废礼谊，居道上不素食，使从官略女子载衣车，内所居传舍。始至谒见，立为皇太子，常私买鸡豚以食。受皇帝信玺、行玺大行前，就次发玺不封。从官更持节，引内昌邑从官驺宰官奴二百余人，常与居禁闼内敖戏。自之符玺取节十六，朝暮临，令从官更持节从。为书曰“皇帝问侍中君卿：使中御府令高昌奉黄金千斤，赐君卿取十妻。”大行在前殿，发乐府乐器，引内昌邑乐人，击鼓歌吹作俳倡。会下还，上前殿，击钟磬，召内泰一宗庙乐人辇道牟首，鼓吹歌舞，悉奏众乐。发长安厨三太牢具祠阁室中，祀已，与从官饮啗。驾法驾，皮轩鸾旗，驱驰北宫、桂宫，弄彘斗虎。召皇太后御小马车，使官奴骑乘，游戏掖庭中。与孝昭皇帝宫人蒙等淫乱，诏掖庭令敢泄言要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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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到这里，上官太后喝令道：“止！为人臣子当悖乱如是邪！”刘贺不禁吓得离席而伏，而那位尚书令仍继续宣读刘贺罪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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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诸侯王、列侯、二千石绶及墨绶、黄绶以并佩昌邑郎官者免奴。变易节上黄旄以赤。发御府金钱刀剑玉器采缯，赏赐所与游戏者。与从官官奴夜饮，湛沔于酒。诏太官上乘舆食如故。食监奏未释服未可御故食，复诏太官趣具，无关食监。太官不敢具，即使从官出买鸡豚，诏殿门内，以为常。独夜设九宾温室，延见姊夫昌邑关内侯。祖宗庙祠未举，为玺书使使者持节，以三太牢祠昌邑哀王园庙。称嗣子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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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玺以来二十七日，使者旁午，持节诏诸官署征发，凡千一百二十七事。文学光禄大夫夏侯胜等及侍中傅嘉数进谏以过失，使人簿责胜，缚嘉系狱。荒淫迷惑，失帝王礼谊，乱汉制度。臣敞等数进谏，不变更，日以益甚，恐危社稷，天下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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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敞等谨与博士臣霸、臣隽舍、臣德、臣虞舍、臣射、臣仓议，皆曰：“高皇帝建功业为汉太祖，孝文皇帝慈仁节俭为太宗，今陛下嗣孝昭皇帝后，行淫辟不轨。诗云：‘籍曰未知，亦既抱子。’五辟之属，莫大不孝。周襄王不能事母，《春秋》曰‘天王出居于郑’，繇不孝出之，绝之于天下也。宗庙重于君，陛下未见命高庙，不可以承天序，奉祖宗庙，子万姓，当废。”臣请有司御史大夫臣谊、宗正臣德、太常臣昌与太祝以一太牢具，告祠高庙。臣敞等昧死以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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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太后闻言，诏曰“可”[32]，也就是批准执行废黜刘贺帝位的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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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率性做事，很不守规矩之外，这里列举的罪过，实在算不上大邪大恶。需要说明的是，奏章中所说夏侯胜等因进谏而招致“簿责”事，《汉书·五行志》另有记述，乃书作因刘贺“狂乱无道，缚戮谏者夏侯胜等，于是大臣白皇太后，废贺为庶人”[33]。但实际上刘贺绝无杀戮夏侯胜事，夏侯胜不仅以九十高龄寿终正寝，而且即使下狱，也是在后来因响应汉宣帝下诏评议汉武帝功过的“阳谋”而忤逆上旨，被宣帝判以“非议诏书，毁先帝”等罪名，从而招致系狱三年多时间[34]。若是仅仅以此而论，其行为“狂乱无道”而应废止帝位者，倒应该是汉宣帝刘病已，而恰恰不应该是刘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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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需要略加说明的是，考古发掘者已经披露，在海昏侯墓出土的简牍当中，包含一些房中术文献。仅从相关展览图册上载录的一支房中术简来看，其内容与马王堆竹书《合阴阳》之“十修”特别是《天下至道谈》的“八道”相似，而较“八道”又有所变化，即延伸其“八道”为“十道”，用简单的话来概括，是讲在男女交媾过程中男性生殖器插入的角度、深浅和抽动频率之类性技巧[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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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切莫以为这是多么荒唐，或有多么下作，房中术在当时是堂而皇之的养生手段，当时人讲究这样的法术，是为了乐而有节，和平寿考[36]，而不是什么荒淫放荡。因而，不宜依此来对海昏侯刘贺做道德审判，坐实其“淫乱”的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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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昌邑王的行为，确实已经危及社稷，理应举朝上下，尽人皆知，当霍光宣布废黜其帝位的决定时，人们自宜平静接受。然而，当时的实际情况，却是“群臣皆惊愕失色”[37]，显示出并没有相应的征兆，其间必有隐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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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四川成都市新都区文管所藏东汉“社日野合”画像砖[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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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人方濬颐曾就此质疑说：“昌邑受玺才二十七日，而连名奏书所陈罪状累累，信乎否乎？”[39]明万历时人孙慎行则明确指斥说：“夫以后廷细过与食鸡豚、索大官之故而辄废之，即天下后世之为可立者少矣。……即废立事，固不足质幽明而令人主不愤闷者也。”[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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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人汪用世更从宫廷权力斗争的通行手法着眼，揭示其内中实情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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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放君之诏，出于权相之手，大约与会讨之檄文、参劾之弹章相似，非多其罪状而暴扬其恶，则不足以声钟鼓之灵、抒白简之气，故往往张小以为大，描虚以为实，而真是非隐矣。嗟乎，因一时不白之冤，滋千古吠影之口者，宁第一昌邑王已哉！[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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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人方苞对霍光“负天下之重”的功德业绩本来赏誉有加，却也觉得仅仅因为这些“后廷细过”就将昌邑王废黜，实在有些不成体统，竟然胡乱指责说，班固撰述《汉书·霍光传》时载录“昌邑失道之奏不详，不足以白光之志事”[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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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上面这篇废位奏疏中举述的刘贺所有罪状，是一字不落地被抄录在了《汉书·霍光传》中，方氏此一自解之词，完全不着边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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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一事件的真相，并不难揭示，从昌邑王刘贺和霍光这两方面都能够找到清楚的线索。在独揽朝政多年之后，霍光遣人迎立昌邑王的意图，当时冷眼旁观者都一清二楚。在昌邑王入京时，其王府中尉王吉即特地上书，剀切陈情，着重谈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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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闻高宗谅暗，三年不言。今大王以丧事征，宜日夜哭泣悲哀而已，慎毋有所发。且何独丧事，凡南面之君何言哉？天不言，四时行焉，百物生焉，愿大王察之。大将军仁爱勇智，忠信之德天下莫不闻，事孝武皇帝二十余年，未尝有过。先帝弃群臣，属以天下，寄幼孤焉，大将军抱持幼君襁褓之中，布政施教，海内晏然，虽周公伊尹亡以加也。今帝崩亡嗣，大将军惟思可以奉宗庙者，攀援而立大王，其仁厚岂有量哉！臣愿大王事之敬之，政事一听之，大王垂拱南面而已。愿留意，常以为念。[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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抛开冠冕堂皇的辞藻，我们不难看出，王吉这段话是在非常明确地告诫昌邑王，他的身份只是霍光选择的傀儡，故即位后只能像昭帝一样“垂拱南面”而“慎毋有所发”，绝不能触动霍光的权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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孰知这位昌邑王刘贺并未能依言行事，竟然头脑发热，真的做起皇帝来了（这当然与他性本“清狂”具有直接关系）。如同张敞在劝谏昌邑王的上书中所说，刘贺不仅在众目睽睽之下，公然冒犯霍光的权威，“国辅大臣未褒，而昌邑小辇先迁，此过之大者也。”[44]而且如前列引文所示，在废黜皇位时，霍光数算其罪过，尚云昌邑王“受玺以来二十七日，使者旁午，持节诏诸官署征发，凡千一百二十七事”，特别是刘贺已经着手调整宫廷禁卫兵马，诏命“王相安乐迁长乐卫尉”[45]，亦即掌管太后寝宫长乐宫的戍卫[46]，这是控制上官太后言行举止乃至生命安危的紧要职位，霍光对此当然已经忍无可忍，废黜其位不过是时间早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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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贺身边的旧臣，当时就有人清楚地意识到局势的凶险和急迫。《汉书·昌邑王传》记载昌邑国郎中令龚遂即利用为刘贺解梦的机会，剀切陈言，建议他审时度势，知所退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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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即位，后王梦青蝇之矢积西阶东，可五六石，以屋版瓦覆，发视之，青蝇矢也。以问遂，遂曰：“陛下之《诗》不云乎？‘营营青蝇，至于藩；恺悌君子，毋信谗言。’陛下左侧谗人众多，如是青蝇恶矣。宜进先帝大臣子孙亲近以为左右。如不忍昌邑故人，信用谗谀，必有凶咎。愿诡祸为福，皆放逐之。臣当先逐矣。”贺不用其言，卒至于废。[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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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进先帝大臣子孙亲近以为左右”这些话，显然是在警示刘贺，若不赶紧做出亲近信用霍家的姿态，并自断尾闾，俯首帖耳地任由霍光操弄，必将招致祸殃。无奈昌邑王的脑子本来就不灵光，而他带到京城那些人又多属想要获取权位的“谗人”，又岂甘坐以待逐？他们不仅没有采纳龚遂这番明智的见解，而且还一意孤行，图谋清除霍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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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贺从封国带到京城有旧臣二百余人，霍光判以“亡辅导之谊，陷王于恶”的罪名，悉数诛杀。这批人临刑前号呼市中，连连大叫“当断不断，反受其乱”[48]，北宋时人苏轼剖析此事秘辛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