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5934659
一般来说，汉朝新皇帝的“告庙”仪式，都是在登基典礼之后很短的时间内进行。如汉文帝在高后八年闰九月己酉（二十九）即位，文帝元年十月辛亥（初二），“皇帝见于告庙”，中间只间隔十月庚戌朔日（初一）这一天[67]。又如《汉书》对昭帝、宣帝、元帝、成帝、哀帝、平帝各位皇帝整个登基即位程序的记载，都是“即皇帝位，谒高庙”[68]，前后紧密衔接，宛如一气呵成。
1705934660
1705934661
然而，汉废帝刘贺，却一直到登基第二十八天之后，霍光把他废除的时候，还没有去谒见太祖高皇帝。其间的缘由，十分耐人寻味。
1705934662
1705934663
如前文所述，霍光安排刘贺入京做皇帝，对程序的安排，本来十分审慎。先是让他仅以主持昭帝丧礼的身份来到长安城。看了看，应该没有发现十分显著的问题，于是，先将其立为太子，作为过渡。再加以观察，仍然没有看出过于严重的“妨碍”，这才让他正式登基称帝。
1705934664
1705934665
1705934666
1705934667
1705934668
图16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宋元珍本丛刊》影印宋庆元本《汉书·霍光传》
1705934669
1705934670
假如当时就让刘贺按照常规，随即完成“告庙”的仪式，那么，在制度上，他就成为地地道道的皇帝，再想下手将其废黜，就会遭遇更多更大的困难。所以，刘贺迟迟没有“告庙”，只能出自霍光刻意的安排，亦即霍光仍留下一手，再观察一段时间，以防万一。
1705934671
1705934672
现在到了关键的时刻，这一手果然发挥了重要作用，至少可以给世人一个很好的解释：由于“宗庙重于君”，通过“告庙”而得到高皇帝刘邦的认可，才能成为真正的汉家天子，如前文引述的刘贺废位奏章所见，这位新皇帝既然“未见命高庙”，也就“不可以承天序，奉祖宗庙，子万姓”，结论是天经地义的：“当废。”[69]
1705934673
1705934674
纵观其处心积虑专擅权力的整个过程，可知武帝甫一离世，霍光即已弃置所谓“人臣之礼”于不顾，一心操弄权柄，而且心狠手辣，肆无忌惮。其施政之初虽然较武帝时期略显宽缓，而原其本心，亦不过“欲以说（悦）下”亦即邀买人心而已[70]，这与他为杜绝“擅政专权”之非议而笼络任用宗室刘辟强、刘长乐等人[71]，是一样的道理。杨树达早已清楚指出，这一虚假的宽缓局面，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如《汉书·黄霸传》所记，及上官、盖主之难后，光“遵武帝法度，以刑罚痛绳群下，由是俗吏上严酷以为能”[72]。
1705934675
1705934676
班固在《汉书·霍光传》篇末的赞语，除了本节前面引述的褒扬之辞以外，也不痛不痒地批评说：“然光不学亡术，暗于大理。阴妻邪谋，立女为后，湛溺盈溢之欲，以增颠覆之祸。”[73]看似有所贬责，实质上还是在设法为之开脱。
1705934677
1705934678
霍光心术奸邪，实已机深入骨，绝非“不学亡术，暗于大理”八字可以了得。李慈铭在清末将其定位为“以权术挟主者”[74]，还算大体允当。其实宣帝初即位时，就有侍御史严延年，劾奏霍光策动这次宫廷政变，是“擅废立，亡人臣礼，不道”[75]。清人尤侗则谓霍光此举“卒开莽、操辈废立之渐”[76]，更深入剖析了霍光专权对后世的恶劣影响。故东汉时人就把“数读《汉书·霍光传》”看作乱臣贼子“欲谋废立”的征兆[77]。
1705934679
1705934680
如上所述，事实上汉武帝去世没过多久，汉家朝廷实际上就牢牢地控制在这样一位阴险老辣的权臣手中。正是在这样一场宫廷政变的刀光剑影之下，以及权臣霍光缜密异常的心思当中，未来的孝宣皇帝刘询，从长安城南的草野，来到了高墙深院的皇宫。
1705934681
1705934682
[1]《汉书》卷七《昭帝纪》，页229—230、页232。
1705934683
1705934684
[2]Michael Loewe, “The Former Han Dynasty”,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I, Ed. by Denis Twitchett and Michael Loew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1986, p.183.
1705934685
1705934686
[3]《汉书》卷六八《霍光传》，页2933。
1705934687
1705934688
[4]《汉书》卷七五《睦弘传》，页3135—3136；又卷二七中之上《五行志》中之上，页1400。
1705934689
1705934690
[5]明吴应箕《楼山堂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丛书集成初编》排印《粤雅堂丛书》本）卷四《史论》之《霍光论》一，页30。
1705934691
1705934692
[6]《汉书》卷二七上《五行志》上，页1335；又卷九七上《外戚传》上，页3956—3960。案唐颜师古注《汉书》，引述东汉服虔语云：“穷绔，有前后当，不得交通也。”
1705934693
1705934694
[7]《汉书》卷六八《霍光传》，页2937。
1705934695
1705934696
[8]《汉书》卷九七上《外戚传》上，页3956。
1705934697
1705934698
[9]《汉书》卷六三《武五子传·广陵王胥》，页2760。
1705934699
1705934700
[10]《汉书》卷八《宣帝纪》，页237。
1705934701
1705934702
[11]《史记》卷六〇《三王世家》，页2113—2114。《汉书》卷六三《武五子传》，页2749。
1705934703
1705934704
[12]《汉书》卷六三《武五子传·广陵王胥》，页2760。
1705934705
1705934706
[13]《汉书》卷六八《霍光传》，页2937。
1705934707
1705934708
[14]《汉书》卷六《武帝纪》，页211；又卷一四《诸侯王表》，页420；卷六三《武五子传·昌邑王髆附子贺》，页2764。案《汉书·武帝纪》记昌邑王刘髆薨于后元元年正月，《汉书·诸侯王表》记“始元元年，王贺嗣，十二年，征为昭帝后”，《汉书·昌邑王传》记刘髆“天汉四年立，十一年薨，子贺嗣”，虽然未记具体年月，但为王年限与《诸侯王表》相同，可以相互印证。从天汉四年算起，其第十一年，正是汉昭帝始元元年，《汉书·诸侯王表》的记载，与之吻合。又根据《汉书·诸侯王表》的记载，由刘贺应召入京的汉昭帝元平元年上溯十二年，恰为始元元年。因此，刘贺继承父位成为昌邑王的时间，应在汉昭帝始元元年，而《汉书·武帝纪》系此事在后元元年正月，其“后元”应是“始元”的讹误，“正月”这一月份，则可以对《汉书·诸侯王表》的记载做出补充。也就是说，此事刘贺继嗣昌邑王的年月，可以年从《诸侯王表》而月据《武帝本纪》，将其定在昭帝始元元年正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