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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称“自昭帝时,光子禹及兄孙云皆中郎将,云弟山奉车都尉侍中,领胡、越兵,光两女婿为东西宫卫尉,昆弟诸壻外孙皆奉朝请,为诸曹大夫、骑都尉、给事中。党亲连体,根据于朝廷”[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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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帝“自在民间闻知霍氏尊盛日久”,早有思想准备,十分清楚面对这种局面,轻举妄动,只能重蹈昌邑王覆辙,如近人吕思勉所云:“昭、宣之得安,正以其恭己委任耳。”[25]他需要做的事情,只是耐心等待时机,故史称“时大将军霍光辅政,上共(恭)己正南面,非宗庙之祀不出”[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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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始三年(前71)春天,霍光的妻子为将小女成君立为宣帝皇后,竟然买通医官偷偷下药,残忍地害死皇后许氏。事后霍光批示,对医官不予追究。清初人丁耀亢著《天史》,将此事列为中国历史上“大逆二十九案”之一[27],可见事态的严重。以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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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 四川出土东汉“传经讲学”画像砖[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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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之精明,不难看出其中的原委,却也只能隐忍不问[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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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痛苦的忍耐中又度过三年之后,直到所谓地节二年(前68)三月,汉宣帝终于熬到了出头的日子:这时霍光死了。成帝时人梅福,曾经针对霍氏家人后来的遭遇讲过一句话,谓“权臣易世则危”[30]。纵观后来两千多年的历史,这确实是比较普遍的通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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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宣帝并没有马上做出清算的举动,经过长达二十年的经营,霍家子弟党羽遍布朝廷各个要害部门,稍有差池,就会自身不保。宣帝充分施展他的智慧和手腕,来安抚迷惑霍光家人,既厚葬美谥,又封赏子弟,特别是诏命霍光兄霍去病的孙子霍山“以车骑都尉领尚书事”[31],差不多依照原样顶替了霍光原来的权位,霍家似乎势焰依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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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经过短暂酝酿之后,从这一年五月起,宣帝开始“亲政”,亦即直接处理朝廷日常政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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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月前,天上飞来嘉瑞,有“凤凰集鲁,群鸟从之”[32]。凤凰来仪,是见载于《尚书》的吉祥兆应,昔孔夫子甚至感叹:“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33]但功德茂盛的大司马大将军霍光尸骨未寒,而且宣帝安葬霍光,黄屋左纛,盛以梓宫,多拟以天子之礼[34],既然如此感念霍光的恩德,似乎就不宜对此大肆张扬;再说凤凰降世,也并不是非加以庆贺不可,两年前的本始四年(前70)五月,“凤皇(凰)集北海安丘、淳于”[35],就悄无声息,朝廷并没有做出任何举动,然而,汉宣帝却偏偏要极力彰显这次凤凰率群鸟降临于汉家的喜庆意义,为之“大赦天下”[36],这显然是在庆贺自己从霍氏的束缚中获得解放[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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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昏侯刘贺 三 改元与改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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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脱牢笼的老虎谨慎地亮出了爪牙。在保持霍山领尚书事职位的同时,宣帝复令群臣吏民得以抛开他直接向皇帝上奏封事,皇帝则“五日一听事,自丞相以下各奉职奏事,以傅奏其言,考试功能”[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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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人王圻在《三才图会》里紧接着宣帝即位之事下面记述说,霍光“自后元秉政,至此二十年,始归政于帝,及薨,上与皇太后亲临”[39],文字表述有些混乱,实际上汉武帝后元二年(前87)以后的第二十个年头,正是霍光去世时的所谓“地节二年(前68)”。汉宣帝在尝试行使本来就属于他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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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下通行的历史年表,记述汉宣帝的年号,都不够准确,即与历史实际颇有出入。事实上汉宣帝的“地节”年号,应当启用于“本始六年”(前68)正月下旬到同年五月十四日这三个多月期间[40],而本始六年也就是地节二年。这一年,宣帝刘病已五月亲政,同月十四日京师长安出现目前所知首次实际使用地节年号的钱范[41],可见启用地节年号,与宣帝亲政具有直接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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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观武帝太初年间确立年号纪年制度以后西汉诸帝使用年号的情况,可以看到除了哀帝情况比较特殊,做过更为复杂的变换之外,其余每一位帝王使用年号,都有固定的年数,而且绝不与前面的皇帝相同。如同王国维已经指出的那样,武帝太初、天汉、太始、征和四号,皆四年而改,而昭帝始元、元凤二号,便六年一改;又如元帝五年一改元,成帝就四年一改元[43]。这表明在当时人看来,年号的使用年限,意味着一种天运之数,天不变,数亦不变;反过来讲,天若有变,则数必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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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0 汉长安城故址出土“本始五年壬申十一月造”钱范拓本[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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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光操纵昭帝,每隔六年改换一次年号。宣帝继位之后,本始年号依旧延续使用到第六个年头,这意味着霍光意欲借以表明从昭帝到宣帝,运数连贯,并没有变化,同样都是霍家的天下。也正因为如此,宣帝为转换运数,甫一亲政,当即将本始年号更换为地节,并且向前追改,定当年为地节二年,改本始五年为地节元年(前69),若王国维所云,“更用四年递改之制”。——这就应当是宣帝地节改元的真实过程和内在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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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地节”这一年号的寓意,东汉人应劭在说明西汉诸帝年号的含义时,曾经解释说,是“以先者地震,山崩水出,于是改年曰‘地节’,欲令地得其节”。应劭所说此前发生的地震,见于《汉书·宣帝纪》记载,是指上一年亦即本始四年“夏四月壬寅,郡国四十九地震,或山崩水出”,此事尚别见于《汉书》之《五行志》与《夏侯胜传》,谓“地震河南以东四十九郡,北海、琅邪坏祖宗庙、城郭,杀六千余人”。当时以宣帝名义颁布诏书曰:“盖灾异者,天地之戒也。朕承洪业,奉宗庙,托于士民之上,未能和群生。乃者地震北海、琅邪,坏祖宗庙,朕甚惧焉。丞相、御史其与列侯、中二千石博问经学之士,有以应变,辅朕之不逮,毋有所讳。”[44]审此史事,应劭的说法似乎信而有征,合乎历史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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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前所述,本始四年(前70)时汉室的朝政还是由霍光一手统揽,即使是有“天地之戒”,其所警示者也应该是霍光,而轮不到宣宗皇帝。盖汉人依从《周礼》,以为三公负有调和阴阳的职责,宣帝时丞相魏相尝有言曰:“幸得备员,奉职不修,不能宣广教化,阴阳未和,灾害未息,咎在臣等。”[45]故遇有重大灾异,通常是要首先策免三公,以求燮理阴阳[46],而西汉习惯以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为三公,霍光的“大司马”职衔正是由太尉改名而来[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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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霍光操纵发布这道诏书,显然是在为自己推卸责任,而宣宗亲政以后,即“尽变易大将军时法令,以公田赋与贫民,发扬大将军过失”[48],绝不会在年号这样富有神圣意义的标志上,为霍光施政失德承担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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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五行志》在记述本始四年这次地震时,和西汉其他几次大地震一样,都没有具体讲述它所表征的意义,但对《春秋》记述的地震,却引述刘向等人说法,一一讲述了与之对应的人事。为能更加清楚地说明问题,特全文迻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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