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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称“自昭帝时，光子禹及兄孙云皆中郎将，云弟山奉车都尉侍中，领胡、越兵，光两女婿为东西宫卫尉，昆弟诸壻外孙皆奉朝请，为诸曹大夫、骑都尉、给事中。党亲连体，根据于朝廷”[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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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帝“自在民间闻知霍氏尊盛日久”，早有思想准备，十分清楚面对这种局面，轻举妄动，只能重蹈昌邑王覆辙，如近人吕思勉所云：“昭、宣之得安，正以其恭己委任耳。”[25]他需要做的事情，只是耐心等待时机，故史称“时大将军霍光辅政，上共（恭）己正南面，非宗庙之祀不出”[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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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始三年（前71）春天，霍光的妻子为将小女成君立为宣帝皇后，竟然买通医官偷偷下药，残忍地害死皇后许氏。事后霍光批示，对医官不予追究。清初人丁耀亢著《天史》，将此事列为中国历史上“大逆二十九案”之一[27]，可见事态的严重。以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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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 四川出土东汉“传经讲学”画像砖[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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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之精明，不难看出其中的原委，却也只能隐忍不问[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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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痛苦的忍耐中又度过三年之后，直到所谓地节二年（前68）三月，汉宣帝终于熬到了出头的日子：这时霍光死了。成帝时人梅福，曾经针对霍氏家人后来的遭遇讲过一句话，谓“权臣易世则危”[30]。纵观后来两千多年的历史，这确实是比较普遍的通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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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宣帝并没有马上做出清算的举动，经过长达二十年的经营，霍家子弟党羽遍布朝廷各个要害部门，稍有差池，就会自身不保。宣帝充分施展他的智慧和手腕，来安抚迷惑霍光家人，既厚葬美谥，又封赏子弟，特别是诏命霍光兄霍去病的孙子霍山“以车骑都尉领尚书事”[31]，差不多依照原样顶替了霍光原来的权位，霍家似乎势焰依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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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经过短暂酝酿之后，从这一年五月起，宣帝开始“亲政”，亦即直接处理朝廷日常政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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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月前，天上飞来嘉瑞，有“凤凰集鲁，群鸟从之”[32]。凤凰来仪，是见载于《尚书》的吉祥兆应，昔孔夫子甚至感叹：“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33]但功德茂盛的大司马大将军霍光尸骨未寒，而且宣帝安葬霍光，黄屋左纛，盛以梓宫，多拟以天子之礼[34]，既然如此感念霍光的恩德，似乎就不宜对此大肆张扬；再说凤凰降世，也并不是非加以庆贺不可，两年前的本始四年（前70）五月，“凤皇（凰）集北海安丘、淳于”[35]，就悄无声息，朝廷并没有做出任何举动，然而，汉宣帝却偏偏要极力彰显这次凤凰率群鸟降临于汉家的喜庆意义，为之“大赦天下”[36]，这显然是在庆贺自己从霍氏的束缚中获得解放[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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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昏侯刘贺 [:1705932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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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昏侯刘贺 三 改元与改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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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脱牢笼的老虎谨慎地亮出了爪牙。在保持霍山领尚书事职位的同时，宣帝复令群臣吏民得以抛开他直接向皇帝上奏封事，皇帝则“五日一听事，自丞相以下各奉职奏事，以傅奏其言，考试功能”[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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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人王圻在《三才图会》里紧接着宣帝即位之事下面记述说，霍光“自后元秉政，至此二十年，始归政于帝，及薨，上与皇太后亲临”[39]，文字表述有些混乱，实际上汉武帝后元二年（前87）以后的第二十个年头，正是霍光去世时的所谓“地节二年（前68）”。汉宣帝在尝试行使本来就属于他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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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下通行的历史年表，记述汉宣帝的年号，都不够准确，即与历史实际颇有出入。事实上汉宣帝的“地节”年号，应当启用于“本始六年”（前68）正月下旬到同年五月十四日这三个多月期间[40]，而本始六年也就是地节二年。这一年，宣帝刘病已五月亲政，同月十四日京师长安出现目前所知首次实际使用地节年号的钱范[41]，可见启用地节年号，与宣帝亲政具有直接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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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观武帝太初年间确立年号纪年制度以后西汉诸帝使用年号的情况，可以看到除了哀帝情况比较特殊，做过更为复杂的变换之外，其余每一位帝王使用年号，都有固定的年数，而且绝不与前面的皇帝相同。如同王国维已经指出的那样，武帝太初、天汉、太始、征和四号，皆四年而改，而昭帝始元、元凤二号，便六年一改；又如元帝五年一改元，成帝就四年一改元[43]。这表明在当时人看来，年号的使用年限，意味着一种天运之数，天不变，数亦不变；反过来讲，天若有变，则数必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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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0 汉长安城故址出土“本始五年壬申十一月造”钱范拓本[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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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光操纵昭帝，每隔六年改换一次年号。宣帝继位之后，本始年号依旧延续使用到第六个年头，这意味着霍光意欲借以表明从昭帝到宣帝，运数连贯，并没有变化，同样都是霍家的天下。也正因为如此，宣帝为转换运数，甫一亲政，当即将本始年号更换为地节，并且向前追改，定当年为地节二年，改本始五年为地节元年（前69），若王国维所云，“更用四年递改之制”。——这就应当是宣帝地节改元的真实过程和内在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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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地节”这一年号的寓意，东汉人应劭在说明西汉诸帝年号的含义时，曾经解释说，是“以先者地震，山崩水出，于是改年曰‘地节’，欲令地得其节”。应劭所说此前发生的地震，见于《汉书·宣帝纪》记载，是指上一年亦即本始四年“夏四月壬寅，郡国四十九地震，或山崩水出”，此事尚别见于《汉书》之《五行志》与《夏侯胜传》，谓“地震河南以东四十九郡，北海、琅邪坏祖宗庙、城郭，杀六千余人”。当时以宣帝名义颁布诏书曰：“盖灾异者，天地之戒也。朕承洪业，奉宗庙，托于士民之上，未能和群生。乃者地震北海、琅邪，坏祖宗庙，朕甚惧焉。丞相、御史其与列侯、中二千石博问经学之士，有以应变，辅朕之不逮，毋有所讳。”[44]审此史事，应劭的说法似乎信而有征，合乎历史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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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前所述，本始四年（前70）时汉室的朝政还是由霍光一手统揽，即使是有“天地之戒”，其所警示者也应该是霍光，而轮不到宣宗皇帝。盖汉人依从《周礼》，以为三公负有调和阴阳的职责，宣帝时丞相魏相尝有言曰：“幸得备员，奉职不修，不能宣广教化，阴阳未和，灾害未息，咎在臣等。”[45]故遇有重大灾异，通常是要首先策免三公，以求燮理阴阳[46]，而西汉习惯以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为三公，霍光的“大司马”职衔正是由太尉改名而来[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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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霍光操纵发布这道诏书，显然是在为自己推卸责任，而宣宗亲政以后，即“尽变易大将军时法令，以公田赋与贫民，发扬大将军过失”[48]，绝不会在年号这样富有神圣意义的标志上，为霍光施政失德承担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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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五行志》在记述本始四年这次地震时，和西汉其他几次大地震一样，都没有具体讲述它所表征的意义，但对《春秋》记述的地震，却引述刘向等人说法，一一讲述了与之对应的人事。为能更加清楚地说明问题，特全文迻录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