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5934962
这些地震所对应的人事，都是所谓“邪臣”专擅朝政，意象十分明确。
1705934963
1705934964
就在这次改元两年之后的地节四年，张敞奏上封事，指出当霍光权位隆盛之时，“感动天地，侵迫阴阳，月朓日蚀，昼冥宵光，地大震裂，火生地中，天文失度，妖祥变怪，不可胜记，皆阴类盛长，臣下颛制之所生也”[50]。后来在元帝时连年出现地震等灾害，有儒者翼奉上奏封事，指陈所谓“天地之戒”意向所在，首谓“今左右亡同姓，独以舅后之家为亲，异姓之臣又疏。二后之党满朝，非特处位，势尤奢僭过度，吕、霍、上官足以卜之，甚非爱人之道，又非后嗣之长策也。阴气之盛，不亦宜乎！”[51]实际上，他们两人这些话，都已经明确指出，出现此等地震，就是上天在警示霍光以及吕后、上官桀之类的外戚秉政。
1705934965
1705934966
另有匡衡同时向元帝上疏，同样指出引发地震的根本原因，乃包括“纲纪失序，疏者逾内，亲戚之恩薄，婚姻之党隆，苟合侥幸，以身设利”[52]。至哀帝时李寻奏对灾异，亦谓“地道柔静，阴之常义也。地有上、中、下，其上位震，应妃后不顺，中位应大臣作乱，下位应庶民离畔”[53]。后来东汉人何休撰著《春秋公羊经传解诂》，在训释上述文公九年九月之首例地震时，亦云“地动者，象阴为阳行。是时鲁文公制于公子遂，齐、晋失道，四方叛，得星孛之萌”[54]。
1705934967
1705934968
总之，按照当时人普遍遵信的观念，地震昭戒的对象，首先是恣意干政的后宫外戚或骄横擅权的执事大臣，而霍家适兼而有之，特别具有直接关系的是，在本始四年四月这次地震发生的前一个月，在害死许后之后，经霍光操纵，刚刚“立皇后霍氏”[55]。
1705934969
1705934970
通观上述记事，自宜理解宣帝选择“地节”一名作为年号，显然是要因应上天所示征兆，警告所谓“臣下强盛”者要有所收敛节制。稍后，翌年九月壬申又有地震，宣帝下诏省察政事，虽然也有令臣民“箴朕过失”“匡朕之不逮”之类的门面话，但具体举动，却是“罢车骑将军、右将军屯兵”[56]，等于借机夺走了这两大将军下属的军兵。
1705934971
1705934972
谈到宣帝从霍家人手中夺回兵权，其最早的举动，是在表面尊崇霍氏子弟特别是仍令霍山“以车骑都尉领尚书事”的同时，没有再给予霍家人“大司马大将军”这项至高无上的权位。
1705934973
1705934974
居延汉简中有一枚地节二年六月的简牍，内容是关于丞相史校阅边塞武备的事情[57]。陶元甘分析指出：“汉初有太尉，主军事，后省太尉，并其职于丞相，及设大司马大将军之后，丞相不过尸位素餐而已。观此简则丞相固尝遣史核校边备。盖此简为地节二年六月文书，霍光死于是年三月，光死后宣帝亲揽大权，……故一切军务，改由丞相司之。以此简与《霍光传》相印证，更可窥见宣帝与霍氏争斗之情形。”[58]可见，这是宣帝亲政之后为收揽最高军事调度权力而优先采取的重大举措。
1705934975
1705934976
地节三年发生地震时的右将军，是霍光之子霍禹，车骑将军为张安世。此举看似同时解除两个人的兵权，但其实质意义却大相径庭。盖张安世在昭帝崩后即已出任车骑将军一职，在此数月之前宣帝本欲拔擢为大将军，“使专精神，忧念天下，思惟得失”，以安世固辞，乃改而“拜为大司马车骑将军，领尚书事”，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用以顶替霍光原来的职位。
1705934977
1705934978
宣帝在罢废霍禹之右将军屯兵的同时，“亦以禹为大司马”，看似重又擢升至乃父霍光当年的职位，实际上却已经变更武帝旧制，令其“冠小冠”，且“不冠将军，亦无印绶官署”，不过是“虚尊加之，而实夺其众”。
1705934979
1705934980
相比之下，在撤掉张安世统管的车骑将军屯兵之后，复令张氏“更为卫将军，两宫卫尉、城门、北军兵属焉”，反而赋予他更为要害的禁卫兵权[59]。因知宣帝此举，仍然是在利用节制强臣的由头，清除霍家的势力[60]。
1705934981
1705934982
汉宣帝在这一重大问题上，采用如此曲折的方式来传达自己的意图，一方面是当时特殊的政治形势所致，盖当时霍家“昆弟诸婿据权势，在兵官”[61]，仍然不能轻易出手；但另一方面，也与他的文化背景具有直接关系。
1705934983
1705934984
前面已经谈到，宣帝在民间时即已“师受《诗》《论语》《孝经》”，《汉书·宣帝本纪》在谈到其受学经历时，则只特别强调其“受诗于东海澓中翁”[62]。这位“东海澓中翁”的详细情况虽然别无记载，但东海郯县有后苍（别书作“后仓”）曾师从辕固生门徒夏侯始昌研习《诗》《礼》，成为《齐诗》名家，教授有上面提到的翼奉、匡衡和萧望之等许多同郡弟子[63]。清人陈乔枞对比宣帝诏书和薛宣引述的诗句后指出：“薛宣之辞与孝宣诏书合，考赣君（案薛宣字赣君）为东海郡郯人，与后苍同邑，其所习当为《齐诗》，孝宣受《诗》东海澓中翁，亦当为齐学，故述此诗大旨相同也。”[64]陈氏这一结论甚为重要，特别是对理解汉宣帝施政举措，尤为多有助益。
1705934985
1705934986
陈乔枞氏在通贯研治三家遗诗的基础上，复综括《齐诗》之学术特征云：
1705934987
1705934988
公羊氏本齐学，治公羊《春秋》者，其于《诗》皆称齐。犹之穀梁氏为鲁学，治穀梁《春秋》者其于诗亦称鲁也。董仲舒通《五经》，治公羊《春秋》，与齐人胡毋生同业，则习齐可知。《易》有孟京卦气之候，《诗》有翼奉五际之要，《尚书》有夏侯《洪范》之说，《春秋》有公羊灾异之条，皆明于象数，善推祸福，以著天人之应，渊源所自，同一师承，确然无疑。[65]
1705934989
1705934990
其“明于象数，善推祸福，以著天人之应”数语，确是诵习《齐诗》者通用的论政路数，此亦战国以来驺衍一派“燕齐海上之方士”影响所致[66]。
1705934991
1705934992
教授后苍《齐诗》的夏侯始昌即以“善推《五行传》”著称[67]，而后苍于习《诗》之外还曾师从同县孟喜学《易》，孟喜更因“得《易》家候阴阳灾变书”而向“诸儒以此耀之”[68]，故后苍门下翼奉、萧望之、匡衡几大高足所为，便无不因承师说[69]。
1705934993
1705934994
1705934995
由于《齐诗》偏重所谓象数祸福之说，故与纬学多相互羼杂，清人冯登府虽然以为“三家多出入于纬”[70]，也还是特别强调“辕固言《诗》，多出谶纬”，其门下“匡衡、翼奉、萧望之图纬之说，皆为《齐诗》”，所说“阴阳术数，与京房、孟喜诸家相表里，……皆据师说以明灾异，……要不若韩、鲁之得正”[71]；成瓘则谓夏侯始昌所传《齐诗》之学，系“始开七纬之先路者也”[72]；以至陈乔枞云“汉儒如翼奉、郎 之说诗，多出于纬，盖齐学所本也。……夫齐学湮而诗纬存，则齐诗虽亡而犹未尽泯也。诗纬亡而齐诗遂为绝学矣”[73]。《诗》擅比兴而讲《齐诗》者尤重天人感应，前述翼奉在元帝时奏对地震等灾事时，即首先说明“臣奉窃学《齐诗》，闻五际之要《十月之交》篇，知日蚀地震之效昭然可明，……人气内逆，则感动天地”[74]。
1705934996
1705934997
知悉宣宗这种经学素养，我们也就很容易理解他追改“地节”年号这一做法了（前述“求微时故剑”一事，应同样受到《诗经》比兴手法的影响）。此前宣帝为凤凰集于鲁地而大赦天下，以及后来“每有嘉瑞，辄以改元，神爵、五凤、甘露、黄龙，列为年纪，盖以感致神祇，表彰德信”[75]，同样也是基于这一因缘。
1705934998
1705934999
根据当时人对待地震的观念，综合审视这一时期的政治态势，宋人胡寅指出，本始四年“河南以东四十九郡”大地震所儆戒的对象，正应当是霍光一家：
1705935000
1705935001
地者，妻道也，臣道也，宜静而动，动者阳也。霍氏既毒杀许后，是岁春立其女居中宫，光与显俨然为外舅父母，专制内外，显也又有杀皇太子之心，宣帝之势甚孤。咎征著见，山石崩，城郭坏，压杀人民，覆祖宗庙，阴盛之变大矣，而霍光不戒于宜静而动之理。夫地不能终动，与天健同也，其动为反常逆气，臣道不宁之象。不既白乎离权去位，凋落荣宠，贵而能降，尚可及止也。宣帝诏问经学之士有以应变毋讳，而不闻端言直指变异之所由者，良由畏光故尔。[76]
1705935002
1705935003
《汉书·五行志》记载此前在昭帝元凤四年五月，“孝文庙正殿灾”，因“古之庙皆在城中，孝文庙始出居外，天戒若曰：‘去贵而不正者。’”当时所谓“贵而不正者”，便是昭帝已加元服而依旧拒不归政的霍光，“故正月加元服，五月而灾见”[77]。参据这一情况，以及前文所说张敞在改元地节两年之后即上书指陈因霍光专制朝政而招致“地大震裂”的情况，可知按照胡寅所做分析，当时总应有人能够清楚理解引发这次大地震的政治原因。
1705935004
1705935005
宣帝通过改元“地节”这一举动，向朝野公众发出明确无误的信息：即宣帝独自奉天承运，不再延续昭帝（实际上也就是霍家）既有的运数。既然天运已经变换，人事势必相应更新，对专权擅政的强臣，则不能不顺应“天地之戒”，予以裁抑。对于霍氏家族来说，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警告。按照宣帝的行事风格，假如霍家妻室子弟能够及时敛手请罪，自求退处闲散之地，或许还能够保全身家性命。
1705935006
1705935007
无奈这些权贵在霍光羽翼下飞扬跋扈日久，竟完全不知局势轻重，还聚在一起津津乐道什么“县官（亦即皇上）非我家大将军不得至是”，益为骄恣豪横[78]，其举家覆灭，当然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了。
1705935008
1705935009
1705935010
1705935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