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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已经谈到，汉宣帝封授刘贺以“海昏侯”的爵位，是要对他做出安抚，而不是通过褫夺其参与宗庙之祭的权利对他加以羞辱，因为像原来一样，把他圈在昌邑国宫里，同样没有在列祖列宗面前露脸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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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汉宣帝做出这一决策的动机是什么？或者说，这样做有什么实质性意义吗？其实，其间的缘由，不难揣测，问题仍然出在刘贺废位悖理非法，而这又会影响到宣帝继位的正当性问题，所以，宣帝不得不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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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让刘贺像所有王侯一样，每年来京参与朝会祭祀，他就有机会和来自各地的王侯特别是刘氏子孙当面接触，言谈往来之间，王爷、侯爷们很容易看出，这是一位与他们很多人一样的普通公子哥儿，虽然不大着调，缺乏做好皇帝的素质，但也绝不是什么荒淫的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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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情况，对于以前就与刘贺一道参与过类似朝会之礼的王侯来说，或许并不新鲜，但更重要的是，刘贺会有机会亲口向这些王侯们清楚讲述霍光发动宫廷政变的详悉情况，讲述霍光的专横和强暴。这样一来，他就会博得广泛的同情，甚至激起一些人的愤慨，自然就会产生不利于宣帝的舆论。现在把他逐放到江南的豫章，令其不再北返，也就彻底断绝了这个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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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脑稍微明白一些的人，身处其中，不能不明白汉宣帝的心机，也就不会再多此一举，做出这样很犯忌讳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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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南藩海昏侯臣贺”云云的文字，在已经公布的海昏侯墓考古发现中，据发掘者所言，在一些金饼和木牍（奏牍）上书都写有“南海海昏侯臣贺”等字样[94]。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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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 海昏侯墓出土残木牍[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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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所的王仁湘随即指出，就木牍上的文字而言，因仅存左侧似属偏旁的笔画，根据右边的残存笔迹，复原出来，应为“南藩海昏侯”。这个“藩”字的写法，与马王堆帛书上的“藩”字并无二致[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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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此之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庄小霞，复又针对木牍上的墨书提出，“南海”“南藩”都不如“南楚”更符合字形本身的结构，同时定作“南楚海昏侯”也更合理[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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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考察金饼上的“南藩海昏侯臣贺元康三年”云云墨书，首先需要辨析的是，对文字正确的释读，究竟是应该释作“南海”“南楚”，还是“南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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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海昏侯”之不符合情理，是因为海昏侯国既远离南方的大海，同时也与“南海”这一政区缺乏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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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研究者已经谈到，虽然秦朝和汉武帝时期都设立有南海郡，但秦汉南海郡的辖境，都限至在以今广州为中心的岭南东部地区，与豫章郡内的海昏，相差遥远，更绝无统属关系，所以刘贺不会用这个南海郡来称谓自己的侯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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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汉高祖十二年（前195），刘邦以“南武侯织亦粤（越）之世也，立以为南海王”[98]。此前一年，刘邦刚刚以赵佗实际控制的包括南海郡在内的秦岭南三郡之地，封授赵氏为南粤（越）王[99]。故如汉魏间人文颖等后世学者，或以为此南海王国系“遥夺佗一郡”，亦即以岭南之南海郡，虚封给南武侯织这个人，实际上“织未得王之”[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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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清人全祖望有弟子尝谓“但读诏文，则织当是无诸之族，盖亦必以功而封，岂竟无寸土而虚命之者”？这位弟子就此请教乃师，全氏答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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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之，无诸之族，则必其种落东与闽越相接，西与尉它（德勇案：即指赵佗）相接，而其所据南武之地，盖在南海境中有犬牙交错者，故以南海为国而王之。文颖以为虚封，不知文帝时明有南海王反，见于《淮南王安传》。《传》曰：“前此南海王反，先臣使将军间忌击之，以其军降，处之上淦。后复反。”是非虚封可知矣。《淮南王长传》亦有曰“南海王织以璧帛献皇帝”，是未灭时；又曰“南海民处庐江界中反”，则既迁之后也。盖其地在今汀、潮、赣之间，以其为无诸之族，则知其近于今之汀；以其所封为南海，则知其近于今之潮；以其迁于庐江之上淦，则知其近于赣。文颖读《史》《汉》不审而以为虚封。[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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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 清乾隆三十年万福杭州原刻本《经史问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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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诸为闽越王，故全氏以为南海国的封地应当东与闽越故地相邻，南与赵佗控制的南越地域相接，是则其地必在今江西南部、福建西南部与广东北部之间地带。依据淮南王刘安在汉武帝时期的描述，其地多属谷深林密的山地[102]。若是用汉代的行政管辖区域来表示，则如周振鹤所云：“其地当在闽越、南越、淮南三国间。”[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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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全祖望所说汉文帝时南海王反叛事，分别见于《汉书·淮南王长传》和《汉书·严助传》，而非《淮南王安传》，全氏记忆稍欠准确。以《汉书·淮南王长传》和《汉书·严助传》两相参证，可知此番南海王反叛，事在文帝之时[104]，而反叛平定之后，汉廷将南海王国故民或迁徙于庐江，或迁徙于上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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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江为郡名，依据《汉书·地理志》载录的汉末数据编绘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绘制其辖界在长江以北，南与海昏侯国所在的豫章郡毗邻。而若依照周振鹤的研究，西汉初年的庐江郡，则位于大江以南，其南界大致在鄱阳与南昌之间[105]。上淦具体位置不详，但淦水经西汉豫章郡新淦县（今江西清江），东流汇入湖汉水[106]，亦即注入今之赣江，故依据地名命名通例和当地的地势与水流形势，应在新淦西侧不远的地方。若是依照周振鹤的看法，则上淦在西汉余汗县境内，而且庐江郡的东南边界也已南推至此地以南[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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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样落实庐江的辖界和上淦的位置，其地都已经距离海昏侯国较近，甚至完全有可能覆盖海昏侯国所在的区域。从这两个地区都已经接受南海国遗民的情况来看，海昏侯国或亦同样安置有南海国移入的居民。这是海昏其地，最有可能与“南海”一名发生联系的因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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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这些迁入庐江、上淦及其毗邻地区的南海国属民，本来如上所述，实属“无诸之族”，亦即闽越之人，《汉书》对此有清楚记载[108]。汉廷将其迁离故土，意在强化控制，故“南海”一名并无丝毫荣耀，刘贺即使头脑不够清醒，也不大可能将其冠加在自己侯国的名称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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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仁湘重新揣度木牍上墨书的文字，将其判读为“南藩”，称“奏牍上的文字释读为‘南藩海昏侯’比‘南海海昏侯’更有说服力”，同时以为“南藩即南方的藩国”。但这又带来一个新的问题，这就是就目前所见传世典籍的用例而言，西汉当时人是以“藩”字特指边地外夷等附属之国（如北边的匈奴和汉初岭南的南越国），或是本朝封授的诸侯王国，诸如海昏侯这样的区区“列侯之国”未尝预身其间，通常并不以“藩”相称，或是以“藩”自名；也就是说，按照当时人的一般习惯，刘贺在远封海昏为侯之时，实际不具备称“藩”的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