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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由于海昏侯的特殊经历，下葬前又已遭除国，不再有后嗣继承侯位，这对其陪葬物品之多，或许也有影响。这些因素，都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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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就目前所见到的情况而言，海昏侯刘贺的从葬物品，终归是相当丰厚的。这些物品若非朝廷赐予[2]，就只能是在当地取得，或是从昌邑故国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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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9 海昏侯墓马蹄金、麟趾金出土现场[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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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后两种可能而言，我认为从昌邑国带来的财富，在海昏侯在世生活的用品和死后陪葬的物品之中，恐怕都占据着更为重要的位置。原因就是当地的生产水平要比昌邑国低下很多。譬如，关于海昏侯墓中出土的大量黄金，虽然《史记·货殖列传》记载“豫章出黄金”，但同时也清楚地说明：“然堇堇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费。”[4]亦即若是特地开采，往往得不偿失，因而刘贺恐怕也不大可能从当地采取黄金，墓中的各类黄金制品，主要还是来自昌邑故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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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就从历史经济地理角度，分析一下昌邑故国所具有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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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昏侯刘贺 [:1705932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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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昏侯刘贺 一 天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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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司马迁的《史记》当中，其最后一篇纪事，也就是包括《太史公自序》在内的全书倒数第二篇，名为《货殖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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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殖列传》的形式有些特殊，虽然在前面也讲了一些发家致富的代表性人物，但更多的篇幅，是讲春秋战国以迄汉武帝时期全国各地区域地理的特征和重要的经济都会，而且在记述人物时，同样非常重视反映这方面的情况。用现代的术语讲，这些内容犹如一篇区域地理志。例如，上面刚刚举述的对江南区域经济总体水平的概括和描述，就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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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记述范蠡泛舟江湖以贸易通商的情况时，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谈到了范蠡居陶的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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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蠡）之陶，为朱公。朱公以为陶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乃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于人。故善治生者，能择人而任时。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此所谓富好行其德者也。后年衰老而听子孙，子孙修业而息之，遂至巨万。故言富者皆称陶朱公。[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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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记载，非常重要。1958年，史念海发表《释“陶为天下之中”兼论战国时代的经济都会》一文，专门阐释陶这一都邑在战国时期的经济地理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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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中国历史地理研究领域一篇经典性名作。这篇文章主要是从交通地理角度，对陶这一都邑在战国时期得以繁荣的独特区位优势，做了系统的阐发[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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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陶这个地方，位于战国时期魏国东迁以后的区域之内，而魏国之所以会放弃富庶的晋西南汾涑流域，把都城转迁到这一地区的大梁，首先就是因为这一地带的富庶程度，至少不在河东旧都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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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0 史念海编制《春秋战国时期农业手工业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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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策》载苏秦为赵之合纵说魏王语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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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千里，地名虽小，然而卢田庑舍，曾无所刍牧牛马之地，人民之众，车马之多，日夜行不休已，无以异于三军之众。臣窃料之，大王之国，不下于楚。[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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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古代，人是最重要的生产力。多一个人，就意味着增加一分财富。所以，史念海就此论述说，从中“可见魏国的富庶和农业的发展”。这里与地广人稀的豫章郡，正形成鲜明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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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 西汉昌邑国（图上标示昌邑国后来改称的山阳郡）附近地区地理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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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自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