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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秦发三将军,一军塞午道,告齐,使兴师度清河,军于邯郸之东;一军军于成皋,欧韩、魏而军于河外;一军军于渑池。约曰:“四国为一以攻赵,破赵而四分其地。”是故不敢匿意隐情,先以闻于左右。臣切为大王计,莫如与秦遇于渑池,面相见而身相结也。[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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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上面这两条记载,知“午道”应与赵、魏、齐三国的安危,具有比较密切的关系。《史记·张仪列传》迻录后一段《战国策》的内容,唐人司马贞释之曰:“此午道当在赵之东、齐之西也。”[21]这样的解释,固然大致不误,但似乎还不够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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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谓午道必在赵之东、齐之西,则何以还会特别有“魏塞午道”一说?同时,张仪说赵王时,也只是说秦军“塞午道”,而不是由赵或齐军来阻塞这条“午道”。又苏秦说赵王时所说在秦军攻齐而“魏塞午道”的同时,赵军尚且“涉河、漳、博关”,唐人张守节谓此博关在唐博州[22],位置应与司马贞所说“午道”非常接近,也就是同属赵之东、齐之西这一地域范围之内。由于苏秦是就大的地理形势发表议论,因而“午道”的实际位置,似应在更南面一些魏国的境内(例如史念海所说的陶),至少应与魏国更为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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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午道”的战国史事,尚有《史记·楚世家》载楚有“好以弱弓微缴加归雁之上者”,在楚顷襄王十八年(前281),应答顷襄王的询问,乃分别以“朝射东莒,夕发 丘,夜加即墨,顾据午道”,来表示齐国的四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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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墨在齐国东北,东莒则是表示齐国东南。 丘,南朝刘宋时人徐广以为“在清河”[23],《汉书·地理志》记载清河郡下辖有贝丘县,为都尉治所[24],显示出其地理位置的重要。西汉的贝丘,位于河水西岸,距离黄河不远,而在楚顷襄王与好弱弓微缴者对答之前三年,燕将乐毅率燕、秦、韩、赵、魏五国之兵,合纵伐齐,刚刚使得齐国失去了在河水西岸的土地,此前则齐在黄河西岸“摧三晋于观津”[25],观津为西汉信都国属县[26],即与贝丘附近地区一样,属于齐国当时在西北的边界地带。故《楚世家》所记 丘当与贝丘同属一地,这位楚人不过是出于习惯,使用三年前刚刚易主的原齐国西北地区的代表性地点,来指称齐国的疆域。这样一来,所谓“午道”,最有可能通过位于齐国西南部的边界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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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在战国时,陶曾一度成为“天下之中”。因而,经由函谷关而东西方向横亘的交通大干道,必然要从洛阳向东延伸,途经大梁,而抵达于陶。过了陶,再向东稍行,就是后来昌邑国的首县昌邑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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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由此昌邑进一步向东,受鲁中山地高低起伏变化的影响,而且山间河流如泗水、沂水及其支流,都是由北向南流淌,山谷呈南北纵向分布,道路自然已经无法像平地一样通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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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条东西向大干道,在经过西汉昌邑县治所之后,与一条略近于南北向的大干道相连接。这条干道,南端来自彭城方向,大致循泗水、菏水水道西北行,在西汉昌邑县东侧不远的地方,转而北上。再经巨野泽东侧,继续向北,则可抵达黄河下游的重要津渡平原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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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最后一次巡行天下,从会稽返回时,在长江口下海,乘船北上,至今山东半岛北部的之罘登陆上岸后,一路西行,就是通过平原津西渡黄河的[27]。这显示出当时存在着这样一条东西向干道,也显示出经由彭城北上至此的道路,同样是一条重要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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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末巨鹿之战时,宋义、项羽率楚军从彭城出发,北上救赵,走的就是这条道路。在通过后来西汉时期的昌邑县以后不久,宋义让军队驻扎在一个叫“安阳”的地方。前文提到,战国时齐国的刀币“安阳之法化”,很有可能就是在这里铸造的。宋义不仅在此驻足不前,而且一停就长达四十六天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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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召宋义与计事而大说之,因置以为上将军;项羽为鲁公,为次将,范增为末将,救赵。诸别将皆属宋义,号为卿子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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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至安阳,留四十六日不进。项羽曰:“吾闻秦军围赵王巨鹿,疾引兵渡河,楚击其外,赵应其内,破秦军必矣。”宋义曰:“不然,夫搏牛之蝱不可以破虮虱,今秦攻赵,战胜则兵罢,我承其敝;不胜,则我引兵鼔行而西,必举秦矣。故不如先斗秦赵。夫被坚执锐,义不如公;坐而运策,公不如义。”因下令军中曰:“猛如虎,很如羊,贪如狼,强不可使者,皆斩之。”乃遣其子宋襄相齐,身送之至无盐,饮酒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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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寒大雨,士卒冻饥。项羽曰:“将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岁饥民贫,士卒食芋菽,军无见粮,乃饮酒高会,不引兵渡河因赵食,与赵并力攻秦,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强,攻新造之赵,其势必举赵。赵举而秦强,何敝之承!且国兵新破,王坐不安席,扫境内而专属于将军,国家安危,在此一举。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禝之臣。”项羽晨朝上将军宋义,即其帐中斩宋义头,出令军中曰:“宋义与齐谋反楚,楚王阴令羽诛之。”当是时,诸将皆慑服,莫敢枝梧。皆曰:“首立楚者,将军家也。今将军诛乱。”乃相与共立羽为假上将军。使人追宋义子,及之齐,杀之。使桓楚报命于怀王。怀王因使项羽为上将军,当阳君、蒲将军皆属项羽。[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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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义停军于安阳,坐观秦、赵两军相斗,是因为他心怀异志,想要取楚怀王而代之。也正因为如此,才会在战事如此危急的时刻,遣送其子宋襄入齐为相。这显然是联络齐国,作为奥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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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鹿城下的军情,危急万分,而宋义的图谋,又是如此微妙,他统率着楚方除了刘邦带走的那一支偏师之外近乎全数的作战部队,选择安阳这个地方停留四十六天之久,自然是经过周详的思虑,这里也一定会有充足的地理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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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视相关记载,不难看出,在由彭城至平原津之间的南北向干道上,从安阳歧分,向东北方向行进,另有一条大道,大致沿今大汶河谷地,直达齐都临淄,亦即安阳是这两条道路的交结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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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阳在交通地理上的重要性,还不止于此,更为重要的是,如前所述,通过西汉昌邑县的东西向干道,在受到鲁中山地的阻碍后,只能向东北方向转折,而这条转向东北的道路,正是沿大汶河谷地通往临淄的那一条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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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安阳的具体地点,过去不易确定,但在今山东巨野县境内,出土过带有“安阳市”三字的秦朝陶片。从而可以推定,它应该在西汉昌邑县东北不远的地方[29]。这样一来,就不难看出,这个安阳,位于两个全国性大干道的交叉路口上——横向的干道,是从咸阳(或长安)方向,经过洛阳、大梁、陶,安阳,再向东北转折,直至临淄;纵向的干道,则是从彭城北上,经过安阳,直至平原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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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把安阳所在的这个大路交叉口,姑且拟定为所谓“午道”,则对《战国策》和《史记》的相关记载,都能够做出更为允洽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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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秦说赵王时所云“魏塞午道,赵涉河、漳、博关”,就是讲魏、赵两国,分别从南北两侧,控制住齐国的西境;而张仪说赵王时所云“秦发三将军,一军塞午道,告齐,使兴师度清河,军于邯郸之东”,是讲秦派兵控制住齐国西境上的战略要地“午道”,以胁迫齐国出兵攻赵。至于《史记·楚世家》以“即墨”和“午道”对举,以体现齐国的疆域,则两地一在其国东北,一在其国西南,明此地理方位关系,太史公的文句愈加顺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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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我想有理由推定:所谓“午道”,其最基本的语义,就是指安阳所在的这个十字路口。实际使用时,当然还可以由这一点稍向外延,指距离十字路口一定范围之内的道路。只不过当时不是用“十”字来表示,而是以“午”字相称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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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3 山东巨野县出土秦“安阳市”铭文陶片[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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