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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秦发三将军，一军塞午道，告齐，使兴师度清河，军于邯郸之东；一军军于成皋，欧韩、魏而军于河外；一军军于渑池。约曰：“四国为一以攻赵，破赵而四分其地。”是故不敢匿意隐情，先以闻于左右。臣切为大王计，莫如与秦遇于渑池，面相见而身相结也。[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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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上面这两条记载，知“午道”应与赵、魏、齐三国的安危，具有比较密切的关系。《史记·张仪列传》迻录后一段《战国策》的内容，唐人司马贞释之曰：“此午道当在赵之东、齐之西也。”[21]这样的解释，固然大致不误，但似乎还不够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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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谓午道必在赵之东、齐之西，则何以还会特别有“魏塞午道”一说？同时，张仪说赵王时，也只是说秦军“塞午道”，而不是由赵或齐军来阻塞这条“午道”。又苏秦说赵王时所说在秦军攻齐而“魏塞午道”的同时，赵军尚且“涉河、漳、博关”，唐人张守节谓此博关在唐博州[22]，位置应与司马贞所说“午道”非常接近，也就是同属赵之东、齐之西这一地域范围之内。由于苏秦是就大的地理形势发表议论，因而“午道”的实际位置，似应在更南面一些魏国的境内（例如史念海所说的陶），至少应与魏国更为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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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午道”的战国史事，尚有《史记·楚世家》载楚有“好以弱弓微缴加归雁之上者”，在楚顷襄王十八年（前281），应答顷襄王的询问，乃分别以“朝射东莒，夕发 丘，夜加即墨，顾据午道”，来表示齐国的四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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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墨在齐国东北，东莒则是表示齐国东南。 丘，南朝刘宋时人徐广以为“在清河”[23]，《汉书·地理志》记载清河郡下辖有贝丘县，为都尉治所[24]，显示出其地理位置的重要。西汉的贝丘，位于河水西岸，距离黄河不远，而在楚顷襄王与好弱弓微缴者对答之前三年，燕将乐毅率燕、秦、韩、赵、魏五国之兵，合纵伐齐，刚刚使得齐国失去了在河水西岸的土地，此前则齐在黄河西岸“摧三晋于观津”[25]，观津为西汉信都国属县[26]，即与贝丘附近地区一样，属于齐国当时在西北的边界地带。故《楚世家》所记 丘当与贝丘同属一地，这位楚人不过是出于习惯，使用三年前刚刚易主的原齐国西北地区的代表性地点，来指称齐国的疆域。这样一来，所谓“午道”，最有可能通过位于齐国西南部的边界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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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在战国时，陶曾一度成为“天下之中”。因而，经由函谷关而东西方向横亘的交通大干道，必然要从洛阳向东延伸，途经大梁，而抵达于陶。过了陶，再向东稍行，就是后来昌邑国的首县昌邑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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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由此昌邑进一步向东，受鲁中山地高低起伏变化的影响，而且山间河流如泗水、沂水及其支流，都是由北向南流淌，山谷呈南北纵向分布，道路自然已经无法像平地一样通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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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条东西向大干道，在经过西汉昌邑县治所之后，与一条略近于南北向的大干道相连接。这条干道，南端来自彭城方向，大致循泗水、菏水水道西北行，在西汉昌邑县东侧不远的地方，转而北上。再经巨野泽东侧，继续向北，则可抵达黄河下游的重要津渡平原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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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最后一次巡行天下，从会稽返回时，在长江口下海，乘船北上，至今山东半岛北部的之罘登陆上岸后，一路西行，就是通过平原津西渡黄河的[27]。这显示出当时存在着这样一条东西向干道，也显示出经由彭城北上至此的道路，同样是一条重要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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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末巨鹿之战时，宋义、项羽率楚军从彭城出发，北上救赵，走的就是这条道路。在通过后来西汉时期的昌邑县以后不久，宋义让军队驻扎在一个叫“安阳”的地方。前文提到，战国时齐国的刀币“安阳之法化”，很有可能就是在这里铸造的。宋义不仅在此驻足不前，而且一停就长达四十六天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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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召宋义与计事而大说之，因置以为上将军；项羽为鲁公，为次将，范增为末将，救赵。诸别将皆属宋义，号为卿子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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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至安阳，留四十六日不进。项羽曰：“吾闻秦军围赵王巨鹿，疾引兵渡河，楚击其外，赵应其内，破秦军必矣。”宋义曰：“不然，夫搏牛之蝱不可以破虮虱，今秦攻赵，战胜则兵罢，我承其敝；不胜，则我引兵鼔行而西，必举秦矣。故不如先斗秦赵。夫被坚执锐，义不如公；坐而运策，公不如义。”因下令军中曰：“猛如虎，很如羊，贪如狼，强不可使者，皆斩之。”乃遣其子宋襄相齐，身送之至无盐，饮酒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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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寒大雨，士卒冻饥。项羽曰：“将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岁饥民贫，士卒食芋菽，军无见粮，乃饮酒高会，不引兵渡河因赵食，与赵并力攻秦，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强，攻新造之赵，其势必举赵。赵举而秦强，何敝之承！且国兵新破，王坐不安席，扫境内而专属于将军，国家安危，在此一举。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禝之臣。”项羽晨朝上将军宋义，即其帐中斩宋义头，出令军中曰：“宋义与齐谋反楚，楚王阴令羽诛之。”当是时，诸将皆慑服，莫敢枝梧。皆曰：“首立楚者，将军家也。今将军诛乱。”乃相与共立羽为假上将军。使人追宋义子，及之齐，杀之。使桓楚报命于怀王。怀王因使项羽为上将军，当阳君、蒲将军皆属项羽。[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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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义停军于安阳，坐观秦、赵两军相斗，是因为他心怀异志，想要取楚怀王而代之。也正因为如此，才会在战事如此危急的时刻，遣送其子宋襄入齐为相。这显然是联络齐国，作为奥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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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鹿城下的军情，危急万分，而宋义的图谋，又是如此微妙，他统率着楚方除了刘邦带走的那一支偏师之外近乎全数的作战部队，选择安阳这个地方停留四十六天之久，自然是经过周详的思虑，这里也一定会有充足的地理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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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视相关记载，不难看出，在由彭城至平原津之间的南北向干道上，从安阳歧分，向东北方向行进，另有一条大道，大致沿今大汶河谷地，直达齐都临淄，亦即安阳是这两条道路的交结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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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阳在交通地理上的重要性，还不止于此，更为重要的是，如前所述，通过西汉昌邑县的东西向干道，在受到鲁中山地的阻碍后，只能向东北方向转折，而这条转向东北的道路，正是沿大汶河谷地通往临淄的那一条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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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安阳的具体地点，过去不易确定，但在今山东巨野县境内，出土过带有“安阳市”三字的秦朝陶片。从而可以推定，它应该在西汉昌邑县东北不远的地方[29]。这样一来，就不难看出，这个安阳，位于两个全国性大干道的交叉路口上——横向的干道，是从咸阳（或长安）方向，经过洛阳、大梁、陶，安阳，再向东北转折，直至临淄；纵向的干道，则是从彭城北上，经过安阳，直至平原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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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把安阳所在的这个大路交叉口，姑且拟定为所谓“午道”，则对《战国策》和《史记》的相关记载，都能够做出更为允洽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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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秦说赵王时所云“魏塞午道，赵涉河、漳、博关”，就是讲魏、赵两国，分别从南北两侧，控制住齐国的西境；而张仪说赵王时所云“秦发三将军，一军塞午道，告齐，使兴师度清河，军于邯郸之东”，是讲秦派兵控制住齐国西境上的战略要地“午道”，以胁迫齐国出兵攻赵。至于《史记·楚世家》以“即墨”和“午道”对举，以体现齐国的疆域，则两地一在其国东北，一在其国西南，明此地理方位关系，太史公的文句愈加顺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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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我想有理由推定：所谓“午道”，其最基本的语义，就是指安阳所在的这个十字路口。实际使用时，当然还可以由这一点稍向外延，指距离十字路口一定范围之内的道路。只不过当时不是用“十”字来表示，而是以“午”字相称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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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3 山东巨野县出土秦“安阳市”铭文陶片[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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