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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昏侯刘贺 [:1705932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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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昏侯刘贺 三 昌邑其地与楚汉胜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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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之际的风云人物彭越（字仲），家乡就在昌邑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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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载彭越在起事造反之前，“常渔巨野泽中，为群盗。陈胜、项梁之起，少年或谓越曰：‘诸豪杰相立畔秦，仲可以来，亦效之。’彭越曰：‘两龙方斗，且待之。’”[31]在当时，巨野泽是中原腹地第一大湖沼。彭越得以率众聚啸于此，静待天下形势进一步明朗之后，再决定进退取舍，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基于巨野泽既在中原腹地、四通八达，同时又有丰富的生存资源，得以从容藏身其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地理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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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魏豹彭越列传》中如下一段记载，最能体现昌邑国地区农业经济的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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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王之败彭城解而西也，彭越皆复亡其所下城，独将其兵北居河上。汉王三年，彭越常往来为汉游兵，击楚，绝其后粮于梁地。汉四年冬，项王与汉王相距荥阳，彭越攻下睢阳、外黄十七城。项王闻之，乃使曹咎守成皋，自东收彭越所下城邑，皆复为楚。越将其兵北走谷城。汉五年秋，项王之南走阳夏，彭越复下昌邑旁二十余城，得谷十余万斛，以给汉王食。[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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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记述汉王三年“彭越常往来为汉游兵，击楚，绝其后粮于梁地”，是讲汉王刘邦在彭城战败之后，退据荥阳，依托敖仓之粟补给军需，与追击而来的项羽相对峙时期，彭越配合汉王，在楚军后方展开的游击骚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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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项羽本纪》对彭越的破坏活动，也有相同的记载，而且项羽正是由于被彭越此举弄得窘迫不堪，无可奈何之际，才产生了要把彭城之战时俘获的刘邦老爹烹制成肉汤就饭吃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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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王则引兵渡河，复取成皋，军广武，就敖仓食。项王已定东海来，西，与汉俱临广武而军，相守数月。当此时，彭越数反梁地，绝楚粮食，项王患之。为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汉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汉王曰：“吾与项羽俱北面受命怀王，曰‘约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杯羹。”[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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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邦固然无赖至极，但项羽这一徒劳无益的做法也充分显示出，彭越在包括后来的昌邑国境域在内的魏国故地往来游击，不断破坏楚军的粮食补给，已经使项羽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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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魏豹彭越列传》所谓“汉五年秋，项王之南走阳夏”云云，则是指汉高祖五年，经过几年对峙之后，刘邦和项羽商定以鸿沟为界而中分天下之事。《史记·高祖本纪》记同一史事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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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此时，彭越将兵居梁地，往来苦楚兵，绝其粮食。田横往从之。项羽数击彭越等，齐王信又进击楚。项羽恐，乃与汉王约，中分天下，割鸿沟而西者为汉，鸿沟而东者为楚。项王归汉王父母妻子，军中皆呼万岁，乃归而别去。[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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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相对照，愈加可知，彭越将兵在包括昌邑国境域在内的“梁地”亦即魏国故地，有效地阻断楚军粮食供应，是迫使项羽不得不与刘邦中分天下以退军的关键因素。这一事件，突出显示了昌邑国及其附近区域在经济地理上的优势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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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邑国境域经济地理优势对楚汉战争进程及其结局的影响，不止直接导致项羽退兵后撤这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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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项羽率楚军向东南方向后撤至阳夏的时候，彭越趁机攻夺“昌邑旁二十余城”，也就是一举占领自己老家昌邑县临近区域的二十多座城邑。与此同时，本来已经打算如约西撤的刘邦，又听从张良、陈平的谋划，背信弃义，出兵追击楚军，试图利用楚军因“兵疲食尽”而不得不撤军后退这一天赐良机，一举灭掉西楚霸王项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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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刘邦进军至阳夏以南时，暂停追击，派人召集齐地的韩信和梁地的彭越，一同前来聚歼楚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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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韩信和彭越两人对刘邦都心怀不满：韩信是感觉自己强行索来的齐王身份很不稳固，并且更想回到自己的家乡去做楚王；彭越则本想在自己舍命攻打下来的魏国故地受封为王，可刘邦仅仅让他给魏王豹做了个相国。因而两人都借故推脱，并没有马上听命出兵。但如上引《史记·魏豹彭越列传》所述，彭越还是动用自己在“昌邑旁二十余城”所获得的十余万斛谷米，供给汉王军食，帮助刘邦的军队，保持基本的作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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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后，待刘邦分别封授韩信为楚王、彭越为梁王之后，彭、韩两人立即统兵加入会战，并且配合刘邦最终全歼项羽之军于垓下[35]。韩信军此时系从齐地远道紧急赴命，参战军粮的保障，同样不易。故彭越在昌邑附近获取的十几万斛谷米，在继续供给汉王军需的同时，还可以调配一部分，供给大致在同一方向上加入这场战役的齐军，以及其他参战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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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此可知，昌邑地区出产的粮食，对楚汉双方的战略总决战——垓下之战的形成及其胜负，曾发生过至关重要的影响，这是昌邑地区粮食生产丰盛情况的一个很具体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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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论述表明，昌邑国具有很多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刘髆的封国被汉武帝选定在昌邑，实际上充分体现了刘彻对李夫人的宠爱，用以充分保障其子刘髆能够在此享受富豪的生活。这样看来，今天我们在海昏侯墓中看到的大量精美文物，其中有很多，应是来自富庶的昌邑故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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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老昌邑王刘髆，在位十一年，时间仅稍短于刘贺的十二年，所以，海昏侯墓中出土的器物，有一部分，或许应属老昌邑王故物。根据到目前为止考古工作者所披露的很少一部分情况，可知在所有带有昌邑王年款的铜器和漆器中，其最长的年数，即为昌邑十一年。因而，这些标记年数在十一年以下的昌邑国器物，还不能完全排除其制作于老昌邑王刘髆之手的可能，不一定都是刘贺置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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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4 楚汉战争时期彭越游击活动区域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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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自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地图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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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髆在昌邑称王十一年，再加上刘贺的十二年多，两代昌邑王在位的时间，已经超过二十三年，而刘贺从元康三年四月受封为海昏侯，至神爵三年去世，不过短短四年而已[36]，骤然之间，实在很难在豫章海昏这样荒僻的地方，聚敛出我们今天在其墓葬中所看到的巨额财富。除了这些明确带有昌邑王年款的器物之外，海昏侯墓葬中的财富，还有很多，应同样来自中原腹地的昌邑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