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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一些人依据海昏侯墓中出土的诸如所谓“孔子屏风”（实为矩形铜镜镜背[10]），或属《易经》《礼记》《论语》等儒家经典的简牍（其中有些内容还有待进一步认证，如所谓《易经》就是如此），甚至乐器、两周铜器等，来证明刘贺其人本属循规蹈矩的正人君子，并且情趣高雅，爱好音乐、喜欢收藏，等等，从而很轻易地做出新的判断，以为《汉书》等传世典籍有关刘贺“清狂不惠”“动作亡节”之类的记载，尽属霍光之辈肆意厚污。如此简单地阐释出土遗物，恐怕同样严重脱离实际，这样的研究方法，似乎并不可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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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5 海昏侯墓出土所谓“孔子屏风”（铜镜镜背）上的铭文[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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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第六章中已经谈到，儒家经典，在当时的皇家子弟教育中，本已成为一项基本的内容，昌邑王刘贺的老师王式，就明确讲过他“以《诗》三百五篇朝夕授王”的情况。其实比这更早，在前面的第二章中，还谈到了刘贺的父亲老昌邑王刘髆，甫一受封，汉武帝就指令“通《五经》”的夏侯始昌给他做“太傅”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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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在海昏侯刘贺的墓中发现这些儒家经典，是很正常的事情，只是对历史文献的记载起到印证的作用。在这一方面，这些著述的出土，并没有向我们提供什么传世文献之外全新的信息，它所能发挥的独特功效，只是补充了具体的实物，同时还可以看到早期文本的实际面貌（不过仅仅是这两点，价值也已经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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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第四章提到，霍光宣布废除刘贺帝位时，刘贺竟然还向霍光争辩什么“闻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天下”，憨傻地想要以此来保全自己的帝位。刘贺讲的这两句话，语出《孝经》，是与海昏侯墓出土的所谓《易经》《礼记》《论语》等性质相同的儒家经典。但刘贺引述这句话，并不能证明其修养高深，神志精明。如前所述，清人朱一新反而剖析说：“观昌邑临废两言，犹非昏悖，特童 不解事耳。班氏载此，具有深意。”也就是说，在朱一新看来，班固在《汉书》中记明此事，是有意用它来说明刘贺并不是什么昏悖不堪的歹人，只不过傻乎乎地不明白事理而已，而这一点，恰恰是对刘贺其人“清狂不惠”这一神志状态和“动作亡节”这一行为特征最好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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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海昏侯墓中，出土有不止一件两周时期的铜器，于是，又有人据此做出推断，以为刘贺还有文物收藏的雅好，显示出很高层次的审美需求。但这些西周和春秋时期的铜器，究竟是用作一般器皿使用，还是作为文物藏弆，或是用作摆设观赏，说者并没有提供相应的依据。至少对于我来说，在没有看到确切的证据之前，顶多只能将此看作一种纯逻辑的可能性，而在学术研究中不提供任何证据就做这样简单的逻辑推论，实际上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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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史记·封禅书》记载，汉武帝时有一名为“李少君”的方士，“少君见上，上有故铜器，问少君。少君曰：‘此器齐桓公十年陈于柏寝。’已而案其刻，果齐桓公器。一宫尽骇，以为少君神，数百岁人也”[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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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6 海昏侯墓出土西周时期铸造的青铜提梁卣[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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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上述文字内容而言，我感觉汉武帝这件齐桓公十年的“故铜器”，恐怕只是一件很普通的生活用具。若是作为珍藏的古代宝物，并且成为当时的一种社会时尚，那么，汉武帝本人和宫中其他能够接触到它的人，对其制作年代和珍贵之处，理应尽皆知悉，何须特地“案其刻”始得辨识所属年代？又何须将李少君视之为神？显而易见，对刘贺等汉朝人是不是如此郑重地把两周铜器当作一种古董来收藏、鉴赏，还需要做出更为具体的研究[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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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以海昏侯墓中出土的这几件两周铜器的存放地点而言，至少其中一件西周时期铸造的青铜提梁卣和东周时期铸造的青铜缶，考古发掘者说是被安置在北藏椁东部所谓“酒具库”内，与其他各种西汉时期制造的普通铜制酒器混同一事[15]，就没有显现出高级古董的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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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出土文物，往往不能简单地用来直接解释历史人物和历史活动，更不宜简单地用某一具体的实物率尔否定像《史记》《汉书》这类正史记载的史事。海昏侯墓的发现，墓中出土的大量文物，对历史研究的促进作用将是巨大的，但学问需要平心静气地一点儿一点儿地做，要花费很多工夫，才能推动学术研究取得进步。对古代器物的研究是这样，对历史人物和历史活动的研究，更需要潜心积累，不要过多指望依赖某一新的发现来陡然改写什么、颠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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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关于孔子生年的问题，据云海昏侯墓出土的所谓“孔子屏风”，又提供了不同于以往的全新说法。一些人为此兴奋不已。其实传世文献中关于孔子生年的两种主要说法，一为鲁襄公二十一年（前552）说，出自《公羊传》和《穀梁传》；一为鲁襄公二十二年（前551）说，出自《世本》和《史记》。这两种说法出现的年代，都不比这个镜背上的铭文晚，而前人聚讼纷纭，莫衷一是，始终也没有一个清楚的说法（而今官方选定后者，也只有行政权威，并没有可信的学术认证）。随便翻检一下清人孔广牧的《先圣生卒年月日考》，就可以了解前人讨论此事的复杂程度，这绝不是在刘贺的墓穴里找到一个屏风就能够轻易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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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7 清光绪刻本《先圣生卒年月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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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海昏侯墓出土的文物和文字铭文、简牍文书，只能进一步丰富我们对西汉历史以及其他相关历史问题的认识，而不能甚至根本无须期望对《汉书》记载的有关刘贺的基本史实做出什么翻案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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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国古代自春秋战国以来的历史，其中绝大部分问题，最重要的基础，还是传世基本文献。传世典籍与考古新发现（包括新出土文字史料在内）的关系，总的来说，类同主干与枝叶，首先把握住主干，才能更好地梳理清楚枝叶。研究者不宜抱持对立的态度看待二者，更不宜颠倒主次关系，以为所有的问题都要依赖考古发现来重新证实，以为新发现的一定就是更好的，动辄就想用后者来颠覆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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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8 海昏侯墓出土青铜蒸馏器[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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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样的原则，至少也适用于一部分古器物的研究。例如，海昏侯墓出土一件以铜为材质的所谓“蒸馏器”，主持发掘的学者根据其中存有芋头的残留物，就向社会大众发表看法，提出这很可能是用以蒸馏制作烧酒，希望因此而将中国制作蒸馏酒的历史提早一千多年。相关考古工作者通过各种形式面向社会公众来介绍发掘的情况，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但正如发掘者所说，这是一项非常严肃的学术工作，考古不能被娱乐化。在向非专业人士介绍一些新的重大见解的时候，由于受众对学术研究的相对性，通常缺乏足够的认识，若是不能保持足够的警惕，就很容易在社会上造成“娱乐化”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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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喝蒸馏酒、也就是白酒的人，很容易明白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喝酒是有瘾的，因而，人们一旦掌握制作蒸馏酒的技术并品尝到这种高度酒的美味，这种技术是绝不可能失传的。那么，西汉时期若是已经能用此物蒸馏出白酒，又何待一千多年之后重新从西域传入蒸馏制酒技术？这未免太悖戾常理了。其实类似的器物，过去已经有过发现，例如上海博物馆即收藏有一件东汉时期的所谓“青铜蒸馏器”，但孙机已经对其做过具体的考辨，以为其用途尚不明确，无法认定是用以蒸馏制酒，故仍维持传世文献记载的元朝始用蒸馏酒说。[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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