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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一些人依据海昏侯墓中出土的诸如所谓“孔子屏风”(实为矩形铜镜镜背[10]),或属《易经》《礼记》《论语》等儒家经典的简牍(其中有些内容还有待进一步认证,如所谓《易经》就是如此),甚至乐器、两周铜器等,来证明刘贺其人本属循规蹈矩的正人君子,并且情趣高雅,爱好音乐、喜欢收藏,等等,从而很轻易地做出新的判断,以为《汉书》等传世典籍有关刘贺“清狂不惠”“动作亡节”之类的记载,尽属霍光之辈肆意厚污。如此简单地阐释出土遗物,恐怕同样严重脱离实际,这样的研究方法,似乎并不可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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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5 海昏侯墓出土所谓“孔子屏风”(铜镜镜背)上的铭文[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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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第六章中已经谈到,儒家经典,在当时的皇家子弟教育中,本已成为一项基本的内容,昌邑王刘贺的老师王式,就明确讲过他“以《诗》三百五篇朝夕授王”的情况。其实比这更早,在前面的第二章中,还谈到了刘贺的父亲老昌邑王刘髆,甫一受封,汉武帝就指令“通《五经》”的夏侯始昌给他做“太傅”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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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在海昏侯刘贺的墓中发现这些儒家经典,是很正常的事情,只是对历史文献的记载起到印证的作用。在这一方面,这些著述的出土,并没有向我们提供什么传世文献之外全新的信息,它所能发挥的独特功效,只是补充了具体的实物,同时还可以看到早期文本的实际面貌(不过仅仅是这两点,价值也已经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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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第四章提到,霍光宣布废除刘贺帝位时,刘贺竟然还向霍光争辩什么“闻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天下”,憨傻地想要以此来保全自己的帝位。刘贺讲的这两句话,语出《孝经》,是与海昏侯墓出土的所谓《易经》《礼记》《论语》等性质相同的儒家经典。但刘贺引述这句话,并不能证明其修养高深,神志精明。如前所述,清人朱一新反而剖析说:“观昌邑临废两言,犹非昏悖,特童 不解事耳。班氏载此,具有深意。”也就是说,在朱一新看来,班固在《汉书》中记明此事,是有意用它来说明刘贺并不是什么昏悖不堪的歹人,只不过傻乎乎地不明白事理而已,而这一点,恰恰是对刘贺其人“清狂不惠”这一神志状态和“动作亡节”这一行为特征最好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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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海昏侯墓中,出土有不止一件两周时期的铜器,于是,又有人据此做出推断,以为刘贺还有文物收藏的雅好,显示出很高层次的审美需求。但这些西周和春秋时期的铜器,究竟是用作一般器皿使用,还是作为文物藏弆,或是用作摆设观赏,说者并没有提供相应的依据。至少对于我来说,在没有看到确切的证据之前,顶多只能将此看作一种纯逻辑的可能性,而在学术研究中不提供任何证据就做这样简单的逻辑推论,实际上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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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史记·封禅书》记载,汉武帝时有一名为“李少君”的方士,“少君见上,上有故铜器,问少君。少君曰:‘此器齐桓公十年陈于柏寝。’已而案其刻,果齐桓公器。一宫尽骇,以为少君神,数百岁人也”[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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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6 海昏侯墓出土西周时期铸造的青铜提梁卣[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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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上述文字内容而言,我感觉汉武帝这件齐桓公十年的“故铜器”,恐怕只是一件很普通的生活用具。若是作为珍藏的古代宝物,并且成为当时的一种社会时尚,那么,汉武帝本人和宫中其他能够接触到它的人,对其制作年代和珍贵之处,理应尽皆知悉,何须特地“案其刻”始得辨识所属年代?又何须将李少君视之为神?显而易见,对刘贺等汉朝人是不是如此郑重地把两周铜器当作一种古董来收藏、鉴赏,还需要做出更为具体的研究[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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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以海昏侯墓中出土的这几件两周铜器的存放地点而言,至少其中一件西周时期铸造的青铜提梁卣和东周时期铸造的青铜缶,考古发掘者说是被安置在北藏椁东部所谓“酒具库”内,与其他各种西汉时期制造的普通铜制酒器混同一事[15],就没有显现出高级古董的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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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出土文物,往往不能简单地用来直接解释历史人物和历史活动,更不宜简单地用某一具体的实物率尔否定像《史记》《汉书》这类正史记载的史事。海昏侯墓的发现,墓中出土的大量文物,对历史研究的促进作用将是巨大的,但学问需要平心静气地一点儿一点儿地做,要花费很多工夫,才能推动学术研究取得进步。对古代器物的研究是这样,对历史人物和历史活动的研究,更需要潜心积累,不要过多指望依赖某一新的发现来陡然改写什么、颠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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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关于孔子生年的问题,据云海昏侯墓出土的所谓“孔子屏风”,又提供了不同于以往的全新说法。一些人为此兴奋不已。其实传世文献中关于孔子生年的两种主要说法,一为鲁襄公二十一年(前552)说,出自《公羊传》和《穀梁传》;一为鲁襄公二十二年(前551)说,出自《世本》和《史记》。这两种说法出现的年代,都不比这个镜背上的铭文晚,而前人聚讼纷纭,莫衷一是,始终也没有一个清楚的说法(而今官方选定后者,也只有行政权威,并没有可信的学术认证)。随便翻检一下清人孔广牧的《先圣生卒年月日考》,就可以了解前人讨论此事的复杂程度,这绝不是在刘贺的墓穴里找到一个屏风就能够轻易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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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7 清光绪刻本《先圣生卒年月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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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海昏侯墓出土的文物和文字铭文、简牍文书,只能进一步丰富我们对西汉历史以及其他相关历史问题的认识,而不能甚至根本无须期望对《汉书》记载的有关刘贺的基本史实做出什么翻案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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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国古代自春秋战国以来的历史,其中绝大部分问题,最重要的基础,还是传世基本文献。传世典籍与考古新发现(包括新出土文字史料在内)的关系,总的来说,类同主干与枝叶,首先把握住主干,才能更好地梳理清楚枝叶。研究者不宜抱持对立的态度看待二者,更不宜颠倒主次关系,以为所有的问题都要依赖考古发现来重新证实,以为新发现的一定就是更好的,动辄就想用后者来颠覆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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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8 海昏侯墓出土青铜蒸馏器[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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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样的原则,至少也适用于一部分古器物的研究。例如,海昏侯墓出土一件以铜为材质的所谓“蒸馏器”,主持发掘的学者根据其中存有芋头的残留物,就向社会大众发表看法,提出这很可能是用以蒸馏制作烧酒,希望因此而将中国制作蒸馏酒的历史提早一千多年。相关考古工作者通过各种形式面向社会公众来介绍发掘的情况,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但正如发掘者所说,这是一项非常严肃的学术工作,考古不能被娱乐化。在向非专业人士介绍一些新的重大见解的时候,由于受众对学术研究的相对性,通常缺乏足够的认识,若是不能保持足够的警惕,就很容易在社会上造成“娱乐化”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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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喝蒸馏酒、也就是白酒的人,很容易明白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喝酒是有瘾的,因而,人们一旦掌握制作蒸馏酒的技术并品尝到这种高度酒的美味,这种技术是绝不可能失传的。那么,西汉时期若是已经能用此物蒸馏出白酒,又何待一千多年之后重新从西域传入蒸馏制酒技术?这未免太悖戾常理了。其实类似的器物,过去已经有过发现,例如上海博物馆即收藏有一件东汉时期的所谓“青铜蒸馏器”,但孙机已经对其做过具体的考辨,以为其用途尚不明确,无法认定是用以蒸馏制酒,故仍维持传世文献记载的元朝始用蒸馏酒说。[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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