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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8 海昏侯墓出土青铜蒸馏器[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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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样的原则，至少也适用于一部分古器物的研究。例如，海昏侯墓出土一件以铜为材质的所谓“蒸馏器”，主持发掘的学者根据其中存有芋头的残留物，就向社会大众发表看法，提出这很可能是用以蒸馏制作烧酒，希望因此而将中国制作蒸馏酒的历史提早一千多年。相关考古工作者通过各种形式面向社会公众来介绍发掘的情况，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但正如发掘者所说，这是一项非常严肃的学术工作，考古不能被娱乐化。在向非专业人士介绍一些新的重大见解的时候，由于受众对学术研究的相对性，通常缺乏足够的认识，若是不能保持足够的警惕，就很容易在社会上造成“娱乐化”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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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喝蒸馏酒、也就是白酒的人，很容易明白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喝酒是有瘾的，因而，人们一旦掌握制作蒸馏酒的技术并品尝到这种高度酒的美味，这种技术是绝不可能失传的。那么，西汉时期若是已经能用此物蒸馏出白酒，又何待一千多年之后重新从西域传入蒸馏制酒技术？这未免太悖戾常理了。其实类似的器物，过去已经有过发现，例如上海博物馆即收藏有一件东汉时期的所谓“青铜蒸馏器”，但孙机已经对其做过具体的考辨，以为其用途尚不明确，无法认定是用以蒸馏制酒，故仍维持传世文献记载的元朝始用蒸馏酒说。[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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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历史文献的清楚记载和这些已有的研究成果，我想，与其动辄揣测通过这件器皿来改写中国制作蒸馏酒的历史，不如更好地对比上海博物馆等处收藏的类似器皿，梳理同类器物的演变序列，以更好地认识和把握其功用和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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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遵循正确的研究路径，海昏侯刘贺墓葬的考古发现和研究，必将带给人们更丰富，同时也更具体、更准确的认识。随着清理和研究工作的深入，在很多具体问题上，一定会带给我们诸多惊喜。另一方面，这些具体、生动的古代实物，也必然会激发起人们了解古代历史文化的浓厚兴趣，同时也提出更多细致的问题，等待考古学者和历史学者予以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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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有很多学者，并不认同上述看法。但不管怎样，面对海昏侯墓这一重大考古发现，面对社会各界的强烈关注，我希望这本匆匆写成的小书[18]，能够为大家了解刘贺其人其世提供一个初步的基础，对进一步认识和研究很多相关的问题，能够有所帮助；也希望能够随着海昏侯墓出土文物、文献的公布和研究，有机会进一步补充完善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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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6月30日晚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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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杨宽《中国古代陵寝制度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下编第三节《秦汉陵墓考察》，页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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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汉书》卷九《元帝纪》，页283—284。案《汉书·元帝纪》记云“乙未晦”，但乙未为本月十一日，非晦日，张文虎《舒艺室随笔》卷五（页114）对此已有考订，据《汉书·五行志》等，定“晦”字为衍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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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汉书》卷九《元帝纪》，页283—284；又卷一五下《王子侯表》下，页493；卷六三《武五子传·昌邑王髆附子贺》，页2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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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汉书》卷一五下《王子侯表》下，页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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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汉书》卷一五下《王子侯表》下唐颜师古注，页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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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案《汉书》卷九九中《王莽传》中（页4119）记始建国二年十一月，立国将军孙建奏“诸刘为侯者，以户多少就五等之差，其为吏者皆罢，待除于家”，即归入新室重定五等爵制之内，而不是废除刘氏侯爵。故实际情况，可能比较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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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汉书》卷一五下《王子侯表》下，页493；又卷六三《武五子传·昌邑王髆附子贺》，页2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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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晋司马彪《续汉书·郡国志》四，见《后汉书》志第二十二，页3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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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上海，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排印《史学丛书》）本卷三二“志据永和”条，页271—272。清李慈铭《后汉书札记》（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越缦堂读史札记全编》本）卷七，页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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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王仁湘《海昏侯墓的孔子屏风其实是穿衣镜？西汉时有这么大的铜镜吗？》，见《澎湃新闻》2016年5月5日之《文化课》：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464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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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首都博物馆编《五色炫曜——南昌汉代海昏侯国考古成果》，页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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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史记》卷二八《封禅书》，页1664—1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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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首都博物馆编《五色炫曜——南昌汉代海昏侯国考古成果》，页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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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案传世记载汉代历史的文献，其中确有一些郑重存放或是对待上古宝鼎的记载，最显著的就是《汉书》卷六《武帝纪》（页184）记载汉武帝元鼎四年六月“得宝鼎后土祠旁”，因而追记本次纪元为“元鼎”，并如《史记》卷二八《封禅书》（页1672—1673）所记，决定将其“见于祖祢，藏于帝廷”，确是庄重异常。但《史记·封禅书》称汉武帝是这件宝鼎视之为象征国祚的神禹“九鼎”，是神器，而不是普通的古董或珍宝。又《汉书》卷二五下《郊祀志》下（页1249—1250）记述说，汉宣帝时“又以方士言，为随侯（珠）、剑宝、玉宝璧、周康宝鼎立四祠于未央宫中”，所谓“周康宝鼎”自如汾阴后土祠旁所得“九鼎”一样的神圣之物，仍与古董意义上的前代旧鼎无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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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首都博物馆编《五色炫曜——南昌汉代海昏侯国考古成果》，页6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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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首都博物馆编《五色炫曜——南昌汉代海昏侯国考古成果》，页7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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