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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中华帝国并不机械等同于西方的Empire（帝国），中国的封建社会亦绝不简单等同于西方的Feudal Society（封建社会），而是中国特色封建社会。西方封建社会以宗教和封建人身依附关系为纽带，传统西方公共管理学的要义便在于强化这种纽带作用。而东方社会没有宗教和封建人身依附关系，公共管理思想则是以设计组织结构体系和协调平行人际关系为核心。中华帝国分为许多朝代，每个王朝都希望本朝长盛不衰，这就需要设计合理、符合当时历史背景的国家政权制度和行政管理体系，每个朝代的不同设计就构成了中华帝国的不断进步。因此我们至少应该略览过这种发展历程，才好作出从不进步或者总在进步的宏大论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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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每个朝代的结构体系和运行风格又如何形成？一建国自然就有了吗？只恐未必。所谓打江山难，坐江山更难，事实上开国皇帝往往都是些打天下的武夫，王朝的盛衰气运似乎更取决于第二代皇帝如何坐江山。因为一世打江山的方式自己一个人用就可以了，后人不用学，但是二世主怎么坐江山，则往往成为整个王朝长期坚持的标杆。这个标杆树得好，王朝就发展得好，而标杆一旦跑偏，便很难保持繁荣稳定。所以，研究一世怎么造反，在和平年代似乎意义更小，而研究每个王朝的二世主所设计的国家架构，就能从很大程度上掌握这个朝代的总体风格和运行机制，从而勾勒出整个中华帝国两千年来的发展脉络。具体到每位二世主，由于建国初期的一些不规范性和不稳定性，他们往往都不是常规继位，坐上皇位的故事非常值得一看，所以我作《煮酒话太宗》十三篇，来与读者共同研究他们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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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每个王朝的第二代领导人称作二世，似乎太枯燥了一点，不妨使用中国传统的太宗称谓。在此，需要先大致了解一下史书对皇帝的称呼以及谥法的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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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谥法，即指一个人死了，后人追赠给他的一个称号。这个称号概括了此人的一生，可以和爵位连用。比如一位周天子（天王）很厉害，就叫周厉王；一位秦国公很孝顺，就叫秦孝公；一位汉朝的皇帝又孝顺，武功又很卓著，就叫汉孝武帝。后来公的概念扩散化了，杰出的士大夫均可称公，不一定真的是公爵。比如范仲淹谥号文正，习惯就称范文正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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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庙号则是一种皇帝专用追赠。每个家族都有自己的宗祠，皇室也有自己的太庙，供奉皇室历代祖先。在唐朝之前，特别杰出的皇帝除了每人都有的谥号，还可以专门上一个庙号，但只有特别杰出的才有，并非人手一份。比如汉朝著名的文景之治中的汉景帝，在大多数人看来应该算是青史留名的一位杰出帝王，却未能取得庙号。正因为有的皇帝有庙号，有的只有谥号，所以汉晋的皇帝史书上统一称谥号而不称庙号，如汉武帝、晋惠帝等。而从唐朝开始，庙号就滥市了，除了末代皇帝，一个都不能少。而谥号却越来越长，一般都是十几个字。比如宋太宗的“至仁应道神功圣德文武睿烈大明广孝皇帝”。因此隋唐以后史书统一称庙号而不称谥号，如唐高宗、宋太祖等。明朝以后沿袭宋制，史书一般称庙号，但由于绝大多数皇帝都只用一个年号，习惯上也可用年号指代，如永乐帝、光绪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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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很多人都想问为何有的庙号是“祖”而有的是“宗”呢？这便是根据“祖有功而宗有德”的标准：“祖”一般是立下了创建王朝的功，“宗”则是保持了王朝继续兴盛的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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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和“宗”前面那个字当然也不能随意取。按惯例，第一位“祖”庙号太祖，谥号高皇帝，这一般是开国皇帝，复辟的可称世祖、烈祖等。第一位“宗”庙号太宗，谥号文皇帝，这一般是第二代主要领导。文帝和太宗都常用于二世主。“文”不是指文才，而是治理的意思，所谓“经天纬地曰文”。您可以理解为高帝创建了一个硬盘，而文帝对其进行了格式化，后面的根据这种格式运行。其后的庙号则按具体情况追谥，用于表达后世对此帝王一生的评价。一般来说，公认的仁君可谥仁宗，发扬了孝道的可谥孝宗等。当然，庙号的描述未必就一定客观准确，比如有人只有一米五却要叫高宗，但总体而言庙号是精炼评价一个历史人物的重要手段。中国的谥法系统是中华帝国一种重要而巧妙的公共管理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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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要详细讲解的正是每个王朝第一位取得“宗”字庙号，一般也是王朝第二代重要帝王——太宗的故事，每篇主角选取的标准非常公开、公平、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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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每朝获得太宗庙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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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每朝获得文帝谥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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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每朝具有规范性、具有选择正轨意义的第二代领导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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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他们也不一定正好都是第二位，有的晚到了第三至五位，还有的甚至是负一位——建国前就死了，太宗庙号是儿子开国后追赠的。还有人并未正式取得太宗庙号，但确实具备了二世主的特征，对帝国甚至整个人类文明的走势起到了龙颈的作用，所以均记入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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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最重要的几篇主角都完全符合上述三条标准，获得了第二代领导核心庙谥的标准配置——太宗文皇帝。有几篇主角没有获得标准配置，但一般来说要么有太宗，要么有文帝，少数只符合第三条标准的也都可以入选。比较特殊的是有一位小同志既不是太宗，又不是文帝，而是叫×二世。这么直观的表述是不是有点降低大家的品味啊？没办法，他确实符合第三条标准，准予入选。每一位太宗都有不一样的精彩故事，而他们之间的不同，哪里又仅仅是他们个体的差异，实是社会进步的大背景使然。所以，比较他们之间的异同，正是把握中华帝国龙脉，认清社会前进方向的途径之一，也正是本书的目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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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话太宗：皇二代的千秋家园梦 第一篇 上古之玄幻序曲——商太宗太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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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帝国的传说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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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流传至今的文字版史书记载，商朝首创谥法系统，所以商太宗太甲应该是中华帝国的第一位太宗，理所当然他应该成为本书的第一位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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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商朝显然不能与秦朝以后的朝代相提并论，彼时之中国亦无法称之为帝国。本书主要内容当是中华两千年帝国时代，本篇只不过是开端肇始，似乎更应在序篇一笔带过。然而一部著述，可以无尾，留人以遐想，却不能无头，陷人以迷茫。所以本书单列一篇，既是为第一位太宗单独成篇，也可以概述先秦故事，讲明中华民族的上古渊源，使后人明白各种道理来之有据，并非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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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向来有文字记载历史的传统，留下了浩如烟海的文字史料，尤以正史精神著称。这便不同于其他民族以口述作为历史传承的方式，很多故事编得言之凿凿却不经意间突破了逻辑底线。宙斯、雅典娜、路西法更是正史中的常客，以至于已经接受信史思想的现代西方史学界，至今未能根治间歇性人神不分的病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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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客观地说，《史记》的前几卷在后人看来也未必算得上正史，相信太史公司马迁用区区四卷概述中华民族的起源（在当时看来应该是人类的总起源），应该和我现在写本篇的想法相去不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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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人习惯将秦以前的夏商周三个朝代称为三代，再往前就是传说时代了。虽然二十四史之首的《史记》甚至四书五经都记载了一些三代的情况，但是作为一位理性且无极端宗教思维方式的中国人，我还是对有关三代的史料持姑妄听之的态度。事实上，大多数中国人也都持类似态度，三家注本《史记》中，三位唐宋的注解者注解的字数比原文多十几倍，我们基本上要在注解中去找原文。这些注解主要都是考证《史记》的谬误和自相矛盾之处，太史公如果泉下有知，一定会后悔当初为什么选择了接受宫刑而不直接去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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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从纯粹的历史学角度出发，三代的要义便在于考证，因为这些史料错漏百出，简直就是考证主义者的金矿。然而从某种公共管理学的角度出发，一些记载的真伪恰恰无关宏旨，重要的是后人对某种表述的认同方式。中国人选择性地保留了上古时代尧舜禹汤几位圣君的正面典型故事，再适当地加以夸大，将其作为后世帝王的标杆，既可鞭策在职的政治家，更可作为全社会共同憧憬的方向，这正是历史学的一个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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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先秦历史，我们还是以《史记》为线索。原版《史记》第一卷是《五帝本纪》，唐代司马贞又加一卷《三皇本纪》，然后是《夏本纪》《殷本纪》和《周本纪》，其中殷指商。史记三皇五帝带领华夏民族走过了蛮荒时代，大禹之子夏启建立夏朝，规定“国王永定”。夏王是华夏民族永恒的王者，似乎可以视为第一个正统王朝。约在西元前1600年，国君传至桀。夏桀残暴无道，大约生活在今河南商丘、山东曹县一代的商族部落首领子履经过充分准备，率领商族以武力攻灭夏朝，建立商朝。子履即为商太祖，亦称商汤、成汤、武汤。商朝初定都亳（今山东曹县附近），后经常迁都，直到第二十世帝盘庚迁都至殷（今河南安阳）才稳定下来。后来周朝为了显示对商的轻蔑，不称商而以殷代称，所以后世常称殷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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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汤灭夏建商具有极其重大的历史意义，这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次改朝换代。改朝换代这个词在中国人看来并不突兀，但在大多数民族看来却是相当陌生且刺眼。因为绝大多数民族根本没有这个概念，一个国家（部落）一旦确定主人便永世相传，不能更改，可能被外族吞并，但不可能发生内部的所谓改朝换代。夏朝规定“国王永定”，但夏臣商汤攻灭夏朝，新建商朝，打破了这一规则，史称汤武革命。位列四书五经之首的《易经》赞其“顺乎天而应乎人”，说明这才是适合中国人思维方式的正确模式，正是这样的模式开启了多姿多彩的中国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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