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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就奇怪了，北京市公安局连个地级市城管局都搞不定？别忘了匈奴最大的优势，就是想打就打，打了随时跑。草原那么大，他随时出一支马队到一个边城来收摊——也不占领，收完摊立马就走，等你北京市局的步兵赶到，早就没影了。反过来组织大规模兵团深入草原讨伐匈奴却不太现实，一则草原太大，找不到敌人；二则过于深入容易被马匪切断补给线；三则中原王朝出动大军攻入草原，他反正没有城市，你要践踏草场请便，我自领军趁机攻入中原——放心，也只是抢一把，不会占领国土，但你也不可能不回救，你要是回救我又没影了。所以针对这三点，从战国的燕赵等国起，历代中原王朝大都要修建长城，以对抗游牧部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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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说组织大军讨伐草原性价比很低，但严打总是有用的。狠打他一次，很长时间内他都不敢再来。就算不能狠打人家一次，也不能让人家狠打自己一次，所以就需要嫁几个公主给人家……但就算嫁公主，前提也还是要打得赢，不然人家可以直接来抢，无需你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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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文帝还算幸运，秦始皇赔上基业，修好了长城留给他用现成的。汉高帝亲征匈奴，遭遇白登之围，靠给冒顿单于的老婆行贿才捡回一条命。后来冒顿单于又写情书挑逗寡妇吕后，大政治家吕后忍一时之气，低声求和，但将此列为国耻，遗命子孙定要雪耻。汉文帝登基时，汉朝已经册封了好几个宫女冒充公主嫁到匈奴去了，保持了一段时间的相对和平。汉文帝手持吕后雪耻的遗训，但并不急于进攻。这一方面是要执行与民生息的政策，不愿轻开战端；另一方面是时机确实还不成熟，要实力积累够了才能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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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积累实力，汉文帝、汉景帝一方面对匈奴委曲求全，送钱送女人，开放贸易。匈奴有了钱和女人，冒着生命危险来打劫的冲动就克制了很多。而且通过贸易，匈奴可以买到盐、铁、布等物资，一旦开战就买不到了。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贸易能够交换比较优势，使每个人的情况都更好（剥削式的不对等贸易除外），匈奴通过与汉人和平贸易，比打劫更能促进本民族的文明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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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汉文帝也绝非老好人，和平发展的同时，也在整军经武。汉朝采取全民兵役制，寓兵于民，每位成年男子都有服兵役的义务。不过汉文帝把秦朝十七岁开始服役，每年一番的政策，改为二十三岁开始服役，三年一番，已经极大地减轻了人民的负担。文帝朝兵役制度执行得很好，汉军的指挥、训练、后勤、装备体系建设卓有成效，为后来汉武大帝麾下那支所向披靡的铁血汉军奠定了良好基础。汉文帝还在西北边境开设了许多马场，并鼓励民间养马。据粗略统计，最多时官马便达四十万匹。汉武帝征讨匈奴的思路就是以骑制骑，不仅是冲锋在前的那一小部分战马，负责后勤保障和轮休所用的马匹更是多如牛毛，如果没有汉文帝的积累，这样的战争简直无法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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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汉文帝包括后面的汉景帝朝，汉帝国始终没有和匈奴，也没有和其他任何人大动干戈，直到汉景帝朝后期的七国之乱，汉军才真正面临大战考验。如果非要挑汉文帝开疆拓土的功绩，勉强只能算上对南越的和平收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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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讲到天下反秦，项羽、刘邦直逼咸阳，但秦朝正规军都在外地不回救，这其中最大一支有五十万人，正在征讨南越。南越包括现在的岭南和越南北部，当时的广东环境气候非常恶劣，但秦朝君臣志在开疆，派出大军，建立桂林、南海、象三郡。项羽、刘邦逼近咸阳时，南越部队的主帅任嚣病卒，赵佗继为主帅，但是身为秦宗室的赵佗没有回救，而是采取了观望的态度。直到子婴出降，楚汉争霸，赵佗凭借手中的兵力在天南自立为帝，定都番禺（今广州），建立南越国，即为南越武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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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越国号称“东西万余里”，其实并不大，但易守难攻。为促进祖国的完全统一，汉高帝、吕后都曾对赵佗威逼利诱。赵佗高瞻远瞩，看清形势：所谓威逼，无非就是派兵来打，但南越以前秦锐兵守岭南地利，无惧汉军；所谓利诱，请问又有什么利能比当皇帝更诱人？汉高帝曾派大夫陆贾出使南越，赵佗一度接受册封，对汉称南越王，但对内仍称皇帝，保持着独立王国。吕后摄政时双方关系紧张，汉朝派大军征讨，可惜还没过岭南就病死一大半，就更不可能取胜了。有了胜仗做后盾，赵佗底气更足，不但重新称帝，而且周边很多归附汉朝的南蛮部族纷纷转投南越。文帝继位后积极改善关系，派人修葺赵佗在河北的祖坟，又派陆贾再度出使，反复交涉。最后穷鬼皇帝赵佗终于被诚意所感，再次撤去帝号，接受册封。从此双方相安无事，保障了汉帝国南方边境的安宁。直到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汉朝大举讨伐四边，才将南越国彻底攻灭，改制成郡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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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话太宗：皇二代的千秋家园梦 身后是——汉并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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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文帝后七年（前157）六月，汉文帝驾崩，享年四十七岁，在位二十五年。无疑，汉文帝是历史上最值得景仰的好皇帝之一，他的个人品行、治国方针几乎无懈可击，受到后世一致推崇。更重要的是，他身后这个帝国，是中华民族走进中国特色封建社会后，第一个长期稳定的王朝。秦朝虽然完成了第一次形式上的统一，但由于理论过于超前，脱离了时代，以致二世而亡。尤其可怕的是，由于秦朝的失败，天下人对皇帝制度（郡县制的汉式单一制中央集权帝国）产生了严重怀疑，回归商周诸侯封建制的呼声很高。而汉王朝在秦朝的基础上，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建设了一个既符合民族性格，又适应历史阶段的汉式帝国，有力地维护了历史车轮继续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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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正是凭借汉文帝、汉景帝时建立的强大国家组织以及积累的雄厚实力，汉武大帝才能厚积薄发，痛击匈奴。这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汉式帝国和第一个游牧帝国的首次交锋，以汉军的大胜告终！匈奴人部分逃到欧洲，部分滞留在东亚，数百年都未能恢复元气，为中原王朝的继续发展留出了重要的时间和空间。不仅是北方草原，大汉天威广布寰球，全世界都诚服于东方的伟大文明。成功的汉帝国，其国家体制和社会结构无疑是后世最适用的范本，中国人在此基础上继续总结改进，有力地推动了人类社会高速向前。所以说，后世之有强盛的中华帝国，既蒙秦朝的理论设计，更承汉朝的实际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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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很多人还没有认识到汉朝成功的重大意义。可以这样说，汉帝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不用人身依附关系，而将上亿人直接置于一个统一帝国的治理下。不是上亿的附庸，而是上亿的国家公民！这上亿人除了一个名义上的国家元首皇帝外，所有人理论上都是互不隶属、互相平行的国家公民。如何直接管理这么大人口规模的公民，如何通过行政体制和组织结构的设计让人身平等的公民相互管理？西方人可是在学习了中国现成的经验后，也才在二百年前在千万人口数量级的国家真正做到啊！我真的很难描述，两千多年前在上亿人口数量级的国家第一次做到的人到底有多么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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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真正做到这一点的，显然不是人称“粗人夫妇”的汉高帝和吕太后组合。太祖是打天下的，如果继续玩粗，汉朝不会比秦朝长几年。能让一个王朝国祚连绵，必须靠太宗塑造正确的国家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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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也无意把汉文帝吹成天上有地下无的神人，任何人都有历史局限性，甚至整个汉王朝在历史进步方面也还是有那么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比如汉文帝为筹集资金，向民间出售爵位。而汉文帝的经济政策也非十全十美，超低的田赋让土地兼并变得更加容易，下放铸币权也造就了邓通、刘濞这样的金融寡头，在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扩大了社会贫富差距。当然，如果提高田赋，也会造成大量中小农田主破产，同样会促进土地兼并。后世颂扬文景之治的伟大成就，称粮食堆在仓库里面吃不完，不得不加盖新仓；库府里的钱币堆积如山，连串钱的绳子都腐烂了，多得无法统计。这在大多史学家看来是积贮丰厚的表现，但在某些经济学家看来是过于紧缩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并不利于拉动内需。当然，这也是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主义至今未能解决的分歧，我们又岂能用以苛责两千多年前的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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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最严重的还在于汉文帝包括整个汉王朝都没有彻底解决先秦贵族社会的残余影响——尽管我们并不认为某一两个人甚至某一两个朝代就可以解决。汉朝虽然终结了长期统治中国的先秦贵族，但又分封了一些新贵族，即便铲除这些异姓王侯，刘氏宗族仍实施分封。汉朝很大程度上缩小了分封的范围，但分封仍然存在，我们可以略览汉文帝身后的历史来评判这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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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景之治积累了深厚的国力，汉武帝要做的是把积攒提取出来，他的两大方针对后世影响极大。首先是改“无为”的道家思想为“大有为”的儒家思想，以至于儒家思想成为中华民族此后一以贯之的主流治国理念。其次是任用有严重凯恩斯主义倾向的经济学家桑弘羊主政财经，收回铸币权，实施盐铁专卖、衡平均输。我们说是提用也好，搜刮也好，总之就是改用一套有利于敛财的经济政策。虽然儒家认为这是国家在与民争利，但现代国家无不使用，亦不足为奇。不过汉武帝倾尽国力，大战匈奴，毕竟对国内生产力造成了很大破坏。晚年，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在轮台宫颁罪己诏，他没有炫耀赫赫武功，而是为自己给百姓带来战争的苦难向天下谢罪。司马光认为汉武帝做了很多坏事，不亚于秦始皇，但是能够主动罪己，仍然体现了一位伟大君主的宽广胸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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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后汉朝再次与民生息，昭帝、宣帝朝又创造了后世称赞的昭宣中兴。不过再往后，积弊也终于达到临界位置，开始出错。首先是昭帝朝大司马大将军霍光专权，到了可以废立皇帝的地步。然后是元帝朝大司马王莽专权，甚至篡位为帝，改国号新，使汉朝的国祚中断了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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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汉朝气数未尽，这时建立新朝显然是天庭的一次管理失误，至于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失误，《西游记》第十四回有详细解释：“这山旧名五行山，因我大唐王征西定国，改名两界山。先年间曾闻得老人家说：‘王莽篡汉之时，天降此山，下压着一个神猴，不怕寒暑，不吃饮食……’”可见王莽篡位时孙猴子正在大闹天宫，由于这样的重大突发事件，天庭自顾尚且不暇，更遑论人间。王莽想必亦是趁乱走脱的妖仙，他在人间造成了一次令人瞠目结舌的社会大跃进。王兄比秦朝更奔放，秦朝过于急躁地废除了分封建国便导致亡国，王莽直接跃进至全民选举。当选为皇帝后王莽搞土地改革，又搞废奴运动、民权运动，这些行为无疑将埋葬他的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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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室已经很有经验，光武帝依照当年大家推翻秦朝的格式推翻新朝，实现了光武中兴。但过得百年，外戚、宦官开始争权，外戚头子何皇后之兄大司马将军何进和司隶校尉袁绍密谋调并州刺史董卓带兵进京，诛杀宦官十常侍（十常侍指东汉灵帝时操纵政权的张让、赵忠、夏恽、郭胜、孙璋、毕岚、栗嵩、段珪、高望、张恭、韩悝、宋典等十二个宦官），结果被十常侍察觉，先行诛杀何进。但董卓还是带兵入京，诛尽宦官。再后来丞相董卓、曹操相继专权，曹操之子曹丕继为魏王、丞相，旋即篡位称帝。大汉王朝终于走完了他漫长的生命，自汉高帝元年（前206）至汉孝献帝延康元年（220），剔除其中新朝的十五年，共计四百零八年。不过，一般认为两汉不是一个朝代，不能合计，则西汉二百一十二年，东汉一百九十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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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王朝的终结并非来自外敌，亦非天灾，而是两次亡于篡臣。这是不可避免的，是文明形态进化到秦汉一个自然的历史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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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行政体系的主要特征是三公九卿制，三公中的丞相总揽行政；太尉有时也称大司马或大将军，总揽军权；御史大夫一般视为丞相的副手，主管察举人才；九卿则分管九个具体业务部门。应该说这是一个非常合理的直线矩阵式组织结构，但丞相、太尉职权太重，很容易架空皇帝。汉代的社会基础也支持权臣篡政，虽然秦汉走出了严密的世袭贵族社会，但门阀仍在社会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汉初的重新分封便是对先秦分封建国制度的一种妥协。虽然法理规定所有国民都是属于国家（皇帝）的公民，但中国的人口规模也决定了皇帝不可能直接管理每一个人。汉代门阀贵族可以以血缘为纽带，形成家族利益集团，通过大量占有正式组织——朝廷的官位，在其内部建立起强大的非正式组织——家族势力。当这个非正式组织的势力超过了正式组织势力时，便形成篡权；超过势力和道义总和时，便可以篡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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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地方的管理，自秦汉废除分封以来，中国的公共管理者便孜孜不倦地追求着一个目标——实现中央对地方的全权管理。秦朝郡县制是人类公共管理科学史上划时代的一步，汉袭秦制，并在中央和郡两级之间增设了州这一级，全国共分十三个州，更符合国土和人口规模的实际。州的长官称州牧，多数时候中央还会派出刺史，监督执行该州的行政权力。刺史不对辖区拥有任何独立主权，只是中央派驻在地方的管理者，体现了中央对地方的直接管辖。但由于交通和通信的落后，地方难免会形成相对独立，而身居刺史职务的人利用贵族门阀的非正式组织，趁机培植私人势力，形成地方上的事实独立。《三国演义》就是一部刺史们展现事实独立势力的大剧，最终导致汉帝国的事实分裂，直至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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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于中央和地方官制上都还存在着时代无法避免的根本缺陷，皇帝的权力一点一滴地流失到权臣手中，最终走到内有权相专权、外有刺史独立的地步，也就到一个朝代终结的时候了。不过客观地说，汉朝四百多年的决策运行并没有出现明显的人为失误，只是经历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汉朝的卓越贡献在于第一次奠定了稳定的中华帝国，从此一个从形式上和思想上都高度统一、形神兼备的汉民族登上了历史舞台。后人无论分分合合，都始终保持在这个相对固定的框架之内。所以，汉文帝不仅仅是汉朝的太宗，也是整个中华帝国的太宗。他手中握住的不仅是刘汉一家一姓之龙颈，他定下的方向更成为中华民族前进的总体指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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