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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看“自立”二字。辽人站在第三方角度，并不认为宋太宗是按宋太祖指定继位，而是自立。辽人的视角或许更加客观，事实上，宋太祖到底有没有指定谁继位恰恰并非头等重要。清以后的中国人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认为皇储的选定必须由上一任皇帝来指定，他的指定便是法理依据。然而我们细究宋朝的君主确立模式，却会发现上代皇帝的指定至多只能算一种较强支撑，而绝非充分条件。宋太宗就算没有得到宋太祖的指定，以他当时的势力也足以问鼎皇位，唯一的问题就是自立为帝看起来脸皮有点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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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说明中华帝国宋明时代的君主确认模式，我们有必要看看宋太宗之后的继承情况。宋太宗至道三年（997），宋太宗驾崩，第三子赵恒（原名赵元侃）继位，史称宋真宗。宋太宗当初以皇弟继位，并以四弟赵廷美为储，这很可能是他加强兄终弟及合法性的一种宣传手段，很快他又把赵廷美赶出朝廷，最终传位给儿子。如果按传统，嫡长子是唯一合法继承人，但隋唐以来这种礼制便已破坏，继位者的选择面很广。那这么广的选择面，由谁、以什么标准最终决定呢？五代就好说，谁心狠手辣实力强做掉老爹，谁就继位了，但宋朝显然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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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当皇帝，这是关乎国家民族前途气运的大事，早已不是一家一姓之私，而是天下万姓之公，自然就要由朝议决定。尽管有些皇帝、皇后会提出继承是皇室私事，不应由外臣过问，但很显然，中国特色封建社会发展到唐宋明这样的较高阶段，皇室已无私事。私事涉及的公共利益太多，私权力自然就会被公权力覆盖，这是公共管理学最基本的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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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太宗其实最喜欢长子赵元佐，一度封楚王、开封府尹，准备接班，但令人费解的是赵元佐居然和赵廷美感情很好，宋太宗驱逐赵廷美时他还竭力营救这位主要竞争对手！后来赵廷美郁郁而终，赵元佐竟然悲伤得发了狂，发狂后当然就很令人讨厌，最后被贬为庶人。说实话，贵叔侄不至于感情好到这种程度吧？都谈到皇位继承了，亲父子也可能反目啊，你们这种程度那就只可能是……算了，这里不是《男人帮》，就不深入探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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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元佐被废后，经诸臣议定，宋廷又以宋太宗次子赵元僖为许王、中书令、开封府尹。本来赵元僖与众臣都相处得不错，很有希望继位，却不幸死在了宋太宗前面。后来被查出来是被侍妾张氏毒死的，这好像是前面出现过的桥段，真是每家的不幸总是相同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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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两位皇储的失败让宋太宗有些心灰意冷，但众臣明知宋太宗非常忌讳，还是屡次上表请立储君，即便有些重臣因此被贬斥也前仆后继。最后，在名相寇准的力主下，宋廷终于议定由宋太宗第三子寿王赵恒为检校太傅、同平章事、开封府尹，还专门册立为皇太子。但也不要以为这样就可以自然而然地继位了，就连宋太宗崩后都还发生了不少波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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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朝廷已经议定赵恒继位，但也有些人不喜欢他，这其中有一位看似很危险的人物——王继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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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是宦官专权最严重的朝代，唐朝二十个皇帝有九个是宦官所立，其中两个还被宦官所弑。他们大多借助废立翻云覆雨，成为权宦。王继恩曾成功拥立宋太宗，或许他想接过前辈的枪，继续这项事业，成为宋朝的权宦。王继恩利用身处内宫并曾被派出监军的便利，积极结交宋太宗明德皇后李氏、参知政事李昌龄、殿前都指挥使李继勋等重臣谋立他人，以树权威。王继恩的选择是被废的长子赵元佐，可能他认为疯子比较好摆弄，如果能够登基后再废掉他，再拥立一次，那就更完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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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君主的人选不是赵氏家事，而是天下的公事，就算你们家非要把遗产给他，大家又岂能容忍一个疯子来当皇帝，你一个宦官——皇室私家的奴婢又有什么资格来干涉公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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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太宗临终前任命了年过六旬的吕端为首相，有人说他是老糊涂，但宋太宗用人不疑，说他“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据说“宰相肚里能撑船”的典故也来自吕端，这是一位人品才华都很高的名相。再加上宋太宗最信任的正义使者寇准为副相，这一对正气组合是绝不会容许死太监弄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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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太宗驾崩后，吕端准备按议定方针安排赵恒登基，李后和王继恩却在积极筹备拥立赵元佐。李后让王继恩去召吕端，吕端果然是大事不糊涂，他知道李后和王继恩要搞小动作，于是果断将王继恩锁在自己家里，自去宫中见李后。李后见王继恩突然消失，便失了底气，但还是说：“皇上晏驾归西，现在我们按顺序立长子（赵元佐）为嗣如何？”吕端正色道：“当初先帝立太子（赵恒），就是约定今天嗣位。现在他死了，又岂能违约？”若在前代，皇帝的遗命是最有效的嗣位条件，但先帝的皇后若还在世，则即将升任皇太后，相当于家长死了，那按理该由她来决定哪个男丁继承家产。更重要的是，懂事的人应该知道太后是新的国主，要积极谄媚而不能忤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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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时至宋代，情况就不同了。吕端并未顾忌李后的意见，率群臣拥立了赵恒。而且按照登基仪式，新皇帝要先坐在帘子后接受群臣参拜，但吕端叫大家先不要慌着拜，请升起帘子让大家看清楚真容。老糊涂还有点老眼昏花，又亲自跑上殿，确认坐的确是赵恒而非赵元佐，这才跑下来率群臣参拜，正式承认新皇帝登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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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一下，宋太宗是怎么登上帝位的？人家明明是叫另一个人来登基，他自己跑过去把登基仪式举行了，皇帝就当上了。王继恩似乎又想来这一手，试想，如果群臣参拜后再升起帘子来，后面坐的不是最初议定的赵恒而是另一个人（赵元佐），但仪式已成，也就只好被动承认既成事实，太后再站出来确认一下，皇位不就坐下来了么？这个皇位，还不就是皇室的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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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吕端这位外臣非常尽职地维护了朝廷既定决议，坚决抵制了皇后和宦官的私议。最重要的是诸臣也没有理会皇室内部的意见，而是跟随宰相依法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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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华帝国的公共管理体系发展至宋，皇位更迭早已不是皇室家事，丈夫死了，未亡的妻子也不能决定哪个儿子继承家产，必须要由朝廷来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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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别说皇帝死后继承人的问题，就是在任的皇帝也不是皇帝一个人就能决定的。宋朝第十二任皇帝宋光宗（赵惇）于绍熙元年至五年（1190—1194）在位，他受禅后与其父宋孝宗（赵昚）关系恶劣，以至宋孝宗在弥留之际洒泪恳请宰相，去求不孝子来探望一下自己，但就这也得不到满足。甚至宋孝宗驾崩后，宋光宗拒绝为父出丧！他这种不孝行为引起朝野上下“人情汹涌”，甚至有边军宣称要去投奔敌国。中华帝国历代以孝治天下，皇帝是天下的表率，这种不孝子显然就没有资格再做表率，于是宋廷经议定，废黜宋光宗帝位，这便是中国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而后人却鲜为人知的“绍熙内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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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正呼应了三千年前伊尹废黜帝太甲之举。而且这一次并非某位权相的个人行为，而是整个朝廷顺应呼声，通过正规程序作出的朝廷正式决议。可以说，至宋代，中华帝国的公共管理体系已经脱离了独立出现的随机圣人模式，进入到规范的超大规模线性回归体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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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宋太宗是否合法继位？可以说，即便宋太祖明确指定了别人继位，或者宋皇后成功召来赵德芳登基，也只能使宋太宗更加麻烦或者脸上更挂不住，并不能真正有效阻止众望所归的晋王水到渠成坐上皇位。宋太宗即位，靠的是整个朝廷的总体支持，而非某一个人（即便是前任皇帝、皇后）的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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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这个朝代，没有女祸，没有外戚之祸，也没有宦官专权。尽管有不少太后垂帘听政，但皇帝成年便自觉交出政权，安心终老于后宫。很多人在盛赞之余却不知个中缘由，竟然以一句宋朝的女性心态好来总结，那死太监呢？也是心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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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宋朝没有女祸、阉祸，绝非因为谁个人心态好，就算有一两个贤良淑德的，哪有连续好三百多年的道理，再加上后面的明朝要连续好六百年，这个问题只能从政权架构和社会形态的发展来求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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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中华帝国已经进入公权力时代。皇帝的私权力已经被压制，他的老婆、姨太、家庭服务员这些人尽管可以得到国家供养，但休想和公权力挂上钩。李后和王继恩还想像前代那样操控废立，和宰相掰手腕，殊不知人家吕端、寇准何曾把你们这些非男性放在眼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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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社会更加公民平行化。这样的社会更难建立起类似于门阀贵族的次级非正式权力组织，像王继恩这种人，宋太宗在时享尽尊崇，但满朝都是国家公务员，二十余年也未建立起自己的一股势力，到头来所有人都是公事公办，没有任何人会为他谋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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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这时我们应该了解光义面对的是怎样的一个历史节点，那他又是如何率领这个超级大国走出五代乱世，走进一个全新的社会形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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