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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太尉：宋初太尉是仅次于太师，高于太傅的正一品荣衔，后不设。南宋作为最高武衔，正二品。和秦桧一样，当阶官分别超过了文官和武将的极品后，就开始加正一品荣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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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枢密副使：枢密院副官，岳飞曾短暂出任，但由于没有加参知政事，所以也并非真宰执，更多只是个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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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京西湖北东路宣抚使：战时设置的地方长官，由朝廷派出协调相当于今河南、湖北两省的一切军政事务。按理说这种职务比汉刺史、唐节度使实权更大，但由于宋朝的社会基础进化后，并未出现过地方官专权。有些现代人设想岳飞有机会在鄂州自立，其实他的基础比吴曦都还差得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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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神武后军都统制：差遣。神武后军这支部队的军事长官，直接率领该部，这才是岳飞的实际工作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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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他们还有一些上柱国、大将军之类的勋官，不过在宋朝实在没什么用，一般的史料都懒得记载了，只有司马光在自己作品上署名时才会一个不落地写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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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宋朝是不是真的冗官冗兵？先用数据说话，据《元丰类稿·议经费》：“景德（宋真宗年号）官一万余员，皇祐（仁宗）二万余员，治平（英宗）并幕职州县官三千三百余员，总二万四千员。”也就是说宋朝官员大约二万，而总人口约一亿，官民比约1
:5000，这实在是一个非常低的官民比。那为什么总有人说冗官呢？无非是官制复杂，很多人一看眼晕，便产生了一种官很多的错觉。但实际上一个人就要加七八个官衔，所以官名虽多，当官的人却未必真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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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有人会说，虚衔晋升太易，“高官”太多，国家财政负担就会很重；职务与级别分离，容易造成实职任免的随意性。或许还有人说，当官的怎么升降关系老百姓啥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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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个关系可就大了。组织人事是一个公共管理体系最重要的结构基础，优秀的吏治才能产生清明的政治环境，才能向社会提供更优质的公共服务。相信智力正常的人民都愿意略付一点高价购买更优质的公共服务，而不会吝惜那么一丁点官俸忍受更低水平的公共服务。难道您希望您花钱买的芯片越来越贵，结构越来越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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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宋朝这套官制到底好在哪儿？不妨与后来清朝实施严格的品级与职务来略作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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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解决官员后顾之忧。宋朝官员品级不受职务限制，大多数官员可以专心工作而不用将太多心思放在升迁上，年资一到或立下功勋自然可以升迁，而无需为了争抢有限的职位，万人挤独木桥，成天勾心斗角不干实事。而且一般人当官，无故不能降级，那么采取虚衔、本官只升不降，差遣能上能下，就能避免尸位素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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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增强机构设置的灵活性。在机构设置和改革中，最敏感的就是职务增减。清朝职务和品级挂钩，如果想进行机构改革，撤并一些部门，势必会减少职务，造成一些官员无处安放。所以后来清朝搞机构改革，增加容易，减少则难上加难，结果只能越改越臃肿。宋朝将职务和品级脱钩，撤并机构时尽管会减少职务，但官员的品级不会因此降低，阻力相对就小得多，整个机构设置的灵活性都会强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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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减少议事中的奴性。可能有人会觉得有点莫名其妙，品级和职务脱钩就能减少官场上的奴性？没错，官场上有奴性很难免，但好的官制确实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轻。先以后来的清朝为例，假设您是一个部门的长官，部门召开常务委员会议事时，您的职务最高，具体工作就由您负责，您的品级（资历）也最高——那还有什么好讨论的，直接您说了算不就行了？常务委员会制本是中华帝国的一个优秀创举，既可以集众智，又可以限制长官擅权。但如果形成一言堂，那会议的实质就会偏离议事本身，成了比官大，谁官大谁说的就对。而且常务委员会作为决策集体，比个人权威更高，一旦形成一言堂，不但不制约长官，反而会扩大个人权威，部门内设的权力监督和制约都会形同虚设，久而久之整个官场乃至全社会都会弥漫着越来越强的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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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宋朝官员品级和实职分离，假设您接受某重要差遣，但由于年资不深，可能有些年长的副官比您虚衔、本官更高，那到底谁官大呢？这说不清楚。所以，我们不比官大，就事论事。更重要的是，官阶和差遣脱钩，下属的品阶由转迁之制，而不由长官随意差遣，所以无需依附于长官，这样就极大地避免了奴性。因此汉唐的张释之、魏征还只是偶然出现，而宋明士大夫诤言直谏却蔚然成风，这既是社会进步使然，宋太宗创制的这种优秀官制也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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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减小官员晋升难度。中华帝国结构庞大，但相信绝大多数人还是低估了这种庞大的程度。二十个品级，若逐级晋升，几时能入中枢？算您三十岁中进士，由从九品登仕佐郎开启仕途，每三年升一级官，也要七十八岁才能升到从二品的签署枢密院事，有资格到政事堂去坐最后一把交椅。上面还有同知枢密院事、知院事、参知政事、同平章事，同平章事还分昭文、国史、集贤三级。寿星您还要继续攀爬吗？而且如果实职还是有限的，是否还能保证每三年升一级？霍去病是皇帝的侄儿，还被卡在骠骑将军这一级，绝大多数人恐怕从九品就要被卡死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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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不要小看这个问题，这意味着社会阶层的流动性偏弱。中华帝国尤其是宋明社会最优秀的政治传统就是全社会参政机会，但如果晋升层级过多，难度过大，事实上就会有效防止来自底层的优秀人才进入上层。到最后您就会发现：草根阶层寒窗苦读，怀着经世济民的理想踏上官场，但就算以最快速度升迁，须发皆白亦只能止步于四五品而已，唯有那些勋贵世家才能以连续不断的破格晋升挺进上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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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太宗巧妙地打破这种藩篱，使更多的草根阶层早日挺进中枢机构。譬如名相寇准，三十岁时名动天下，便准备任用为宰执，但他当时职官仅至从六品尚书虞部郎中，按转迁之制，就算大跨步破格提拔，也最多到从四品左谏议大夫。可如果再加上枢密副使这个相当于正二品的差遣，便可参议白虎节堂，承担宰执的实际工作。而论虚衔品级，岳飞十八岁从军，二十七岁授刺史，三十一岁做节度使，三十八岁为正一品少保。他显然没有逐级晋升，而是以功劳大小确定每次晋升跨越的级数。只有这样才能使底层人士有以才华或功高挺进高层的机会，形成全社会的良性互动，而不是被某些世家始终把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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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国家的重点在于吏治，搭建好优秀的公共管理体系组织架构，才能源源不断地输出优质的公共服务。而宋太宗，他非常凑巧地站在这样一个历史节点上：既终结了五代乱世，突破了中国社会发展至隋唐的瓶颈，又构建起一套规范的国家体系，社会生产力又处于一个飞跃的前夜，他将为这个伟大的民族带来一个怎样的巅峰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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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话太宗：皇二代的千秋家园梦 中国特色封建社会的巅峰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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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打仗，宋太宗永远只能跟在唐太宗屁股后面吃灰，但说起理政治国，宋太宗真是要大胜一筹。唐太宗早年善于纳谏，勤政爱民，但他装样子的成分居多，到晚年独断专行、骄奢淫逸颇为人诟病。而宋太宗曾说：“寸阴可惜，苟终日为善，百年之内亦无几尔，可不勉乎（寸寸光阴可惜，就算每天不停地做好事，但人生不过百年，也做不了多少，我能不勤勉吗）？”这确是一种发自肺腑的事业心。宋太宗每天早上天刚亮就到长春殿参加朝会，散朝后立即回办公室处理政务，直到中午才能吃上一口饭。有人劝他散朝后可以先吃顿饭再回崇政殿理政，他却说从早上工作到中午，无暇饮食，这是周文王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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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太宗喜欢亲自指挥战役，这正是亲力亲为的性格使然，在治国上也不例外。据说他的座右铭是“孜孜为治”，并自称虽没有汉文帝聪颖，但什么事都不怕麻烦，反复考量，才能得出圣裁。但高明的管理尤其是公共管理重在组织结构，而非个人英明。管理学大师宋太宗自然明白这个道理。史载东京有位市民的家奴丢失了一头母猪，主人击宫门外的登闻鼓告上朝廷。登闻鼓是古代的一种直诉制度，有司衙门一般都设有此鼓，供百姓诉讼。但丢猪这种事应该去敲县衙至多是府衙的鼓，自有包青天为你秉公办理，皇宫这个一般没有弹劾宰相之类的事请不要乱动。宋太宗却受理此案，并亲自判定家奴败诉，但其不具备完全民事赔偿能力，所以代由国家赔偿，赔偿了原告一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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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口上亿的超级帝国，皇帝亲自来判一头母猪的赔偿？是不是想让人笑掉大牙？但宋太宗说：“如果这种小事都诉于朕亲判，确实很可笑。然而以此心意推及天下，就没有冤民了。”并说唐末帝王深居九重，不知民间疾苦，以致天下大乱，这是最可怕的教训！一个完善的公共管理体系，设计固然重要，但设计好了不运行起来也是废物。宋太宗从源头抓起，以身作则，为庞大的官僚队伍灌输勤政为民的思想，也是在提醒官员们：民间的疾苦可以直达圣听，不要以为国家大了，当官的就可以欺上瞒下，一手遮天。宋太宗赦令天下署衙将《戒石铭》四句：“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勘刻成碑，立于大堂。正是在此诫勉下，庞大的中华帝国才得以润滑运行，创造出这个巅峰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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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帝国，首先要选择一座京城作为经济中心。前代选择京师，往往以皇室安全为重，选择山川形胜之处，但所谓山川形胜，另一种说法即为交通不便。汉唐最初均定都关中，以据崤函之固，但中国的经济重心在中原，所以汉唐又都迁都河南，不过仍然选择有虎牢关拱卫的洛阳。而自大运河工程、汴河疏浚工程实施后，运河和汴河交汇的开封便成为航运中心。而开封地处天下之中，一马平川，容易修建四通八达的官道，最适合作为中华帝国的经济中心。五代兵无常形，为便于集结，大多定都开封。宋太祖定鼎天下，多数人建议定都长安或洛阳，以求京师安全。唯有当时的晋王赵光义坚持认为宋朝定都应以经济中心而非战略安全为首要标准，并引用吴起名言“江山之固，在德不在险”，力主定都开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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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太宗即位后，力主御敌于国门之外的作战思想（其实也不是御敌，每次都是他侵略别人），以减少战争对国内经济社会的破坏。所以宋军从不像耶律休哥那样利用本土战略纵深，而总是深入别国纵深。这样虽然对作战提出了更高要求，甚至直接降低胜率，但对经济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保护作用。耶律休哥那种诱敌深入的战术虽为他本人立下无数战功，但为本国发展带来的灾难效应却往往为人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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