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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九阳真经》并没有传下来，他的儿孙就不能像他那样少睡点觉就把政务处理了。建文帝虽未颁宰相之名，实际上是把齐泰、黄子澄、方孝孺当宰相用。明太宗先是按明太祖的工作方式当了几天皇帝，然后他发现上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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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是来看看明太宗是怎样重新设计明朝的组织结构体系，让这个集汉唐宋之大成的新文明让人类享用——他爹设计那个只能给神类享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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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明式“宰相”——内阁大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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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太宗很清楚，他和后代不可能像他爹那样工作，必须找几个人来辅政。不能设宰相，又不能用宦官，但秘书总是可以用的。明帝本有秘书，即文渊阁大学士。文渊阁是奉天门西侧的一间馆阁，隶属于翰林院，相当于皇家图书馆。最初明太宗也将文渊阁大学士当秘书用，首批选取了解缙、黄淮等七位年轻低品级干部入值文渊阁，从此便有了内阁之称。相信他并未料到，文渊阁这间不起眼的小阁，今后会成为唐宋政事堂一样的政权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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翰林官本是介于皇帝讲师和朝廷官员之间的一种实习官员，以讲学为主，兼顾研究时政，在实权部门出缺时选翰林官出任。明太祖的大学士只管帮皇帝收发文件，最多代笔草拟一些文字。明太宗则要求这七位翰林官兼任的大学士认真研究进出文件，批上自己的意见。这样皇帝的工作量就小多了，他实际上不用仔细看奏章，只需大致看一眼是什么事，如果很重要，当然可以花点时间看看；如果是不重要或者不了解的事，就直接批一个“同意按某某大学士意见办理”即可，这样就把处理奏章的工作分解给了大学士。但是，处理奏章不就是“平章”吗？这和同平章事有什么区别？应该说还是有点区别，首先大学士的品级低，对各部门也没有管辖权，关键是大学士协助皇帝平章，只是代劳而没有法理依据。唐宋同平章事掌有政府大印，一道诏令不但要由皇帝加盖御印，还要由宰相加盖府印才能生效，明朝大学士就没有这样一个法定程序保障权力。这样看来明太祖将相权收归皇帝个人的努力似乎是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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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事实远没有这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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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渊阁（内阁）长期代理皇帝职权，久之便会成为惯例，形成这样一种公文办理程序：各职能部门（诸部、院、寺、监、府）草拟工作方案，形成奏章→由通政使司呈报给内阁→内阁商议后呈报给皇帝→皇帝用红笔批示意见后发还给内阁→内阁发还给通政使司→通政使司将批示后的奏章发还给呈报部门→部门得到批示授权，依法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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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一下这个行政审批权力链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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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新来的通政使司，这是明朝新设的一个机构，职能是公文传递的法定渠道，同时也会将公文抄送给都察院（御史台）、翰林院、国子监等，以供学习研究和舆论监督，但通政使司本身不平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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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各职能部门，唐朝中期其实已经废除了位高权重的六部尚书，宋朝将六部分解为二十四司，但明朝重拾六部尚书的设置，尚书为正二品。监察机构方面，唐宋不实授御史大夫，以御史中丞（从三品）主持御史台工作。明朝则改御史台为都察院，长官设左右都御史各一员，正二品。其余台、院、寺、监大致仿宋制。应该说废除宰相后，明朝的中下层官员地位还有所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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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就是敏感的皇帝和内阁（宰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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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理说，皇帝握有最终决策权，内阁只是给他提建议的。但是，如果建议必须接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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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明朝皇帝的霍布森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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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学上有一个著名理论霍布森选择（Hobson Cho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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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英国有一位大马贩霍布森，他的马圈最大，马匹最多，买主都希望从他的大马圈里买走最好的马。按说马贩会根据马匹的质量标上不同价码，什么马标什么价决定权在马贩。但大方的霍老板宣布：跟我做生意，决定权在买主。我不给每匹马标价，我们先谈好一个价，然后买主自己到马圈去选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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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我们先按一般的马跟他谈一个价，然后到大马圈里去选一匹最好的马，不就赚大发了吗？一时霍大侠古道热肠的名声传遍英伦，买主纷至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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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样做生意他不亏本吗？当然不会，因为他还有一个附加条件：买主只能选离门最近的那匹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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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坑爹吗？别着急，您现在是旁观者清，但如果是身在其中的买主，就会觉得至少决定权在自己手中，自己做了回主，总比被动接受马贩的定价好。然而这样做霍老板权力才更大，因为标价毕竟要以马匹质量这个客观条件为准绳，而哪匹马站门边就全凭他安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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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叫——霍布森选择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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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太祖正是为自己设下了这个陷阱，并且严令子孙必须义无反顾地跳进去：他废除了宰相理政的传统（给每匹马标价的惯例），皇帝牢牢掌握批红的权力（由买主定价），大学士只能提建议（安排哪匹马站在门口）。当然，关键还是在于那个附加条件：皇帝诏令必须通过内阁收发（只能选离门最近的那匹马）。那明朝的内阁制有这个附加条件吗？应该说明太祖还真不是这样设计的，他确实是直辖各部门（到大马圈里看够了才选出最满意的一匹）。但他是得了张教主真传，正常人类不可能把这种工作方式当做体系来传承。他的儿孙在二百多年的实践中，极少干涉内阁平章，总是各部和内阁形成决议后机械地盖上御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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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有人要问：“是皇帝忙不过来才放权，但权力毕竟是他的，只要他愿意，还不是一句话就收回来。”运行规则一旦形成，便不能以主观意志为转移，就像自己的身体也不能任意控制血糖血脂。明帝一开始就只有内阁这一条合法的公文渠道（只选离门最近的那匹），很快就会形成依赖习惯，被动接受内阁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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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阁大学士处理奏章的主要方式是票拟，是指阁员收到奏章或准备发出的草诏后，在面上贴一张纸，写上自己的意见呈送给皇帝，由皇帝批红正式生效，其实和唐宋中书舍人“五花判事”（唐代中书省设中书舍人六名，分别联系尚书省的六个部。凡军国政令，由其中一人提出意见，而其余五名中书舍人必须逐个发表意见并署上自己的名字，谓文五花判事，又称商量状、五花杂判）很类似。而各部门在收到内阁发出的文件时，就以票拟上的批红为生效的依据。按说这不是法定工作程序，但正由于明朝没有明确法定工作程序，人们自然而然就要去寻找，就找到了票拟批红这个程序。某天谁接到一份诏书，没有票拟，皇上直接批红。对不起，这就只能算是皇上的私人书信，不能算政府公文。其实这也有个学名：中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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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关键就来了，如果职能部门收到中旨，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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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明朝人有现成的例子。宋太宗在雍熙北伐中，绕开宰相直接和枢密院制定作战方案并直接指挥前线将领，便是犯了擅发中旨的忌讳，后来差点被弄得下不了台。而在绍兴北伐中，首相秦桧以朝廷名义发出撤军的诏令，宋高宗却发中旨要求诸将继续进攻。诸将均奉诏撤军，只有岳飞奉中旨继续进攻。结果大家都知道，岳飞免官下狱，甚至死在狱中。尽管众所周知此事是秦桧弄权，但从法理程序上讲，他还真是有理的一方。此事给了后人一个血淋淋的教训——如果奉中旨不奉诏令，皇帝最多丢下脸，奉旨的人就难逃丢官甚至丢命的下场，皇帝也保不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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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各部报批—内阁票拟—皇帝批红就成为实际上的固定工作程序。那在这样一套工作程序中，各方扮演什么角色？或者直接点说，谁才是真的权力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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