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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荣的全球化贸易进一步促进了明帝国的中心性，除了金银，各种科技、文化都大量涌入开放包容的中国，极大地促进了中国自身的跨越。比如玉米、甘薯、马铃薯等美洲高产作物被引入中国，极大地促进了人口增长。有资料记载明朝总人口只有六千万，但这显然只是明初整理的一个纳税户数，后来增长的没有纳入统计（明朝祖训“永不加赋”）。据最乐观的估计，明末实际人口可能达到两亿五千万，这样的人口规模更加奠定了中华帝国作为世界中心的实力基础。而大量西方学者将西方科学带入中国，极大地开拓了中国人的视野，更使东西方科学在中国相融，保障了中国始终处于全球科技领先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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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世界的中心帝国，不一定只有烧杀抢掠这一条路。即便是西方，今天也有少数人开始明白这个道理，而作为一个中国人，希望您能够更加理解自己的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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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刘大夏焚毁郑和下西洋的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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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野史称郑和死后明朝闭关锁国，明宪宗（朱见深）有意重启大航海工程，但车驾郎中（兵部主管装备的司长）刘大夏便持下西洋得不偿失的观点，所以将郑和下西洋的资料都烧毁了！明宪宗也就只好作罢，从此闭关锁国。这同时也就是郑和下西洋这么重大的事件，最擅长记史的中国人却没有留下完善资料，现在的很多事情还得靠猜的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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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可能需要比较直接地指出这个笑话的笑点在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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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区区一个郎中有权烧毁这么重要的资料？我可以负责地告诉您，这些资料涉及到当时世界上最强大海军的核心技术，刘大夏连看一眼的资格都不一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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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没资料就不能出海了？郑和第一次下西洋的时候也没资料啊，人家是怎么出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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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现在给您一条木船——给您艘柴油艇吧——但您不能查阅任何官方天文、水文、气候资料，国家也不给沿线国家照会，请您就用个人力量把船从中国开到伊朗去。您觉得有可能吗？那请问连GPS和全球通都没有的明代，那么多民间商船是如何航行于大洋的？这只能说明最迟到明末，明初开拓印度洋航线的资料都还保存得很完善，否则从技术上就无法支撑直至明末还非常繁荣的海上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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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郑和下西洋的资料为何没有保存到现代，以及后来中国怎么就成为一个闭关锁国的内陆国，我想这里已经给出很明确的时间节点了，您就稍微动动脑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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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话太宗：皇二代的千秋家园梦 中国特色封建社会的集大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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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这个在蒙古旋风的废墟上重建的王朝，其历史几乎是汉（含秦）、唐（含隋）、宋三个主流朝代历程的浓缩再现。事实上，明太祖并没有选择这个主流方向，而是倒行逆施。明太宗则扭转了这种趋势，带领大明重归中国特色封建社会的主流，有力地维护了正确的历史前进方向。尽管他是太宗系列中最恶劣的一个篡位者，但他的历史功绩又相当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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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集大成，主要体现在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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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社会阶层隔阂被打破，流动性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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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条其实宋朝就已经基本做到，明太祖却建立了一套世袭职业户役制，企图大开历史倒车。不过他挡不住历史前进的滚滚车轮。尽管他规定户籍世袭，但正如他规定不准再设宰相、宦官不得干政等，他死了没几年别人就当是放屁了。同理，尽管明朝从未在法律层面用正式公文宣布明太祖的户籍制度是放屁，但在具体行政行为中不阻止脱籍，这条禁令也就化作一缕青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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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全社会阶层流动性，重点在于政府高官。只要高层不是始终被世家把持，而不断有底层人民进入高层，流动性就很好了。唐朝比之汉朝、宋朝比之唐朝，世袭荫举一直在变少，但明朝似乎又比宋朝多，这应该说确实有退步。可明朝的科举取士又比前代更严格，宋朝还有不少人荫举入仕，宰相中更不乏吕夷简、吕公著父子，范仲淹、范纯仁父子，史浩、史弥远父子这样的宰执世家，而明朝便再无一对父子两代为相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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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宋朝那些宰执世家也并非全靠父辈余荫挺进高层，他们也只是生在宰执之家，仍要考中进士才能获得认同。宋朝读书人虽多，但宰相家庭良好的学习氛围让孩子赢在了起跑线上，而明朝随着公共教育的发达，这种优势也不明显了。整个明朝二百七十六年，宰相之子考取一甲进士的只有杨廷和之子杨慎、张居正之子张懋修极少特例，高中者绝大多数来自底层。宋朝尚有吕公著、范纯仁这种兼具世家和进士身份的中间阶层，明朝的杨慎、张懋修显然不成其为一个阶层，何况他们也只是中了状元，远没当到宰相。在科举人才的主导下，明朝官场渐渐形成了“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进，非科举者毋得与官”“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的规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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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明朝一百六十三名大学士的履历，其中有一百五十七名进士出身，占总数的98%（另六名也有举人等较低功名，而且全部集中在明朝建立前六十二年）。而一甲进士（状元、榜眼、探花这前三名）更多达四十一名，占总数的四分之一！整个明朝共产生了八十八名状元，其中便有十七名入阁为相，比例高达五分之一。除了成绩最优异的一甲进士可直接入翰林外，二三甲进士登科后还可以进行选馆考试，考出兼具文化素养和行政能力的人才，称为庶吉士，可在各部门实习三年后任实职。明朝共有八十七位宰相为庶吉士出身，超过总数的二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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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很容易从这个层次明显的结构看出，明朝政治最大的特征便是由考试成绩决定仕途，而不是出身门第或者其他，这激励了无数人捧起书本，形成了全社会的文化大繁荣。全社会考取功名的机会也相对公平，美国社会科学院院士何炳棣教授（Ping-Ti Ho）研究了明朝所有进士的家庭出身，其中祖上三代从无人获得任何功名和官职的A类进士占总数的47.5%。更重要的是，这个数据在漫长的二百七十六年中，除明初从峰值降为均值外，自明孝宗朝起便稳定在均值。也就是说，完全平民出身的进士始终能占到一半左右，社会并未随着时间推移产生两极分化的马太效应。这表明这个体系本身具有内在的反马太效应机制，这或许归功于明朝发达的公共教育体系。尽管大多数人无法投胎在官宦之家，只能接受政府提供的普通公共教育，但教育条件和学习氛围也并不比富贵家庭差太多，纯平民和富贵家庭的孩子成绩旗鼓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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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微意外的是，宋朝的对应数据是53%，这和产生了大量宰执父子的印象似乎并不相符。这或许和明朝人排斥官宦出身的心态有关——同等条件下，明朝人更愿意提拔贫苦出身的寒士。而宋朝官宦子弟中进士的虽比明朝略少，但只要能中，这种双重身份使他们提拔起来也很快。所以宋朝的官宦出身进士数量更少，但走到后来并不输给寒士。那宋明两种用人倾向哪个更好呢？尽管优先照顾寒士看起来似乎更公平，但出身宰执之家本身也是一种难得的教育经历，非常有助于人格塑造。宰执之子只要不是靠父辈的关系上进，而确是通过公平考试获取功名的仍是栋梁之才，确应重用而不应逆向歧视。事实上，宋朝的官宦世家和寒门子弟相处得非常融洽，宋朝公认最优秀的几位宰相文彦博、吕公著、范纯仁便都是宰执之子继续为相的杰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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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人才选拔机制带给了社会良好的活力，除了有志于官场的文士，所有人都能够根据自己的兴趣特长自由择业。尤其是大航海运动极大地开拓了中国人的眼界，无数人怀揣着梦想踏上了下西洋的海船，也有无数人被世界各地的科技成果所震惊，投入到科学的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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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样活力十足的社会，人与人之间又缺乏固定的人身依附关系，就更需要构建完善的政府组织结构来提供公共管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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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府组织结构完善，行政权力关系理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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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宰相，明朝的军制和地方政府设置也同样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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