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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嫪毐与吕不韦之间的政争，《战国策·魏策》有明确的记载。当时，秦国进攻魏国，有人劝告魏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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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自四境之内，执法以下，至于长挽者，故毕曰：“与嫪氏乎？与吕氏乎？”虽至于门闾之下，廊庙之上，犹之如是也。今王割地以赂秦，以为嫪毐功，卑体以尊秦，以因嫪毐。王以国赞嫪氏，以嫪毐胜矣。王以国赞嫪氏，太后之德王也，深于骨髓，王之交最为天下上矣。……今由嫪氏善秦，而交为天下上，天下孰不弃吕氏而从嫪氏？天下必舍吕氏而从嫪氏，则王之怨必报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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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记载说，当今秦国国内，从政府到民间，从官员到百姓，大体分成两派，或者站在嫪毐一方，或者站在吕不韦一方。如果魏国依附嫪毐一边，割地送给秦国，屈身尊礼秦国，这些都通过嫪毐上达，作为嫪毐的功劳，嫪毐就胜过吕不韦了。如此一来，帝太后必定深深地感谢魏国，魏国与秦国的关系就会在各国之上了。如此一来，天下也必定舍弃吕不韦而跟从嫪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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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情，发生在秦王政八年，正是嫪毐封侯建国红极一时的时候。这段对话，不但清楚反映出嫪毐与吕不韦的激烈政争，而且，在两人的政争中，帝太后已经忘记吕不韦，完全站在嫪毐一边了。所以说，嫪毐暴露帝太后隐私的事件，予吕不韦以打击嫪毐的口实。吕不韦的态度，嫪毐是清楚的。他发动政变，吕不韦当然是他的打击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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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动乱的余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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嫪毐之乱，以嫪毐兵败逃脱告终。逃脱的嫪毐，被悬赏捉拿以后，处以车裂，就是车马分尸的酷刑，他的宗族也被诛灭。参与叛乱的二十多位高官，都被枭首示众。依附嫪毐的家臣，很多被判刑，而被流放到四川的，数量就多达四千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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嫪毐是帝太后的面首，帝太后家务政务的贴心代理人。帝太后是嫪毐的后台，嫪毐之乱的幕后人物。嫪毐之乱失败后，帝太后被驱逐出咸阳，迁徙到雍城棫阳宫（今陕西凤翔南）软禁，她与嫪毐所生的两个儿子，也就是嬴政的两位异父弟弟，都被处死。从此以后，以帝太后为首的赵系外戚集团瓦解，帝太后也基本上丧失了对于秦国政权和秦王嬴政的影响力。在事后的一连串追究中，相国吕不韦与帝太后的旧情，他推荐嫪毐入宫的种种秘事都被牵连出来，他也成了被审查的对象。秦王政十年十月，吕不韦被免去相国职务，驱逐出京，回到自己的封地河南（今河南洛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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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吕不韦受到更为严厉的追究和处罚，秦王嬴政亲自下书给吕不韦说：“君何功于秦？秦封君河南，食十万户。君何亲于秦？号称仲父。其与家属徙处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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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吕不韦被罢免以后，秦王嬴政仍然怒气难消。他质问吕不韦说：“你对秦有什么功劳，秦国赐予你封地河南，享受十万户的待遇。你和秦有什么亲属关系，竟然被称为仲父。现在，命令你全家迁徙到蜀地去居住。”吕不韦接到这封信以后，唯恐还有更为严厉的处罚到来，于是饮鸩自尽，终年五十七岁（前292—前236年）。那些跟随吕不韦的家臣和宾客们，也受到严厉的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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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就在吕不韦免相的同一年，嬴政与母亲的关系却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怒气冲天的嬴政听了一位叫作茅焦的齐国人的劝告，陡然回心转意，亲自到雍城去见母亲，将她接回咸阳，重新居住于甘泉宫。《史记·秦始皇本纪》是这样记载这件事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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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人茅焦说秦王曰：“秦方以天下为事，而大王有迁母太后之名，恐诸侯闻之，由此倍秦也。”秦王乃迎太后于雍而入咸阳，复居甘泉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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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记载，作为文学故事来读的话，可以理解为作者在情节推进中制造的戏剧性转折，是一波三折的起伏式叙事手法。这段记载，作为历史来读的话，则很有些不可思议，使人怀疑这段纪事的真伪和可靠性。作为历史侦探，我们自然要问，这位齐国人茅焦究竟是什么人，他为什么会在嫪毐之乱后出现在秦王嬴政身边？茅焦劝谏嬴政说：“秦国志在天下，而今大王有了迁徙母后的名声，恐怕诸侯各国听说后，由此纷纷背离秦国。”他讲的不过是母子之间应当和睦相处的简单道理，怎么会扯到诸侯各国背叛秦国的外交大事上去？嬴政听了这几句话之后，又怎么会怒气全消，幡然醒悟，立刻前往雍城迎回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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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茅焦劝秦王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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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究起来，《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这段记载，是司马迁根据战国时代流传下来的历史故事改写的。这个战国故事的原型，可以从《说苑》的类似故事看出来。《说苑》所记载的这个故事非常详细，我们简要地转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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嬴政驱逐母亲以后，下令说，有敢以帝太后的事情劝谏的人，一律处死。据说，拼死来劝谏的人有二十七人，都被一一处死了。就在这个时候，来了第二十八个人，自称齐客茅焦，有事请求秦王接见。嬴政命令侍卫问道：“是不是为太后的事情？”茅焦答道：“正是。”嬴政又命令侍卫问道：“有没有看见宫门外的死人？”茅焦答道：“看见了二十七个。臣下听说天上有二十八星宿，二十七人二十七星，现在差一个，特来补足满数。请赶紧去报告秦王，臣下不怕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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嬴政闻讯大怒，下令准备好煮人的大锅，按剑而坐，传令让茅焦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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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焦进到殿上，不慌不忙，对秦王施礼说道：“有关人的死生、国之存亡的事情，都是历代圣王急于想知道的，不知道大王想不想听一听？”秦王说：“此话怎讲？”茅焦回答说：“陛下有狂悖的行为，难道自己不知道吗？”秦王冷冷答道：“倒是想听你说一说。”茅焦严正地回答道：“陛下车裂假父嫪毐，有妒忌之心；杀死两位弟弟，有不慈之名；将母亲迁徙到雍城棫阳宫，有不孝之行；刑杀劝谏之士，有桀纣之治。如今天下都知道了，纷纷疏远秦国。臣下实在是担心秦国将会为此而衰亡，陛下也会为此而有不测的危险。我的话完了，请陛下处死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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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焦于是解开衣服，准备接受烹煮之刑。这时候，戏剧性的场面出现了，嬴政走下殿来，用左手扶起茅焦，用右手挥开准备前来捉拿茅焦的人说：“一切都免了，先生请系上衣服，我愿意听从先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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嬴政当即尊茅焦为“仲父”，授予上卿的爵位。事后，他立刻启动车驾，千乘万骑，亲自到雍城棫阳宫迎接母亲归还咸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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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迎回咸阳的帝太后，在宫中设置酒宴招待茅焦。酒席上，帝太后感慨万端地对茅焦说：“将扭曲扳直，从败乱中复生，安定秦国的社稷，使我们母子得以再次相会，都是您茅君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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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这段故事和《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到《史记》的历史世界是如何编撰的。对于嫪毐之乱这一段历史，司马迁掌握的材料并不多，除了秦国史书上的一些简略记载外，余下的就是一些战国故事了。对类似于《说苑》所载的战国故事，司马迁站在历史学家的立场上作了鉴别和选取。他将故事最耸人听闻的部分，比如秦王一连杀了二十七人，茅焦是第二十八个；最吸引听众的部分，比如茅焦强硬地应对秦王，秦王又是如何戏剧性地走下殿来等等，都做了删节，只保留了茅焦说秦王的话中，关于迁徙母亲会引起各国背离，也就是会引发外交问题的部分。司马迁的这种取舍和解读是否恰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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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可以站在历史学的立场上做一个合理的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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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司马迁敏锐地注意到嫪毐之乱这场秦国政权中枢的内乱，是有国际背景的，因而他选取了故事中对于帝太后的处置不当，会引起相关的外交问题的内容。但是，为什么会引起外交问题呢？司马迁没有深入讲，从我们今天的研究结果来看，也许他自己也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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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茅焦是齐国人，自称“齐客”。他是有齐国背景的人，在这个时候突然出现在秦国的首都，能够直接请求谒见秦王，可见他不会是一般的人。合理的解释是，他应当是从齐国来到秦国的使者，以外国使者的身份面见秦王，站在秦国的立场上为秦王分析驱逐帝太后出京对秦国外交的影响。有了这个认识，茅焦的话就便于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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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们知道，嫪毐之乱，前前后后涉及三个外戚集团之间的兴亡，以夏太后为首的韩系外戚，以帝太后为首的赵系外戚，以华阳太后为首的楚系外戚，他们都与各自的出生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嫪毐之乱结束后，韩系外戚失势，赵系外戚也瓦解了，只剩下楚系一家。这种楚系外戚一家独大的局面，不但会引起韩、赵的不安，也会引起齐国的不安。这种内外交错的利害关系，应当就是茅焦所说的“恐诸侯闻之，由此倍秦也”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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