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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巧，1999年3月中央黨史研究室為徵求對新編《中國共產黨歷史》1923–1927年部分修改稿的意見，邀請一些學者開了幾天座談會。筆者有幸也應邀參加，並在會上對照新的檔案資料，就陳獨秀的機會主義的二次革命論，國民黨「二大」、中山艦事件、黨務整理案上的三大機會主義讓步、汪陳宣言，不執行共產國際挽救革命的「緊急指示」等一系列重大問題，向傳統觀念提出了顛覆性的意見。這引起了專家學者的極大興趣，進行了熱烈的討論和爭論。主持編修工作的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石仲泉當場表示：「要把陳獨秀當作正面人物來寫。」[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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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後，這年12月，為紀念陳獨秀誕辰120周年，由陳獨秀研究會發起，聯合中共黨史學會、中央黨史研究室等七家單位，在北京召開了規模空前的「陳獨秀與共產國際」學術研討會。會後，《人民日報》社理論部把作家袁鷹寫的為陳獨秀辯誣文章《悵望一座墓園——寫在陳獨秀誕生120周年》，冠以《應當把陳獨秀作為正面人物來寫》標題，以《內部理論動態》的形式發到全國各省市領導同志手中。《歷史研究》發表了由我撰寫的《重評共產國際指導中國大革命的路線》長篇論文。文章認為：1923至1927年的中國大革命是在聯共政治局和共產國際直接指導下進行的。在此期間，聯共政治局會議專門討論中國革命問題122次，作出了738個決定。這些決定絕大部分由莫斯科的代表、顧問直接在中國執行，命令陳獨秀為首的中共中央貫徹。中共中央的活動範圍和實際權力是很小的。所謂「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和「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路線」是沒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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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中國共產黨誕生80周年，全國舉行了一系列隆重的紀念活動。其中，中共中央黨校黨史研究部組織全國著名學者合作撰寫的《中國共產黨歷程》作為黨校系統新的黨史教材，繼1999年上海黨史研究室編寫的《中國共產黨上海史》以後，成了又一部放棄「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路線導致大革命失敗」傳統觀念的權威著作。經過中共中央書記處五位書記審批，中央黨史研究室編寫的《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不得不吸收學術界新的研究成果，一改陳獨秀為首的黨中央「違背斯大林共產國際的許多英明指示，推行右傾投降主義路線」傳統觀念的提法，終於承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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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共產黨作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直接受共產國際的指導。共產國際及其代表並不真正瞭解中國的情況，也作出過許多錯誤的指示，出了一些錯誤的主意」；「在國民黨新老右派變本加厲的反共活動面前，共產國際指示中共中央：共產黨如果同國民黨新右派進行鬥爭，必將導致國共關係破裂，因而主張妥協退讓。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也堅持這種意見。中共中央只能執行共產國際的指示，使妥協退讓的意見在黨內佔了上風。」[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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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3月，北京、上海、安徽等地一些學者串連後成立了第一個陳獨秀研究會。接着，安慶、合肥、上海也先後成立研究陳獨秀的學術團體。他們分別於1989（北京）、1992（安慶）、1994（江津）、1997（上海）、1999（北京）、2001（溫州）、2002（南京）召開了七次全國性的陳獨秀學術研討會，還直接促成日本陳獨秀研究會成立，並在東京召開了中日兩國學者參加的一次陳獨秀學術研討會。在香港出版了三本反映目前陳獨秀研究主要成果的《陳獨秀研究文集》，還從1993年開始，在沒有經費的困難條件下，編輯出版了會刊，提供大量珍貴史料，交流中外學者研究成果和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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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要真正恢復陳獨秀的本來面目和應有的歷史地位，給他一個做「人」的位置，還要做許多艱苦的工作。實際上，在這個問題上鬥爭還相當激烈，甚至出現倒退現象。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修的《中國共產黨歷史》以甚麼「外因通過內因起作用」的說法，在否定「右傾投降主義」同時繼續保留「右傾機會主義」罪名，陳研會和廣大學者在會刊上表示了不同的意見。再加上十年來陳研會不斷宣傳陳獨秀的「民主與科學」基本思想，與現實政治相悖，也在2003年11月4日被突然撤銷了。但是，中國政治科學化、民主化的車輪是不可阻擋的。正如陳獨秀所說：「國人而欲脫蒙昧時代，羞為淺化之民也，則急起直追，當以科學與人權並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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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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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稿於修改時傳來重要訊息：在30年「為陳獨秀正名」運動的壓力下，中共高層被迫且戰且退，通過各種方式（如趁《毛澤東選集》再版時修改注釋、發其他文件時附加說明等），悄悄地放棄原來加於陳獨秀的「十宗罪」。2002年主持編著最新版《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時堅持稱陳為「右傾機會主義」的中央黨史研究室領導人石仲泉，2008年在兩次重大紀念會上發表講話，戲劇性地180度大轉變，聲稱要為「徹底平反陳獨秀」、「恢復陳獨秀的黨籍」而努力。然而，1937年抗戰爆發，陳獨秀出獄在尋求與中共合作抗日時尚且表示「無意回黨」；如果地下有知，以今日中共在世人心目中的形象，他能回黨嗎？必須指出：陳獨秀是全民族的，不是一黨一派的！石先生的180度轉變是在退休後說的，這說明他在任時，有些問題上必須說組織允許的話、違心的話，即假話；卸任後才能說真心話。擔任中共領導人時期的陳獨秀也是如此。這是「輿論一律」的政黨體制下幾乎所有人的無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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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一份關於陳獨秀的文件〉，唐寶林主編：《陳獨秀研究動態》，第1期（1993），頁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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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一份關於陳獨秀的文件〉，唐寶林主編：《陳獨秀研究動態》，第1期（1993），頁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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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胡華：《中國革命史講義》（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62），頁38、54；毛澤東：〈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份關於陳獨秀的文件〉，唐寶林主編：《陳獨秀研究動態》，第1期（1993），頁4–5，載中共中央毛澤東選集出版委員會編：《毛澤東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1），頁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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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轉引自歐遠方：《歐遠方文選》（香港：語絲出版社，2002），頁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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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注7]〈一份關於陳獨秀的文件〉，唐寶林主編：《陳獨秀研究動態》，第1期（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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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毛澤東：〈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註29，載《毛澤東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1），頁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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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中共中央統戰部、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統一戰綫檔案選編》（中）（北京：檔案出版社，1985），頁137–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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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陳獨秀先生到何處去〉，《解放》，第32期（1937年1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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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中國革命博物館編：《黨史研究資料》，第16期（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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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注12]〈中國革命的性質及其前途〉，《布爾塞維克》，第2卷，第1期（1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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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賈立臣主編：《中國現代史》（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89），頁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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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日〕《東方學報》（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編），第62冊（1990年3月），頁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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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毛澤東：〈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註29，載《毛澤東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1），頁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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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毛澤東：〈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毛澤東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頁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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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毛澤東：〈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註4，《毛澤東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頁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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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注18]參見唐寶林：《陳獨秀傳——從總書記到反對派》（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頁4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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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關於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毛澤東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2），頁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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