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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常常到我們家裏來，說他在陰間會見了我們的祖先，我們的祖先沒有錢用，託他來要錢買錢紙銀錠燒給他們。我的母親很恭敬的款待他，並且給錢託他代買錢紙銀錠，不用說那錢紙銀錠是燒給這位當陰差的先生了。……這位陰差去後，母親對我們總是表示不信任他的鬼話。[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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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稱讚我疾惡如仇，有人批評我性情暴躁，其實我性情暴躁則有之，疾惡如仇則不盡然，在這方面，我和我的母親同樣缺乏嚴肅堅決的態度，有時簡直是優容奸惡，因此誤過多少大事，上過多少惡當，至今雖然深知之，還未必痛改之，其主要原因固然由於政治上不嚴肅，不堅決，而母親的性格之遺傳，也有影響。[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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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寫自傳時才明白，這種現象雖是人性的一個弱點，卻普遍地存在着，連他這個硬漢有時也不能免。比如大革命中，他違心地執行共產國際錯誤路線，多次對國民黨作出對共產黨致命的讓步，這表明了社會和人性的複雜性。陳把這說成是母親性格的「遺傳」，似乎有點道理，但也是簡單化了，因為這種情況還發生在許多沒有母親遺傳的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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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陳出生在一個甚麼樣的家庭，學術界曾有過一些爭論，主要是陳本人在1937年發表的《實庵自傳》中說的一句話引起的。陳在其中詳論了科舉制度在舊社會的重大作用後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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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這一家姓陳的，在懷寧本是個小戶人家，紳士們向來是瞧不起的。全族中到我的父親時才有一個秀才，叔父還中了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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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不少學者（包括筆者以前的論著）都說他出生於「小戶人家」。在科舉為上的社會中，衡量一家是大還是小，重要的標準是有沒有考取功名。陳出世以前，「小戶人家」的地位已經發生變化。生父陳衍中考中秀才，叔父（嗣父）陳衍庶在23歲時考中舉人，之後官運亨通，先考取謄錄館，議敍候補知縣，在山東治理黃河有功，被山東巡撫張曜保舉薦直隸州用；後調往盛京（即今瀋陽）辦理文案，又得將軍裕祿賞識，奏留奉天（今遼寧），署奉天府軍糧同知，歷任懷德、柳河等地知縣。據《懷寧縣志》記載，他為官很有才幹，以柳河署為例，「柳河固新設治，凡創建一出其手，念柳民苦，轉輸為籌鉅款，並蠲廉設局以貸，行十餘年無弊。」在一次賑災放糧活動中，「一晝夜理訟卷三百餘件，悉得民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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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衍庶是一個亦儒亦官亦商的全才型人物。升官發財之後，就開始收藏、經營書畫古玩業，在瀋陽、北京都開設有古玩店，北京這家店名為「崇古齋」。陳出生在官宦之家，對這一點，凡是與陳交往很深的朋友都瞭解。1942年陳逝世後，鄭超麟應陳的終身至交汪孟鄒的提議撰寫《陳獨秀傳》。鄭擬出的提綱中，根據陳的自傳，有一句「陳出生於小戶人家」，汪看後很不以為然。胡適明確說「他家是所謂大世家」。[3]章士釗說：「陳獨秀，懷寧世家子，自幼讀書有聲。」[4]最早為陳獨秀立傳的王森然則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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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本世家，其祖（有誤，應是叔——引者）若父，曾在奉天官知府。家資豐厚，為安徽懷寧之大地主。北京琉璃廠尚有其商店。……先生幼年乃一華胄公子也。[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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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家在陳衍庶當官以前，由於家貧，都是自家人課授後輩。陳衍中（字象五）比陳衍庶（字昔凡）大三歲，從小帶着弟弟讀書。據《宗譜》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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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是太恭人（即陳祖母勞氏——引者）以季子昔凡幼弱，不能成立為慮，象五承母志，訓誨季弟，無微不至。距太恭人喪不數年，昔凡舉於鄉矣，而象五之心始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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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才哥哥教出舉人弟弟，可見手足情深。無獨有偶，陳獨秀也經其兄陳孟吉輔導考取秀才。陳不滿二周歲喪父後，隨即立嗣給陳衍庶。童年和少年時代實際上為陳衍庶所養育，特別是經濟上。陳衍庶在東北為官期間，一度還把陳帶在身邊，曾教陳練過字，幹過一些文案工作。陳後來一手好書法，此時打下基礎。因此，陳是貨真價實的官家子弟。不過要說明的是，陳衍庶的官並不大，最高至道員一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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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不在乎別人怎麼說，陳獨秀自己卻不以這個書香門第、官宦世家為榮，更拒絕享受庇蔭，一生過着清貧險惡的生活。上述胡適在北大的講演說：「有一次他到北京，他家開的一所大鋪子（即古玩店——引者）的掌櫃聽說小東人來了，請他到鋪子去一趟，賞個面子，但他卻說：『鋪子不是我的。』」陳後來多次宣稱他是一個「沒有父親的孩子」，還把這句話作為自傳中第一章的標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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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為甚麼拒絕接受這個家庭出身？這個家庭是科舉制度的產物，儒家倫理道德文化的產物，把「忠」「孝」視為最高準則。「忠」即無條件地擁護統治者，特別是一生享受清王朝「隆恩」的嗣父陳衍庶，對皇上更是感恩戴德。「孝」則無條件地聽從家長的意志，特別在事業和婚姻問題上。而陳是個天生「不忠不孝」的「亂臣逆子」，在事業和婚姻問題上更是離經叛道。事業上，母親和嗣父曾寄與厚望，他卻偏偏厭棄科舉，當了職業革命家；在婚姻上更邪了，竟然在與元配保持夫妻關係的情況下與妻妹雙宿雙飛，在家長眼中簡直是「亂倫」。於是，嗣父與其脫離關係，並把這對小夫妻轟出家門。胡適的說法則是：「實行家庭革命，他家是所謂大世家，但因戀愛問題及其他問題同家庭脫離了關係，甚至他父親要告他。」[6]幸虧陳的親生父親去世得早，否則也會被活活氣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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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學妖孽」蒙中一個秀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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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年後的陳獨秀可以拒絕家庭出身，但是誰也擺脫不了早期的家庭教育。人對教育的承受一般採取兩種模式：正面承受與逆反承受。前者若是單純的繼承，即所謂「聽話」，當「馴服工具」，一般只能培養出循規蹈矩的沒有出息的保守性人物；若在繼承上有所發揚，才可能成為傑出人物；後者的逆反承受，若無理性指導，必成為罪犯一樣的破壞者；若順應時代突變和飛躍發展的潮流，則可成為破壞舊世界、創造新世界的偉人。陳獨秀從小就是這樣的逆反承受者，直到去世前一天，還保持着這樣的品性。胡適送了一個「終身反對派」的諢號，他竟然樂意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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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二世業儒的家庭裏，陳獨秀從小所受的教育和期待可想而知了。自傳中說，從六歲開始，直接教育他的是三個人：一個嚴厲的祖父，一個能幹而慈愛的母親，一個阿彌陀佛的大哥。六歲到八九歲，由祖父親自教他讀書。這位飽經風霜，一生不富，官運也不通的老者，晚年把全部希望寄託在陳獨秀身上——望孫成龍。尤其看到小孫子比大孫子聰明，更是心切而嚴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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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從小有點小聰明，可是這點小聰明卻害苦了我。我大哥的讀書，他從來不大注意，獨獨看中了我，恨不得我一年之中把《四書》、《五經》都讀完，他才稱意……幸虧這位祖父或者還不知道「三禮」的重要，否則會送掉我的小性命。……我背書背不出，使他生氣動手打，還是小事；使他最生氣、氣得怒目切齒幾乎發狂令人可怕的，是我無論挨了如何毒打，總一聲不哭，他不只一次憤怒而傷感的罵道：「這個小東西，將來長大成人必定是一個殺人不眨眼的凶惡強盜，真是家門不幸！」[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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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陳獨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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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對他並不像祖父那樣悲觀，總是用好言勸勉道：「小兒，你務必好好用心讀書，將來書讀好了，中個舉人替你父親爭口氣，你的父親讀書一生，未曾考中舉人，是他生前一樁恨事！」他見母親流淚，倒哭出來了，母親一面替兒子揩眼淚，一面責備道：「你這孩子，爺爺那樣打你，你不哭，現在倒無端的哭了！」1937年，陳獨秀59歲寫自傳時還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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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的眼淚，比祖父的板子，着實有威權，一直到現在，我還是不怕打，不怕殺，只怕人對我哭，尤其婦人哭，母親的眼淚，是叫我用功讀書之強有力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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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說這時陳獨秀對祖父的對抗是針對科舉制度的，除了根本達不到不切實際的要求（恨不得一年之中把《四書》、《五經》都讀完）外，主要是兒童的興趣，不喜歡這種枯燥乏味的書和死記硬背、背不出就打板子的方法。就這樣，在這種逆反承受的啟蒙教育中度過了三四個春秋。祖父在世的時候，他不適應，也得忍着；祖父去世後，情況相反了，連續請了幾個塾師，他都「大不滿意」，辭掉了。當時的陳獨秀，雖然還是個孩子，卻由於他過分的聰明，反抗、倔強、淘氣、刁鑽古怪，一點也不老實，活像一個解除了緊箍咒的孫悟空，那些書塾老師自然對他沒有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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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十二、三歲時，由被他稱為「阿彌陀佛」的大哥陳孟吉來授課。大哥老實厚道、善良順從，完全符合那個時代最佳子弟「孝悌」的標準，因此兄弟感情也很好。他沒有弟弟那樣的才氣，對弟弟的淘氣更是沒有辦法，又不得違抗母親的重託和嚴命。於是，只得順着弟弟的性子來。自傳這樣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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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哥知道我不喜歡八股文章，除溫習經書外，新教我讀《昭明文選》。初讀時，我也有點頭痛，後來漸漸讀出味道來了。這件事使我阿彌陀佛的大哥夾在中間很為難，一面受了母親的嚴命，教我習八股，預備應考，一面他知道我不喜歡這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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