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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更奇怪的是，他本人還把這次科考落榜當作政治生涯中的第一次重要的轉折點。因為，他在考場上，看到一個徐州來的大胖子考生，一條辮子盤在頭頂上，全身一絲不掛，腳踏一雙破鞋，手裏捧着試卷，在如火的長巷中走來走去，走着走着，上下大小腦袋左右搖晃着，拖長着怪聲念他得意的文章，念到最得意處，用力把大腿一拍，翹起大拇指叫道：「好！今科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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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來對科舉制度沒有好感的陳獨秀，對這個怪現狀，「看呆了一兩個鐘頭」，可見，他事先作的考試準備，根本沒有發揮出來，思想完全開了小差，怎麼能考中。自傳中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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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料其結果對於我意外有益。」「在這一兩個鐘頭當中，我並非盡看他，乃是由他聯想到所有考生的怪現狀；由那些怪現狀聯想到這班動物得了志，國家和人民要如何遭殃……因此又聯想到國家一切制度，恐怕有如此這般毛病；因此最後感覺到梁啟超那班人們在《時務報》上的話是有些道理呀！這便是我由選學妖孽轉變到康梁派之最大動機。一兩個鐘頭的冥想，決定了我個人往後十幾年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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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他受了1895年甲午戰敗的刺激和維新思想的啟蒙，在鄉試前，就已不再把個人與家庭前途放在第一位，而關注國家命運了。這裏說的思想啟蒙，主要是受了康梁派的《時務報》的影響。這份正好在陳參加科舉考試的1896年8月9日創刊，1898年8月8日停刊的報紙，在當時發行量達萬餘份，影響之大是空前的，特別在陳獨秀所在的江淮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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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試結束後，他即與汪希顏、汪孟鄒、李光炯等維新派人士交往，宣傳康梁派維新主張，「談康先生及其梁任公之文章，始恍然於域外之政教學術，燦然可觀，茅塞頓開，覺昨非而今是」。[14]對康有為受到的攻擊，「憤不能平，恒於廣座中為康先生辯護」。舌戰群儒，鬥志昂揚，意氣風發。不用說，當時的保守勢力是強大的，但在氣勢上，他們卻害怕這股新生力量的崛起。於是，陳等人就被鄉里瞀儒指「為康黨，為孔教罪人，側目而遠之」。[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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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這樣，陳完成了一生思想上的第一次自覺的轉變，用他自己的話來說：由「選學妖孽轉變為康梁派」，實際上是他生活道路上的第一次政治選擇，他成了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擁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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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這時的改良主義思想，充分地表現在迄今發現的陳第一篇著作《揚子江形勢論略》中。書中首先可以看到作者對於當時中國已被瓜分、面臨滅亡的危急形勢，有着全面而深刻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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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時敵鼾臥榻，謀墮神州，俄營蒙滿，法伺黔滇，德人染指青齊，日本覬覦閩越，英據香澳，且急急欲壟斷長江，以通川藏印度之道路，管轄東南七省之利權，萬一不測，則工商裹足，漕運稅餉在在艱難，上而天府之運輸，下而小民之生計，何以惜之。時事日非，不堪設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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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部石刻竪排本自印的著作，署名懷寧陳乾生眾甫，撰於光緒丁酉（1897年）冬，竟然出自幾個月前南京鄉試時還沒有出過家門、一直讀四書五經再加一點《昭明文選》的十八歲的年輕人之手。設想他鄉試後親自沿揚子江從頭至尾考察一遍是不可能的。只有一種可能，就是他在鄉試後，的確在南京安慶之間中外書報廣泛傳播的新知識海洋中，如饑似渴地閱讀着，採摘着，咀嚼着。有學者認為，對陳獨秀寫這篇著作有直接影響的是當時兩本日本人寫的關於揚子江的書：林繁撰寫、汪國屏翻譯的《揚子江流域現勢論》；國府犀東撰寫、湯釗翻譯的《最近揚子江之大勢》。[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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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此著雖是傳統的石印本，印數有限，但卻在當時的書店出售過，並且還有一定的影響。據陳獨秀的早期好友程演生說，他在舊書店看見過這本書，「後面有批語，說仲甫如何年少，如何有才有學的話。是一個老輩的口氣。」[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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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在1897年參加江南鄉試以後直到1901年10月之間的歷史，由於資料不多，情況不清。國內外多部論著[18]都認為陳獨秀在1898年曾入學杭州求是書院，在彼，他受到了最初的新式教育，學習了英文、法文、天文學、造船學等。但根據何在，均無考證。後來，華東師範大學鄔國義教授在1901年4月3日（光緒二十七年二月望日）出版的《勵學譯編》第一期上，發現了兩條關於「陳仲甫先生」的訊息，很有價值：一條是在該誌所載各代售處中，有「安慶，南門內名利棧隔壁陳仲甫先生」一處；一條是為該誌「助資諸君姓氏」名單中，有「陳仲甫先生捐銀三元」的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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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條訊息，說明陳獨秀當時與《勵學譯編》雜誌關係密切，並且可以折射出陳怎樣由儒學轉向西學、由封建主義士大夫轉向民主主義者初期的狀況。他自己說過：「吾輩少時，讀八股，講舊學，每疾視士大夫習歐文讀西學者，以為洋奴，名教所不容也。」[19]而不久，他成了「歐文西學」的狂熱崇拜者和實踐者。這份《勵學譯編》乃是最早對他產生影響的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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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勵學譯編》是我國20世紀初最早的啟蒙雜誌（月刊）之一，在蘇州出版，由汪郁年、戴昌煦所倡設的「勵學譯社」主辦。此前，1900年12月6日，同為江蘇人的楊廷棟、周祖培等人在日本东京創刊了《譯書彙編》，以編譯歐美政法名著、介紹西方資產階級社會政治學為主，同時普及天文、地理、物理、化學等自然科學常識，設有社說、論說、學術、研究資料等欄，很受留學生和國內先進分子的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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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的《譯書彙編》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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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慶陳獨秀——蘇州《勵學譯編》——東京《譯書彙編》之間的這種關係，有利於我們考察陳獨秀這幾年的行踪、所受的教育和思想，並足以否定多數學者所定的這一時期陳獨秀在杭州求是書院接受西學的說法，實際情況是陳獨秀是自學成材的典型。包括他後來留學日本期間。由於大戰和大地震等原因，陳獨秀五次留學日本，都沒有留下系統的資料，學甚麼科目？成績如何？等等，經過中日學者幾十年的考查，都不清楚。但有一點是清楚的，他進某一日本學校，都是象徵性的，除學一點日、英、法等外文外，主要是找原著或日人譯介的西方社會科學圖書，進行自學，不為學校的規定所拘束。所以，他後來推行教育革命時，特別強調學生的自學精神，重視社會教育和圖書館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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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在參加南京鄉試後回安慶、與維新派人士密切交往、並在各種新書報中如饑似渴地汲取新知識的陳獨秀，與游學各省到此的蘇州勵學譯社的成員相識。然後，隨嗣父陳衍庶到東北，住了一段時間。嗣父擅長詩賦、書法和繪畫，並酷愛收藏書畫古玩。聰明而不同樣愛好的獨秀在這裏受到熏陶，文化修養得到進一步提高。[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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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年，兄弟倆得到母親病重消息，匆匆南返。陳後來悼念兄長詩中，有一句說：「南奔歷艱險，意圖骨肉全。」這裏的「南奔歷險」，有人說是在途中遇到東北的土匪「紅鬍子」劫財，要殺。後來知道他是陳衍庶的兒子，不僅歸還財物，還護送他倆入關；有人說：陳衍庶為奉天新民府知府時，紅鬍子張作霖曾被捕判死刑。陳予以相救，並招安。[21]查張和陳的歷史，這個說法不準確。張作霖被招安收編是在三年以後的1902年。當時的新民府知府是增韞，不是陳衍庶。從《懷寧縣志》記載，這時的陳衍庶可能是任知府同級的「新民府擢道員」。由於如前所述他在東北任職期間，「悉得民隱」。對此，當時紅鬍子張作霖也表示欽佩，所以放了陳獨秀弟兄倆。這個解釋似乎更符合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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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母親病逝，陳獨秀在家中未住多久，又北上東三省。1900年春天，八國聯軍入侵，沙皇俄國以「護路」為名入侵我國東北，所到之處，奸淫擄掠，製造駭人聽聞的慘案。有些情景，還為陳獨秀所目睹。1903年，他回憶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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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僕游東三省時，曾目睹此情形……前年金州有俄兵奸淫婦女而且殺之，地方老紳率村民二百人向俄官理論，非徒置之不理，且用兵將二百人全行擊斃。俄官設驗疫所於牛莊，納多金者則免，否則雖無病者亦置黑獄中，非納賄不效。其無錢而囚死獄中者，時有所聞」；「中國人坐火車者，雖已買票，常於黑夜風雨中無故被俄兵乘醉逐下，或打死於車中，華官不敢過問。沿鐵道居民時被淫虐者，更言不勝言。」[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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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甲午戰敗時，陳獨秀還年輕，只是聽人家說，已有觸動；這次親聞目睹，受到極大刺激。1904年，他回顧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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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長二十多歲，才知道有個國家，才知道國家乃是全國人的大家，才知道人人有應當盡力於這大家的大義。我從前只知道，一身快樂，一家榮耀，國家大事與我無干。那曉得全樹將枯，豈可一枝獨活；全巢將覆，焉能一卵獨完。自古道國亡家破，四字相連。若是大家壞了，我一身也就不能快樂了，一家也就不能榮耀了。我越思越想，悲從中來。我們何以不如外國，要被外國欺負，此中必有緣故。我便去到各國，查看一番。[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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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時梁啟超的《時務報》已經被查封，蘇州的《勵學譯編》等新書報，也已滿足不了陳獨秀的求知和探索中國衰亡原因的要求。於是，他從瀋陽回安慶只承擔了一期《勵學譯編》代售處的工作，從1901年5月3日出版的《勵學譯編》第二期起，安慶的代售處，改為「姚家口藏書樓何春台先生」。這位何春台，當時也是一位激進的愛國者，與陳獨秀關係密切。據當時報紙報道，何春台在這年3月24日上海張園舉行的反對俄國侵略我國東北的愛國集會上，曾發表「激昂感慨」的演說，近千人「聽者聳然拍手稱是，其沉痛處能令聞者興起」。[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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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春台與陳獨秀相識於何時，不清楚，但從《勵學譯編》代售處地址和名單的變更，說明上海演說後，何即回安慶，與陳聯繫上了，因此5月3日出版的《勵學譯編》才由何任該雜誌的代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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