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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的《譯書彙編》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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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慶陳獨秀——蘇州《勵學譯編》——東京《譯書彙編》之間的這種關係，有利於我們考察陳獨秀這幾年的行踪、所受的教育和思想，並足以否定多數學者所定的這一時期陳獨秀在杭州求是書院接受西學的說法，實際情況是陳獨秀是自學成材的典型。包括他後來留學日本期間。由於大戰和大地震等原因，陳獨秀五次留學日本，都沒有留下系統的資料，學甚麼科目？成績如何？等等，經過中日學者幾十年的考查，都不清楚。但有一點是清楚的，他進某一日本學校，都是象徵性的，除學一點日、英、法等外文外，主要是找原著或日人譯介的西方社會科學圖書，進行自學，不為學校的規定所拘束。所以，他後來推行教育革命時，特別強調學生的自學精神，重視社會教育和圖書館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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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在參加南京鄉試後回安慶、與維新派人士密切交往、並在各種新書報中如饑似渴地汲取新知識的陳獨秀，與游學各省到此的蘇州勵學譯社的成員相識。然後，隨嗣父陳衍庶到東北，住了一段時間。嗣父擅長詩賦、書法和繪畫，並酷愛收藏書畫古玩。聰明而不同樣愛好的獨秀在這裏受到熏陶，文化修養得到進一步提高。[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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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年，兄弟倆得到母親病重消息，匆匆南返。陳後來悼念兄長詩中，有一句說：「南奔歷艱險，意圖骨肉全。」這裏的「南奔歷險」，有人說是在途中遇到東北的土匪「紅鬍子」劫財，要殺。後來知道他是陳衍庶的兒子，不僅歸還財物，還護送他倆入關；有人說：陳衍庶為奉天新民府知府時，紅鬍子張作霖曾被捕判死刑。陳予以相救，並招安。[21]查張和陳的歷史，這個說法不準確。張作霖被招安收編是在三年以後的1902年。當時的新民府知府是增韞，不是陳衍庶。從《懷寧縣志》記載，這時的陳衍庶可能是任知府同級的「新民府擢道員」。由於如前所述他在東北任職期間，「悉得民隱」。對此，當時紅鬍子張作霖也表示欽佩，所以放了陳獨秀弟兄倆。這個解釋似乎更符合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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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母親病逝，陳獨秀在家中未住多久，又北上東三省。1900年春天，八國聯軍入侵，沙皇俄國以「護路」為名入侵我國東北，所到之處，奸淫擄掠，製造駭人聽聞的慘案。有些情景，還為陳獨秀所目睹。1903年，他回憶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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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僕游東三省時，曾目睹此情形……前年金州有俄兵奸淫婦女而且殺之，地方老紳率村民二百人向俄官理論，非徒置之不理，且用兵將二百人全行擊斃。俄官設驗疫所於牛莊，納多金者則免，否則雖無病者亦置黑獄中，非納賄不效。其無錢而囚死獄中者，時有所聞」；「中國人坐火車者，雖已買票，常於黑夜風雨中無故被俄兵乘醉逐下，或打死於車中，華官不敢過問。沿鐵道居民時被淫虐者，更言不勝言。」[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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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甲午戰敗時，陳獨秀還年輕，只是聽人家說，已有觸動；這次親聞目睹，受到極大刺激。1904年，他回顧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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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長二十多歲，才知道有個國家，才知道國家乃是全國人的大家，才知道人人有應當盡力於這大家的大義。我從前只知道，一身快樂，一家榮耀，國家大事與我無干。那曉得全樹將枯，豈可一枝獨活；全巢將覆，焉能一卵獨完。自古道國亡家破，四字相連。若是大家壞了，我一身也就不能快樂了，一家也就不能榮耀了。我越思越想，悲從中來。我們何以不如外國，要被外國欺負，此中必有緣故。我便去到各國，查看一番。[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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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時梁啟超的《時務報》已經被查封，蘇州的《勵學譯編》等新書報，也已滿足不了陳獨秀的求知和探索中國衰亡原因的要求。於是，他從瀋陽回安慶只承擔了一期《勵學譯編》代售處的工作，從1901年5月3日出版的《勵學譯編》第二期起，安慶的代售處，改為「姚家口藏書樓何春台先生」。這位何春台，當時也是一位激進的愛國者，與陳獨秀關係密切。據當時報紙報道，何春台在這年3月24日上海張園舉行的反對俄國侵略我國東北的愛國集會上，曾發表「激昂感慨」的演說，近千人「聽者聳然拍手稱是，其沉痛處能令聞者興起」。[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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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春台與陳獨秀相識於何時，不清楚，但從《勵學譯編》代售處地址和名單的變更，說明上海演說後，何即回安慶，與陳聯繫上了，因此5月3日出版的《勵學譯編》才由何任該雜誌的代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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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後，陳獨秀準備去日本留學。他原來說要去各國查看一番，結果五次都去了同一個國家——日本。除了費用經濟和路途方便之外，主要是當時各國先進學說的圖書在日本都可以讀到。而且，日本本身是一個由落後迅速轉變為強盛的樣板。赴東瀛求學，可以滿足陳獨秀尋求救中國道路的願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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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清國留學生第一次報告書》中，發現了由陳獨秀本人自填的留學時間是「1901年10月」，學校是「東京學校」。陳不是由國內某個學校因學業成績優異而由政府派遣的官派留學生，而是不懂日語的自費生。所以，很有可能是通過蘇州「勵學譯社」和東京「譯書彙編社」的朋友介紹（這兩社的幾位朋友本身即在東京學校讀書），進入專門為中國留日學生學習日語的「東京學校」，同時又在東京高等師範學校補習其他功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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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學不久，陳獨秀加入了留學生組織的「勵志會」。但是，這時「勵志會」及學生中的思想狀況已經與一年前有很大的變化。以自立軍失敗為轉機，秦力山等人拋棄改良主義而轉向革命。這些人都因《勵學譯編》的關係，成了陳的朋友。陳的思想日漸左傾。再加上戊戌政變、「勤王」起義失敗以及八國聯軍入侵的刺激揮之不去，他急於採取行動。不久即退出勵志會，於1902年3月回國，約熱血青年何春台、潘贊化、葛溫仲、張伯寅、柏文蔚等在安慶姚家口北的藏書樓拉開了安徽省近代革命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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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書樓是類似圖書館那樣的公共場所，1901年由當地開明士紳所創設，宣傳主要是自然科學方面的西學圖書。現在，除了原來蘇州《勵學譯編》之外，陳獨秀又從東京和上海帶來許多宣傳西方資產階級民主平等自由學說的社會科學方面的書報展覽，於是吸引來眾多青年學子。陳獨秀還和幾位友好模仿東京留學生的做法，在張伯寅家組織了一個青年勵志學社。社員每周聚會一次，各人展示每周讀書筆記，交流讀書心得體會，發表對時局的看法。他們還每周進行一次軍事訓練，由張伯寅的弟弟張仲寅用英語呼喊排操口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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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的《大公報》還報道他們擬創辦《愛國新報》，「其宗旨在探討本國致弱之源，及對外國爭強之道，依時立論，務求喚起同胞愛國之精神。」[25]這條消息，可以說是關於陳獨秀一生中進行愛國和啟蒙活動最早的報道。1902年這些活動，標誌着他自己所說的一生中第二次重大的轉折：由「康黨」轉化為「亂黨」（即革命黨——激進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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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全传 [:1705944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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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出茅廬，拒俄、辦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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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年9月，陳獨秀與潘贊化一起再次赴日，進入當時中國留學生學軍事的熱門學校——成城學校。在這裏，他結識了一大批激進的革命志士，如章太炎、鄒容、蔣百里、蘇曼殊、劉季平、湯爾和等。在冬季的一天，他們仿照意大利獨立前馬志尼創立的革命團體「少年意大利」名稱，成立了「少年中國」。後為避免清朝當局注意，定名為「青年會」。會約規定該會「以民族主義為宗旨，以破壞主義為目的」，成為「日本留學生中革命團體之最早者」，會後還合影留念。[26]可貴的是，1902年冬出版的《逸經》雜誌第1卷第31期刊登了這張合影照片，其中陳的面相至今清晰可見。這是又一份十分難得而且稀有的記錄陳獨秀早期事迹的真實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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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留日學生中創立青年會，前排左起第四人（半蹲者）為陳獨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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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會創立後，陳獨秀即積極參加或組織身邊的一系列反帝反清活動。鑒於當時清政府所派湖北留日學生的監督姚文甫無理壓制學生正當權利，並阻撓學生學習軍事，1903年3月31日，陳獨秀約同張繼、鄒容、翁浩、王孝慎等人，以姚某生活腐化墮落，強佔老師之妾，敗壞了中國人的聲譽，有損國格人格為由，闖入姚宅，「由張繼抱腰、鄒容捧頭，陳獨秀揮剪」，發抒割髮代首之恨，並訓曰：「你趕快回國別留在這裏給留學生丟人，你要不走，我們總會要你的命。」然後還把姚的辮子懸在駿河台留學生會館的屋樑上，上書「禽獸姚文甫之辮」，[27]使姚威信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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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向清政府駐日本公使蔡鈞控告，蔡照會日本外務部。於是，陳、張、鄒等因此被日政府強行遣送回國。可是，他們一回到上海，立即匯入到更加廣大和激烈的革命風暴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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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1902年中俄《東三省交收條約》，俄國應於1903年4月撤退在東北的侵略軍。但是，它不但不撤，反而向清政府另提出七項新要求企圖獨霸東北。消息傳出，上海士商汪康年會同蔡元培、吳敬恒主持的中國教育會、愛國學社等組織，在4月27日，發動千餘群眾，包括十八省籍的人，再次在張園集會抗議，並致電清朝外務部，表示：「此約如允，內失主權，外召大釁，我全國人民萬難承認。」[28]同時致電各國外交部，表示「即使政府承允，我全國國民萬不承認」。[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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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又與東京留學生互相呼應。據當時與陳獨秀一起回國的潘贊化回憶，被驅逐回國的陳獨秀這時也參加了上海的運動：「留學生返國者，始在上海組織（加入）愛國學社，於英租界跑馬廳旁。蔡元培、吳敬恒、章炳麟、鄒容、陳獨秀主持之。未幾，南京陸師學堂退學生章士釗、陶嚴兄弟、秦力山等十餘人也來加入軍事，聲勢浩大。」[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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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可能陳在當時上海名氣還沒有別人大，並且，上海人才濟濟，他作為後來者也插不上手，也沒有甚麼特殊的行動，所以當時的報紙和其他人的回憶錄一般都沒有提到他。可是，緊接着陳獨秀到安慶響應上海、東京而發起的安徽拒俄運動，他就成了當然的領袖。而且，在當時報道的各地響應掀起的拒俄運動中，安徽拒俄運動也較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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