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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青年》的封面上的LA JEUNESSE字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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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對陳獨秀1907–1909年的行蹤不清，有人曾以為他到法國去留學了。為此，1902–1912年先後在法國的李石曾和李書華寫信給正在作《陳獨秀年譜》的郅玉如先生證明：「未聞彼曾遊學法國」。[24]日本學者中島長文在《陳獨秀年譜長編初稿》中說陳1914年在日本「雅典娜法語學院」學過法語。筆者2004年訪問該校，發現1913年其尚為東京外國語學校的一部分，開始課程是「高等法語」，次年加設初等科。正如陳獨秀所主張的那樣，該校教學相當靈活，有入門科、本科（初級、中級、高級）、專科、視聽會話科、夏秋旅遊研修課等。所以，陳獨秀在該校學習法文是可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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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與陳獨秀有接觸的名家，都說他會法文，而且水準不低：胡適說：「陳獨秀英文和法文都可以看書。」[25]王森然說：「先生書無不讀，又精通日文、法文。」[26]柳亞子甚至說：「曼殊生平第一個得力的朋友是仲甫，大抵漢文、英文和法文都曾受他指教。」[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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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年，除了參加「亞洲和親會」外，陳獨秀沒有甚麼政治活動，這是完全符合他當時思想狀況的。該會由中國人與印度的缽羅罕・保什等首先發起，日本、緬甸、菲律賓、朝鮮諸國的革命者陸續加入，是一個反對帝國主義侵略亞洲的聯合戰線組織。中國參加者，除章太炎（炳麟）、陶冶公（鑄）外，還有張溥泉（繼）、劉申叔（師培）、何殷振（震），即劉申叔之妻、蘇子谷（元瑛），法名曼殊等人，多是陳的好友，陳多數時間也與曼殊同居一屋。和親會約章規定：「亞洲諸國，或為外人侵食之魚肉，或為異族支配傭奴，其陵夷悲慘已甚。故本會義務，當以互相扶助，使各得自由為宗旨」；「亞洲各國，若一國有革命事，餘國同會者應互相協助，不論直接間接，總以功能所及為限。」[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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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參加者有社會主義者幸德秋水、山川均、大杉榮等。有諷刺意味的是，山川均後來在日本大舉侵略中國時，竟然變成擁護侵華的「愛國主義者」。為此，陳獨秀30餘年後撰文譴責他的背叛。[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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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親會規定：會員每月聚會一次，實際上，除幸德秋水搞了一個「星期五演講會」，劉光漢與張繼搞了一個「社會主義講習會」（1907年）、又與何震夫妻倆創辦《天義》、《衡報》，宣傳無政府主義外，沒有搞甚麼活動。章太炎與張繼忙於主辦同盟會機關報《民報》，劉光漢熱心向上海的《國粹學報》寫文章，鼓吹「發明國學，保存國粹」，「用國粹激動種性，增進愛國的熱腸」。總之，實際上誰都沒有精力主持會務。該會是亞洲被壓迫民族組織國際反帝同盟的最早嘗試者。這樣的組織，只有各國政府出面，才可能有所作為；若是民間人士組織，肯定不會有結果。況且，《約章》表明這個組織是一個思想上的大雜燴：「凡亞洲人，除主張侵略主義者，無論民族主義、共和主義、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皆得入會。」這樣，思想上就沒有共同語言，開起會來就變成「吵鬧不休的俱樂部」，怎麼可能會有統一的行動？不到一年，該會就無形消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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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辛亥革命發生前的三、四年中，對於中國革命應該走甚麼道路，陳獨秀既不盲從，又無適從，處於彷徨狀態。民國理論家傅斯年說到這一時期的陳獨秀思想時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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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陳氏在日本時，加入革命團體，而與當時長江革命人士一派較親密，與粵浙各部分較疏，又以他在學問上及著文的興趣，與國粹學報、民報諸人同聲之來往最多，然而因為他在思想上是膽子最大，分解力最透闢的人，他永遠是他自己。[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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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他把主要精力放在中國漢學和西方新學的學習和研究上。1915–1919年，陳獨秀在《新青年》時期對東西方文化、思想、學術有精深的研究和獨見，看來主要是這一時期研究的結果。具體說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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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西方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思想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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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東西方文化的比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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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儒家思想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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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佛學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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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詩詞字畫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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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音韻學和文字學（古稱「小學」）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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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研究的狀況和成果，以後各章會陸續介紹，這裏只敍述他與蘇曼殊對梵文和佛學的研究狀況。陳與蘇二人，無論從狂豪不羈的性格上，還是對佛學、文學（特別是外國文學）、詩詞字畫的興趣方面，都有共同的愛好，甚至到癡迷的程度。柳亞子說：蘇曼殊信佛，甚至削髮為僧，於是學梵文。陳獨秀送他一本英文版《梵文典》，蘇竟把它翻譯了過來，出版了，還請參加亞洲和親會的印度革命者「法學士波邏罕居士」、章炳麟、劉光漢、何震、熙州仲子（陳獨秀）題詞寫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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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的學生何之瑜在給胡適的信中說：「我在仲甫先生遺篋中，發見一本《初步梵文典》的手稿，字跡很像仲甫的手筆。我就去問鄧仲純，他告訴我，他和曼殊和尚、仲甫先生二人，共同住在東京一間小房裏，曼殊向仲甫學字，學詩文，所以曼殊的字很像仲甫，曼殊的詩，不僅像，好多是仲甫做的或改的；而仲甫則向曼殊學英文、梵文，每天嘟呀也呀，他很討厭，時常還因此吵嘴。」[31]可見，陳與蘇達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程度，對佛學的興趣達到了旁若無人的程度，即使朋友「討厭」、「吵嘴」也不在乎，真是兩匹不羈之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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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陳這時如此癡迷地信仰與研究佛學，與參加亞洲和親會有關。和親會約章規定：「振武我婆羅門、喬答摩、孔、老諸教，務為慈悲惻怛，以排西方旃陀羅之偽道德。」即把佛教、孔教、老子的道教，視為拯教東方各國社會道德的祖傳藥方。為此，他們曾成立「梵學會」和擬建「梵文書藏」。應者廖廖，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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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蘇曼殊的友誼可以說達到如膠似漆的程度。二人不僅合譯《慘世界》，合譯《梵文典》（由陳獨秀協助），共研佛學。1906年，蘇、陳在蕪湖皖江中學任教，與鄧以蟄關係密切。該年暑假，三人去日本旅遊。回國時在船上閒聊，曼殊說到在日本與女友親昵之事。陳、鄧二人開玩笑，表示不信，逼得蘇把女友的髮飾等物給他倆看。不能與心愛之人長相守，曼殊把情物拋入海中，轉身痛哭起來。陳獨秀表示同情，題詩以安慰蘇。1913年，陳獨秀從滬回皖任安徽都督府秘書長，巧遇因赴日本江戶省親過滬的曼殊，激動不已，題詩一首：「春申浦上離歌急，揚子江頭春色長。此去憑君珍重看，海中又見幾株桑。」[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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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曼殊對陳也是情深誼長。1909年5月，蘇作《過若松町有感示仲兄》:「契闊死生君莫問，行雲流水一孤僧。無端狂笑無端哭，縱有歡腸已似冰。」[33]1913年底，蘇曼殊東行，在滬巧遇困居上海的陳獨秀。這時反袁鬥爭失敗，陳「靜待餓死」，只得匆匆離去。蘇作《東行別仲兄》曰：「江城如畫一傾杯，乍合仍離倍可哀。此去孤舟明月夜，排雲誰與望樓台？」[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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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全传 [:1705944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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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失意，隱遁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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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1902年在日本加入青年會起，陳獨秀以滿腔激情投入一系列愛國救亡、反清革命的運動之中。其結果是不斷失敗，遭到清政府的通緝，諸多戰友被殺或被迫流亡而去；所辦報紙、學校紛紛解散，岳王會的同仁幾乎是集體加入被他看不上的同盟會；自鳴清高而不能隨「俗」，陷於自我孤立；獨自探索喚起民眾、反帝反清的革命道路，又因曲高和寡而行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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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同盟會內部勾心鬥角的矛盾，陳獨秀很有看法。以與其關係密切的章太炎、張繼、劉光漢三人為例：章是光復會發起人，發表過大量極端的仇滿言論。博學的國學基礎、《蘇報》案的影響、主編同盟會機關報《民報》並領導與保皇派的論戰，其在革命派中影響之大，不亞於孫中山。在革命戰略和策略上，由於受無政府主義思想影響，他和張繼、劉光漢都與孫發生矛盾。孫出於利用矛盾的考慮，不主張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他們反對；孫提倡民主立憲，他們反對任何立憲；孫主張「平均地權」、「發展實業」，劉光漢主張農民群眾自發行動，「殺盡資本家」，等等。章太炎還為《民報》經費問題與孫大相齟齬，把這些矛盾公開暴露出來，抨擊孫中山，甚至醞釀改組同盟會。1909年，章太炎終於與陶成章重組光復會，自任會長，與同盟會分道揚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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