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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作隸宜勤學古，始能免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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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疏處可容走馬，密處不使通風；作書作畫，俱宜疏密相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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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初學書者，須使粗筆有骨而不臃腫，細筆有肉而不輕佻，然後筆筆有字而小成矣。筆劃拖長宜嚴戒，猶之長槍大戟，非大力者不能使用也。[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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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善書，可是，為甚麼在領導新文化運動、創建中國共產黨和組織中國托派時期，至今沒有發現他的詩字？有人同意李大釗的說法：「仲甫生平為詩，意境本高，今乃『大匠旁觀，縮手袖間』，窺其用意，蓋欲專心致志於革命實踐，遂不免蟻視雕蟲小技耳。」「仲甫聞此言，亦不置辯。」[42]這裏，說陳獨秀無情趣、無時間再作詩字，是可信的，而說其「蟻視雕蟲小技」，不大說得過去。陳獨秀「不置辯」，並不能說明他同意這個說法，恐有不屑一辯之意。一個以「白髮老書生」而終的人，決不會「蟻視」做詩寫字為「雕蟲小技」的。晚年他又寫了大量詩字作品，而且現在發現即使在1922–1937年共黨和托派期間，也有不少傑出的詩字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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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舉義，執政安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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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一聲炮響，打破了陳獨秀在杭州教書、吟詩、寫字這種也許是一生中最恬靜的生活。在回應武昌起義的各省光復運動中，杭州很快行動起來，陳獨秀所在的陸軍小學是革命黨人的一個聯絡機關。據光復會會員周亞衛回憶：起義工作從宣傳鼓動開始，對杭州各機關學校等散發傳單。「地理歷史教員陳仲甫起草了一篇檄文，由我用一張大紙寫好，同排長商文蔚兩人深夜裏去貼在鼓樓的門旁」（褚輔成說貼在衙署）。第二天，檄文已被揭走，原位置上改貼了撫台衙門嚴厲鎮壓的告示。但是，「省垣官吏聞之悚然」。11月4日，新軍起義，浙江巡撫增韞等官吏逃竄，第二天就成立浙江軍政府。不過，那裏沒有陳獨秀的位置。顯然，他的位置在安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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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日，孫毓筠（即贊助岳王會的孫少侯）出任安徽軍政府都督，依靠軍政府參謀長兼青年軍總監韓衍統率的軍隊和南京臨時政府陸軍第一軍柏文蔚的軍隊打敗了清軍倪嗣沖部，裁撤各地軍政分府，實現了全省的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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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毓筠本人納資捐官三品道台，由於岳王會時期與陳獨秀建立友誼，深受影響，傾向革命。1906年，他參加同盟會，曾捐私產十多萬金充革命軍經費。後被孫中山派回國，運動長江流域各地新軍起義，被叛徒出賣被捕入獄，判處終身監禁，南京光復前恢復自由。孫毓筠十分瞭解並仰慕陳獨秀的才智，急電召陳回皖共事。陳獨秀也欣賞孫出身豪門而不保守，當即回應，辭去杭州教職，來到安慶任安徽都督府顧問。八位顧問都是當時安徽社會名流，除了陳獨秀外，還有與陳終身為友的高語罕，有《存歿六首》詩中懷念的汪仲伊老人的兒子汪律本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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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一般論著根據張嘯岑的回憶，都說陳是任都督府秘書長，實際上，根據當時的《安徽公報》（第4期）公告，秘書長另有其人，是涇縣人查秉鈞。陳獨秀等八人為顧問，在秘書長之上。不過，既然是顧問，都督府秘書科自然也在「顧問」之列，秘書科也歡迎並利用這些社會名流的影響力。所以，陳獨秀等這些顧問的名字又經常出現在秘書科對外的文件中。如1912年1月30日「皖都督府秘書科」電祈孫中山赦免釋放劉光漢的電文，署名十人中就有「陳仲」，[43]是14位「議董」之一。由於陳獨秀名氣之大，大大蓋過別人，因此，親朋好友的回憶錄，也往往把陳獨秀這個顧問當成是「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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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現有資料看，在孫毓筠任內，陳獨秀主要幹了兩件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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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件就是賑災。1911年12月，陳獨秀在上海與13位「議董」（安徽籍名流）組成「全皖工振籌辦處」，為安徽災民募集賑災款。[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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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件大事是大力推行舊官僚機構的改革。據都督府科長張嘯岑說：「陳仲甫當時提出改革的意見，大體可歸納三個方面：一，人民的生活要提高；二，舊官僚不能都敬克任用；三，對那些對革命事業有阻礙、違背革命利益的事，應大刀闊斧地將它除掉。」改革之難，遠遠超過推翻一個舊政權。陳獨秀的這次改革計劃註定是要失敗的。張嘯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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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想在行政上作一番改革，唯性情過於急躁，想一下子就把政治改好，常常為了改革而與人發生口角。每逢開會，會場上只聽他一人發言，還總是堅持己見，孫少侯也無可奈何，還不得不從。孫少侯認為，所謂革命，就是把滿清推翻，現在滿清政府推翻了，就萬事大吉。在都督府任用人的問題上，孫少侯重用的是舊日的官僚人員，對那些留學生反不甚信用。陳仲甫的看法則不同，他的目光看得遠些，認為把滿清政府推翻，事屬破壞，今後需要建設的事則更多，且更為重要。[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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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党方面，孫少侯這樣的人很多，佔了主導方面，連孫中山、章太炎也不例外，認為推翻滿清政府就是革命成功，誰來掌權無所謂。陳獨秀一個人主張改革，連革命黨都不支持，如何進行？眼看時局危急，陳不甘心失敗，到浦口密會岳王會老戰友——柏文蔚。柏是南京臨時政府第一軍軍長，是陳獨秀朋友中唯一掌握強大軍權的人。想到請其回皖主政，說明陳的思想成熟了一步——開始重視武裝力量。柏文蔚回憶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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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時，陳獨秀亦由安慶來浦口密商，以袁世凱用威迫利誘的手段，革命黨內部已被分化。南方留守府既取消，各軍渙散，軍事重心，已不在南京，浦口無久居必要。且少侯在安徽處境確甚困難，要我即回安徽，還可以保存一部分力量。於是返皖計劃乃定。[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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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柏對安徽及全國時局的認識一致，都認為孫中山讓出政權給袁世凱後，革命陷入了危機，他們想保持安徽的地盤。這種對當時形勢深謀遠慮的思想和行動，在當時是難能可貴的。柏文蔚回安徽就任都督，陳獨秀也真的當上了都督府秘書長。從擁柏回皖至選陳為秘書長，柏與陳可謂力任時艱。對此，柏文蔚又回憶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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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黨一部分同志主張積極擴充軍備，以防袁氏，如陳獨秀、管昆南……一部分人主張納入袁氏，以鞏固地位，代表如孫少侯（後來孫果真去北京投靠了袁世凱——引者）……此時余之秘書長為陳獨秀，機要秘書王樹笙，參謀長為徐子俊，高級參謀徐介卿。所有機要皆由四人與余密商解決。當時的方針：決定以中山先生的意志為轉移，由獨秀負責，與上海陳英士隨時接洽掌握，決不能違背我們革命的宗旨，無論何種建議主張，皆不為所動。[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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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文蔚在陳獨秀等四位助手輔佐下，在安徽苦撐了一年多，進行了多方面的整頓和建設，取得了相當的成績。概括起來，以下幾方面較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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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整頓擴充軍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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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充實整頓都督府及所轄各行政機構，儘量安排革命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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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整頓財政金融，實行開源節流，緩解財政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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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發展教育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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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嚴厲禁煙。從英輪上查獲走私鴉片，柏文蔚下令焚燒。「英商」調軍艦威脅，索取賠償，被嚴辭拒絕，被列為一大政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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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破除迷信，將各處廟產逐漸收歸公有，限制迷信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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