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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件就是賑災。1911年12月,陳獨秀在上海與13位「議董」(安徽籍名流)組成「全皖工振籌辦處」,為安徽災民募集賑災款。[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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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件大事是大力推行舊官僚機構的改革。據都督府科長張嘯岑說:「陳仲甫當時提出改革的意見,大體可歸納三個方面:一,人民的生活要提高;二,舊官僚不能都敬克任用;三,對那些對革命事業有阻礙、違背革命利益的事,應大刀闊斧地將它除掉。」改革之難,遠遠超過推翻一個舊政權。陳獨秀的這次改革計劃註定是要失敗的。張嘯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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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想在行政上作一番改革,唯性情過於急躁,想一下子就把政治改好,常常為了改革而與人發生口角。每逢開會,會場上只聽他一人發言,還總是堅持己見,孫少侯也無可奈何,還不得不從。孫少侯認為,所謂革命,就是把滿清推翻,現在滿清政府推翻了,就萬事大吉。在都督府任用人的問題上,孫少侯重用的是舊日的官僚人員,對那些留學生反不甚信用。陳仲甫的看法則不同,他的目光看得遠些,認為把滿清政府推翻,事屬破壞,今後需要建設的事則更多,且更為重要。[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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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党方面,孫少侯這樣的人很多,佔了主導方面,連孫中山、章太炎也不例外,認為推翻滿清政府就是革命成功,誰來掌權無所謂。陳獨秀一個人主張改革,連革命黨都不支持,如何進行?眼看時局危急,陳不甘心失敗,到浦口密會岳王會老戰友——柏文蔚。柏是南京臨時政府第一軍軍長,是陳獨秀朋友中唯一掌握強大軍權的人。想到請其回皖主政,說明陳的思想成熟了一步——開始重視武裝力量。柏文蔚回憶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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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時,陳獨秀亦由安慶來浦口密商,以袁世凱用威迫利誘的手段,革命黨內部已被分化。南方留守府既取消,各軍渙散,軍事重心,已不在南京,浦口無久居必要。且少侯在安徽處境確甚困難,要我即回安徽,還可以保存一部分力量。於是返皖計劃乃定。[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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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柏對安徽及全國時局的認識一致,都認為孫中山讓出政權給袁世凱後,革命陷入了危機,他們想保持安徽的地盤。這種對當時形勢深謀遠慮的思想和行動,在當時是難能可貴的。柏文蔚回安徽就任都督,陳獨秀也真的當上了都督府秘書長。從擁柏回皖至選陳為秘書長,柏與陳可謂力任時艱。對此,柏文蔚又回憶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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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黨一部分同志主張積極擴充軍備,以防袁氏,如陳獨秀、管昆南……一部分人主張納入袁氏,以鞏固地位,代表如孫少侯(後來孫果真去北京投靠了袁世凱——引者)……此時余之秘書長為陳獨秀,機要秘書王樹笙,參謀長為徐子俊,高級參謀徐介卿。所有機要皆由四人與余密商解決。當時的方針:決定以中山先生的意志為轉移,由獨秀負責,與上海陳英士隨時接洽掌握,決不能違背我們革命的宗旨,無論何種建議主張,皆不為所動。[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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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文蔚在陳獨秀等四位助手輔佐下,在安徽苦撐了一年多,進行了多方面的整頓和建設,取得了相當的成績。概括起來,以下幾方面較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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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整頓擴充軍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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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充實整頓都督府及所轄各行政機構,儘量安排革命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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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整頓財政金融,實行開源節流,緩解財政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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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發展教育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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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嚴厲禁煙。從英輪上查獲走私鴉片,柏文蔚下令焚燒。「英商」調軍艦威脅,索取賠償,被嚴辭拒絕,被列為一大政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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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破除迷信,將各處廟產逐漸收歸公有,限制迷信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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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禁止婦女裹足,扶持天足會組織,幼女一律不准纏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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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開辦實業,發展交通。繼續建築蕪屯、蕪廣、安正公路,蚌埠開埠,省政浚塢,修固堤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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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這些,無論是軍事、政治、經濟、民俗,在《安徽俗話報》上和孫毓筠督皖時期,陳獨秀都大力提倡並望實行過,現在終於得到可以實施的機會,陳獨秀當然躊躇滿志,可以說,這是他一生中施展抱負,改造社會最得意的時期。雖然只是在一省範圍,並且只有一年時間,與期望目標還很遙遠,但畢竟是人生難得的機遇。柏雖是都督,但因是武將,重在軍事,全局的綜合治理主要靠陳獨秀等人。尤其柏對陳十分信任,達到了言聽計從的程度。他在《五十年大事記》[48]手稿本中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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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可異者,中山先生但聽落伍者之讒言,頗不信余。余惟抱定宗旨,切實作去,一面求吾皖內之完整,一面又防袁氏之叛國。如此機要,只有陳獨秀、徐子俊、徐介卿相與計議,其他即多年之患難同志,亦不敢微露真意,蓋因權利衝突,恐其洩露告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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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文蔚(1876~1947),字烈武,近代資產階級革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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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立報》上則說,柏文蔚所以如此倚重陳獨秀,是因為陳「學識優長,宗旨純一」,意為德才兼備,可信可用之才。所以,1913年4月13日,柏赴南京省親時,甚至把安徽民政長(相當於省長)事宜委託給了陳獨秀。陳一度為一省之首。為澄清吏治,縮減編制,皖省決定這年4月1日起,軍民分治,對都督府與行政公署進行改組。[49]看來,陳獨秀又在為他參與執政以後的改革大業嘔心瀝血了,並有「日理萬機」之感。不過,這次似乎比在孫毓筠任內遇到的內部阻力較小,因此他的心境也較好,在緊張的工作中,不乏浪漫與灑脫。如當時在安徽高等學堂教課的蘇曼殊致鄧慶初的信中談到,他常去陳獨秀處,惟仲兄忙極,又好講笑話。當時由應溥泉安排與陳獨秀家住在一起的周越然也回憶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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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安慶最初的一個月中,因為我寄宿在他的屋子裏,幾乎每日必見一次或兩次。他與他的夫人(次妻)及他的新生男孩居樓上,我居樓下客房中。我到安慶的次晨,應(溥泉)先生見他(獨秀)下樓赴署辦公的時候,即為我作介紹。他長方的臉,不高不低的身子,聲音響亮,腳步疾速,一見就知道是一位多才多識,能說能行的能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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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日黃昏他歸家時,特來與我寒暄。他看了我桌上所有的書,即問我道:「周先生,你有沒有閱過江浦兒(即英國人之別名)和他的島(John Bull and His Island)一書?」我答道:「沒有」。他道:「你快去買來看,很好看的,很滑稽的。」我立即致信上海伊文思書館,囑他們向外洋代購一冊。後來看了,果然甚妙。那是一本諷刺英國的書;英國所有的風華人情,皆加以特異之見介。英國人自己也要看,看了也要發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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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日晚上,我睡得很早,大約九點之後。一覺忽醒來,聽得唱聲大作,伴以胡琴月琴,惟無鑼鼓聲。我自忖道:「這是甚麼呀?」半夜三更,為甚麼大彈大唱?難道鄰家做壽唱堂會麼?再仔細一聽,——都是女人聲,都是爛污京調。次晨早餐時,溥泉先生默默告訴我:「昨天夜裏,他(指獨秀)請客,唱戲的都是班子中喚來的伎女。」[50](這裏的伎女,是指賣藝的歌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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