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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可異者,中山先生但聽落伍者之讒言,頗不信余。余惟抱定宗旨,切實作去,一面求吾皖內之完整,一面又防袁氏之叛國。如此機要,只有陳獨秀、徐子俊、徐介卿相與計議,其他即多年之患難同志,亦不敢微露真意,蓋因權利衝突,恐其洩露告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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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文蔚(1876~1947),字烈武,近代資產階級革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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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立報》上則說,柏文蔚所以如此倚重陳獨秀,是因為陳「學識優長,宗旨純一」,意為德才兼備,可信可用之才。所以,1913年4月13日,柏赴南京省親時,甚至把安徽民政長(相當於省長)事宜委託給了陳獨秀。陳一度為一省之首。為澄清吏治,縮減編制,皖省決定這年4月1日起,軍民分治,對都督府與行政公署進行改組。[49]看來,陳獨秀又在為他參與執政以後的改革大業嘔心瀝血了,並有「日理萬機」之感。不過,這次似乎比在孫毓筠任內遇到的內部阻力較小,因此他的心境也較好,在緊張的工作中,不乏浪漫與灑脫。如當時在安徽高等學堂教課的蘇曼殊致鄧慶初的信中談到,他常去陳獨秀處,惟仲兄忙極,又好講笑話。當時由應溥泉安排與陳獨秀家住在一起的周越然也回憶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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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安慶最初的一個月中,因為我寄宿在他的屋子裏,幾乎每日必見一次或兩次。他與他的夫人(次妻)及他的新生男孩居樓上,我居樓下客房中。我到安慶的次晨,應(溥泉)先生見他(獨秀)下樓赴署辦公的時候,即為我作介紹。他長方的臉,不高不低的身子,聲音響亮,腳步疾速,一見就知道是一位多才多識,能說能行的能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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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日黃昏他歸家時,特來與我寒暄。他看了我桌上所有的書,即問我道:「周先生,你有沒有閱過江浦兒(即英國人之別名)和他的島(John Bull and His Island)一書?」我答道:「沒有」。他道:「你快去買來看,很好看的,很滑稽的。」我立即致信上海伊文思書館,囑他們向外洋代購一冊。後來看了,果然甚妙。那是一本諷刺英國的書;英國所有的風華人情,皆加以特異之見介。英國人自己也要看,看了也要發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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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日晚上,我睡得很早,大約九點之後。一覺忽醒來,聽得唱聲大作,伴以胡琴月琴,惟無鑼鼓聲。我自忖道:「這是甚麼呀?」半夜三更,為甚麼大彈大唱?難道鄰家做壽唱堂會麼?再仔細一聽,——都是女人聲,都是爛污京調。次晨早餐時,溥泉先生默默告訴我:「昨天夜裏,他(指獨秀)請客,唱戲的都是班子中喚來的伎女。」[50](這裏的伎女,是指賣藝的歌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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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袁失敗,被捕幾乎喪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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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內部阻力雖小,外部壓迫卻逐步加大了。1913年4月,由於袁世凱派人刺殺國會中第一大黨國民黨領袖宋教仁,孫中山在南京召開秘密軍事會議醞釀反袁,舉行「二次革命」。皖、贛、粵、湘、閩五省回應。柏文蔚、陳獨秀主持的安徽省一開始就站在最前線。袁世凱為鎮壓革命黨,與英、法、德、日、俄五國銀行團簽訂《善後借款合同》,借外債2500萬英鎊。陳主持的安徽方面,以柏(當時赴寧開會)的名義,發表了一篇戰鬥性極強的討袁檄文(為此,袁曾派人到南京刺柏,未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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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國民黨內爭之機,袁世凱雙管齊下。一方面,調兵遣將,日夜備戰,準備武力消滅國民黨;一方面則用政治手段削弱和瓦解國會內和各省革命黨力量。陳獨秀準備待變。17日,蘇曼殊致劉三信中即透露:「頃得仲兄信,有去皖之志。」果然,30日,袁世凱即免皖督柏文蔚,派其親信孫多森(孫毓筠的親戚)任安徽民政長兼署安徽都督。陳獨秀的代民政長自然也就結束。同日,陳獨秀呈請辭職。《民立報》記者說:「未待批准,留書逕去,書中有舊病復發,迫不及待等語,蓋指舊官僚政治復活,不可一日與居之義」。[51]不久,國務院代總理段祺瑞批准安徽都督府秘書陳仲甫免職。[52]陳即攜高君曼妻兒(1909年陳與髮妻同父異母的高君曼在杭州結婚同居)隨柏文蔚同遷南京。兩家同院而寓,閉門謝客。柏文蔚與陳獨秀等人幾乎每天黎明乘舟至府城橋下納涼,夜深始歸。表面上不問世事,實際上二人密謀今後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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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初,孫中山終於說服黨內穩健派,興師討袁。12日,李烈鈞在江西打響討袁第一槍。15日,南京回應,宣佈黃興為江蘇討袁軍總司令。安徽介於南京和江西之間,對於革命黨來說,進是前哨陣地,退是重要屏障,是敵我雙方必爭之地。但是,由於柏文蔚身在南京,安徽軍事力量處於群龍無首的混亂狀態。為此,黃興在南京堅請柏文蔚出任安徽討袁軍總司令,赴蚌埠部署軍事。這時,南京柏文蔚與安徽革命黨人之間的聯絡人就是陳獨秀。黃、柏在南京積極籌劃討袁期間,陳獨秀正在安徽奔走,企圖統一安徽各派軍事力量,結果無功而返。柏文蔚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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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獨秀由皖返甯,知袁家聲、岳相如、張匯滔、範光啟、龔振鵬、管鵬、鄭芳蓀、凌毅等在正陽關召開軍事會議未成。龔振鵬帶兵赴蕪湖潰散,幾遭不測,幸有岳相如派兵護送,龔始能安全到蕪。此時安徽已成一盤散沙,故在皖同志,均希望余即時回皖。[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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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裏提到的各位將領,多是當年岳王會成員。但是,由於陳獨秀一來沒有參加同盟會,二來手中沒有軍隊,所以,他這位昔日岳王會總會長的號召力,遠沒有分會長柏文蔚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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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文蔚接任安徽討袁軍總司令後,即與陳獨秀等人會商組織安徽討袁軍總司令部事宜,大家一致認為:「目前南方軍隊已成強弩之末,時機一誤再誤」;「不過,我們能有樹倒不亂的精神,不怕犧牲,目前的頹勢不是說絕對不能挽回,那就是我們首先要統一意見,以中山先生的馬首是瞻,不能再另有主張。本黨同志,被袁世凱所收買的大有人在,內部早已分化,應特別加以注意,如有可疑者,一定不可以付以重任。」隨後,陳即攜家至滬,安排後即與柏返皖發動。但是,這時安徽各地原淮上軍將領龔振鵬、張匯滔、范鴻仙(光啟)、張永正等紛紛發表討袁檄文,蕪湖、壽州等地宣佈獨立。27日,柏文蔚再任安徽都督,陳獨秀又任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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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時,淮上討袁軍在袁世凱所派倪嗣沖部及豫軍聯合進攻下,連連敗北。受柏文蔚派往太湖方向作戰的胡萬泰部率部回歸安慶,與其他叛將聯合圍攻都督府。同時,柏文蔚也已接到反袁軍總司令黃興密電:「大勢已去,無能為力,弟已他往,望兄相機引退,留此身以待後用。」[54]柏文蔚、陳獨秀等只得敗走,向蕪湖方向突圍。胡萬泰即宣佈取消安徽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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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時,發生了被史學家稱為「陳獨秀第一次被捕」的事件,即蕪湖的反袁軍旅長龔振鵬差一點誤殺陳獨秀。高語罕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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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記得,二次革命失敗,先生從安慶逃到蕪湖,被蕪湖駐防軍人某逮捕。這位軍人本是和柏公立在反袁旗幟之下的,不知因何事與柏不諧,而遷怒於先生。已經出了佈告,要槍決先生。先生從容地催促道:「要槍決就快點!」旋經劉叔雅、范鴻仙、張子剛三先生力救得免。[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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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恒芳也說,陳獨秀這次在蕪湖被捕要殺,是因為龔振鵬等旅長「始終反對柏烈武」。後因「蕪湖有張永正一旅軍隊駐在那裏,反對龔振鵬等殺陳獨秀,說要是殺了陳獨秀,他就要率兵拼命,故陳獨秀後來仍被釋放了」[56]龔與柏不諧,是因為責怪國民黨決定討袁軍事太晚,貽誤了時機。開始討袁時,柏在南京消極。待其入皖行動時,龔振鵬等已在省內發動戰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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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這次生死考驗,陳獨秀表現如何?柏文蔚說陳是「飽受驚嚇」;程演生說:事後「回去的人說,當時仲甫被綁時並無屈服表示,但面色亦不能無變了。」這些說法都在情理之中。范鴻仙旅長說:「陳獨秀是社會上頗有影響的名流,殺不得。」[57]因此,8月13日,柏文蔚一到蕪湖,與龔振鵬嫌隙即消,龔親到江邊拜見柏,並接到司令部,「聚談甚歡」,面對失敗之局,共商善後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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龔振鵬能刀下留人,袁世凱則不能容忍。8月28日,倪嗣沖兵佔安慶,第二天,叛軍胡萬泰進入蕪湖。安徽討袁革命終於以失敗而告終。倪嗣沖進入安慶,即飭令軍隊捕拿柏文蔚前秘書長「陳逆仲甫」及其父陳衍庶,逮不着,就抄其老家。當年嗣父陳衍庶和妻子高大眾反對陳獨秀參加「造反」而禍及家門的事,終於臨頭了。陳獨秀下一輩(即「遐」字輩,陳延年即遐延,陳喬年即遐喬)一位陳家老人陳遐文回憶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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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二年,袁世凱當大總統,倪嗣沖在安徽做督軍,馬聯甲那時當統領,說陳獨秀私造槍炮子彈,帶人把家查封了,他家被一抄乾淨,把昔凡公私藏的字畫一搶而空。統領手下的人,還到處捉拿陳獨秀的兩個兒子,要除根。陳獨秀的兩個兒子,一個叫小四子(延年),長長瓜子臉,一個叫小五子(喬年),圓臉兒,小六子(松年)年紀還小。當時,小四子、小五子就從屋上跳下來,連夜跑到鄉下,找到我家。我把媽媽的床拉開,在床裏邊搭鋪,把蚊帳撐着,讓他們在裏邊睡了三夜,後來家裏來人才找到他們。據說當時沒有逮到延年喬年,卻把陳獨秀的侄子永年逮去了。[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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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嗣沖通緝安徽革命黨人,陳獨秀名列首位,罪名是「柏逆文蔚、龔逆振鵬死黨,蓄志謀叛之犯」。[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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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年,陳家的命運與整個革命形勢一樣,多災多難。曾給陳氏家族帶來驕傲的陳衍庶,去年與洋商合夥做東北大豆生意被騙破產,受到嚴重打擊。自歎不懂洋務,受人愚弄;不識洋文,兩眼漆黑,一病不起,於1913年5月(即陳獨秀與柏文蔚策劃反袁事宜前)去世。從此陳家也就衰敗下去。陳松年說:「倪嗣沖派兵來我家抓人,昔凡公的靈柩還停在家裏。」[60]陳獨秀的嗣母經過這次刺激,致成大病。事後,有人去上海見到陳獨秀,告以家中遭遇。陳憤憤地說:「恨不得食肉其人」,「過幾年再看吧。」[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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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對這次革命失敗並不氣餒,而且從此以後,他的革命志向,集國難與家仇於一身,更加堅定徹底了。而且對於家庭的遭難,從此再也無顏見家人,至死也不再回安慶。客觀上,他作為一個革命者,在長期通緝下,也不能「回家看看」,真是「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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