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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陳遐文談陳獨秀〉,《安徽革命史研究資料》,第4輯,1980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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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陸軍上將銜陸軍中將安徽都督民政長勳二位倪令》,民國二年十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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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唐寶林:《訪問陳松年》,1986年6月3日。未刊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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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張嘯岑回憶》,未刊稿,安徽省博物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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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汪孟鄒:〈亞東簡史〉,《安徽革命史研究資料》,第1輯,1980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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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CC生:〈生機〉(致《甲寅》雜誌記者),《甲寅》,第1卷,第2期。「CC生」顯然是「陳乾生」的化名,陳乾二字的英文拼音都是C打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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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甲寅》,第1卷,第7期(1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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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陳獨秀:〈答吳又陵〉,《新青年》,第2卷,第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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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全传 三 近代中國啟蒙大師(1915–1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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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辦《青年雜誌》(《新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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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隻身赴日襄助章士釗編輯《甲寅》,將高君曼和兒女拜託汪孟鄒照顧。高病重,汪急信催陳。1915年6月,陳獨秀回國。在船上,他見日本船警打罵被竊車票的中國窮學生,而周圍的中國人在看熱鬧,立即上前阻止日警暴行,並勸大家捐錢為窮學生補票。多有為富不仁者不屑而避,還聽到日警嘰哩咕嚕說「中國人唯暴力是從」,心被深深刺痛。6月20日,陳到上海,汪孟鄒設宴洗塵。[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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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時,由於袁世凱大造復辟帝制的輿論,並接受日本的「二十一條」,又激起全國反袁鬥爭的高潮。不少安徽的革命者也聚集到上海陳獨秀周圍來,進行倒袁活動。柏文蔚也從南洋匯來募捐之款,作為活動經費。但是,陳獨秀這時正籌備「自己的雜誌」,醞釀另一種革命,因為去年陳在拒絕有人責詰他的《愛國心與自覺心》時,說過一句話:「讓我辦十年雜誌,全國思想全都改觀」,所以對這樣的政治活動興趣已經不大。正如吳稚暉所說,他讓章士釗做「諸葛亮」,以章宅為活動基地,自己當「魯肅」,安排這些同志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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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一貧如洗,創辦雜誌談何容易,只得靠威望和友情。汪孟鄒想幫他,但當時力量還不足以承擔印刷、發行等事項。汪即介紹陳去找開辦群益書社的安徽老鄉陳子佩、陳子壽兄弟。二陳樂意承擔《青年雜誌》的印刷和發行工作。雙方議定:每月編輯費和稿酬二百元,月出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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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5日,《青年雜誌》創刊。由此到1917年1月的《新青年》第二卷第五號,都是在上海出版,由陳獨秀一人主編的。重要稿件都由陳獨秀親自撰寫,其他主要撰稿人有高一涵、易白沙、吳虞、劉叔雅、謝無量、潘贊化、高語罕、李大釗、楊昌濟、蘇曼殊、吳稚暉、劉半農、胡適等,此外還有專門從事編譯的李亦民和陳嘏。據程演生說,陳嘏是陳獨秀哥哥陳孟吉的兒子陳遐年。他翻譯的四部小說——屠格涅夫的《春潮》、《初戀》和英國王爾德的《弗羅連斯》、法國龔古爾兄弟的《基爾米里》,從《青年雜誌》創刊號起,一直連載到1917年2月1日的《新青年》第二卷第六號。侄兒成了陳獨秀辦刊初創時的得力助手。從《青年雜誌》的作者群來看,基本與《甲寅》的編者和作者重合。可以說,陳在《甲寅》一年的編輯生涯,為《青年雜誌》以及後來《新青年》的誕生打下了思想和人脈上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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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相當於《青年雜誌》發刊詞的《敬告青年》一文中,陳獨秀提出了心目中具有「自覺心」的國民性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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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的而非奴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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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步的而非保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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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取的而非退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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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的而非鎖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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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利的而非虛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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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的而非想像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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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雜誌》出了幾期後聲名鵲起,引起基督教上海青年會的抗議,說此雜誌與他們辦的《上海青年》名字雷同,應該及早更改。當時著作權法規定:著作權經註冊後,遇有他人翻印仿製及其它各種假冒方法損害其權利時,可提起訴訟。其實,《青年雜誌》是月刊,《上海青年》是週刊,無論刊名、週期和內容,二者區別是十分明顯的。但是出版方陳氏兄弟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煩和官司,由陳子壽到陳獨秀住宅商量,擬將雜誌改名為《新青年》。當時汪孟鄒也在座,贊成改名。陳亦只好同意。所以,這次改名,並非出自他本意。這從1916年8月13日給胡適信中可看出:「《青年》以戰事延刊多日,茲已擬仍續刊。依發行者之意,已改名《新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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