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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甚麼談了好幾天呢？因為陳獨秀起初不答應。他回滬後對安徽老鄉、老友、鄰居岳相如說：「蔡先生約我到北大，幫助他整頓學校。我對蔡先生說，我從來沒有在大學教過書，又沒有甚麼頭銜，能否勝任，不得而知。」[12]陳又提出正編《新青年》，擺脫不了。蔡則說：《新青年》可以帶到學校裏來辦。沒有頭銜，不礙事，我瞭解你。我不搞論資排輩，只求真才實學的人。沒有教過書，可主要做教學的組織和管理工作。陳獨秀拗不過，最後答應：「我試幹三個月，如勝任即繼續幹下去，如不勝任即回滬。」[13]1917年1月13日，即蔡校長到任第十天，北京政府教育部發函稱：「貴校函開前安徽高等學校校長陳獨秀品學兼優堪勝文科學長之任，……當經本部核准在案，除令行外，相應函覆。」隨附教育部令稱：「茲派陳獨秀為北京大學文科學長。」[14]15日，蔡元培以校長名義發佈佈告稱：「本校文科學長夏錫祺已辭職，茲奉部令派陳獨秀為本校文科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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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佈告引起當年北大二年級學生馮友蘭先生晚年一個回憶：蔡元培先生到了，他當時先換文科學長。「新學長就是陳獨秀先生」；「他到校後，沒有開會發表演說，也沒有發表甚麼文告，宣傳他的辦學宗旨和方針。只發了一個佈告，任命陳獨秀為文科學長。就這幾個字，學生們全明白了，甚麼話也用不着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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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一來，北大立即大變樣。「文科的教授多了，學生也多了，社會對文科另眼看待，學校是變相的科舉的觀點打破了」。學生開始覺得入大學的目的是研究學問，並不是為取得個人仕途的「出身」。就以學校的主題——教學而言，馮友蘭接着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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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學門的功課表都訂得很死，既然有一個死的功課表，就得拉着教師講沒有準備的課，甚至他不願意講的課。後來選修課加多了，功課表就活了。學生各人有各人的功課表。說是選修課也不很恰當，因為這些課並不是有一個預訂的表，然後拉着教師們去講，讓教師們說出他們的研究題目，就把這個題目作為一門課。對於教師們說，功課表真是活了。他所教的課，就是他的研究題目，他可以隨時把他研究的新成就充實到課程的內容裏去，也可以用在講課時所發現的問題發展他的研究。講課就是發表他的研究的機會，研究就是充實他的教學的內容。這樣，他講起來就覺得心情舒暢，不以講課為負擔；學生聽起來也覺得生動活潑，不以聽課為負擔。[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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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北大檔案中看到，當時陳獨秀地位之尊，竟然居蔡校長之後排在第二位。1917年12月28日北京政府教育總長傅增湘簽署批准溫宗禹代工科學長的教育部指令文件，蔡元培校長是第一名，文科學長陳獨秀第二名，下面是理科學長夏元瑮等。在領取薪金的簽名簿上，[16]第一名校長蔡元培月薪600元，第二名文科學長陳獨秀300元，第三名理科學長夏元瑮350元。更有意思的是，在這張表上李大釗是文科教授兼圖書館長，120元。毛澤東作為圖書館助理員，8元。近20年後，毛與美國記者斯諾談話時，對此耿耿於懷：「李大釗給我找到工作，當圖書館助理員，每月給我不算少的數目——八塊。我地位這樣地低下，以致他們都躲避我，大多數人們都不把我當做人類看待。」[17]此表陳列在北大舊址（現北京市中心五四大街「紅樓」）舉辦的「新文化運動紀念館」裏。這也從另一側面反映出當時陳獨秀、李大釗、毛澤東的地位。後來有人千方百計把毛澤東、李大釗放在陳獨秀之上，甚至「紅樓」東側五四紀念碑的浮雕頭像上有毛無陳。這是對歷史的無知和褻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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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乎與陳獨秀被任命同時，1917年1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以「記者」筆名，發表了兩篇蔡反對把孔教作為國教的演說。這期主打文章恰是陳獨秀的《再論孔教問題》，二人觀點完全一致。而這期通信中還有讀者建議邀請蔡元培為《新青年》雜誌的撰稿人。從此，蔡元培也與《新青年》發生密切關係，不僅精神上支持，而且思想行動上也支持。蔡改革北大的一個重要思想「以美育代宗教說」就首發在《新青年》同年8月號。次年5月號發表了他的「大學改制」文章。11月歐戰結束時的那期《新青年》，竟然發了蔡三篇文章與演說，其中一篇就是代表中國知識份子新覺悟的《勞工神聖》。這表明蔡元培與陳獨秀的結合，不僅有歷史情結，還有共同的思想基礎，而且是互為影響，共同進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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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回滬後安排一下妻兒，隻身再到北京。本來是試幹三個月的（實際做了近兩年半），沒有長遠打算，也就不必遷家了。他只是把《新青年》帶到北京，編輯部和住宅合二而一，安排在北大本部附近即北大三院學生宿舍隔壁的箭杆胡同9號（現為2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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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與蔡元培校長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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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在任北大文科學長時的住宅箭杆胡同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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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原有文、理、法、商、工五科，沒有重點，蔡元培到校後重點擴充文理兩科。與文科教員接觸後，陳獨秀很快就分辨出各人的政治態度和學識水準。他把志同道合者錢玄同、劉半農、沈尹默、陶孟和等都請進《新青年》編輯部。後來，又陸續增加歸國到北大任教的李大釗、高一涵、胡適以及魯迅、周作人等，正式形成以一校（北大）一刊（《新青年》）為中心的新文化運動陣營。1918年1月初，陳獨秀召集編輯部會議，作出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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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誌自第四卷第一號起，投稿章程業已取消，所有撰譯，悉由編輯部同人，公同擔任。」[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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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二，「採取集議制度，每出一期，就開一次編輯會，商定下一期的稿件」。[19]於是從7月（《新青年》第四卷第一號）開始，由陳獨秀、錢玄同、高一涵、胡適、李大釗、沈尹默輪流主編。總負責依然是陳獨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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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新青年》就由一「獨人雜誌」轉變為「同人雜誌」；編輯成員也不負眾望，結合自己之特長，發出一篇篇傳世之作，形成以陳獨秀為核心的新文化陣營。新文化運動由一人一刊為中心，變成一校一刊為中心，迅速向全國思想輿論界輻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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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運動陣營是怎樣形成的？這些「幹將」是怎樣從1917年起陸續聚集起來的？簡單介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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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魯迅之弟周作人進入北大任文科教授、國史編纂處編纂員。同年，魯迅到北京政府教育部任職，與蔡元培、李大釗、陳獨秀關係密切，1920年夏兼任北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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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北大文科教授兼圖書館主任章士釗推薦李大釗接任圖書館主任（11月上任）。1920年，李大釗兼北大文科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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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在陳獨秀的推薦下，在美國尚未完成博士論文答辯的胡適出任北大文科教授兼哲學研究所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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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前一年進北大給沈兼士代課的錢玄同任文科教授，成為陳獨秀的得力助手。與此同時，前一年在上海投稿《新青年》的劉半農進入北大文科預科，任國文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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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北大教員中陳獨秀志同道合的友好，還有文科的沈尹默、沈兼士，理科的王星拱（後任武漢大學校長）、朱家驊（後任南京中央大學校長、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國民政府教育部長等職，去台後任總統府資政），法科的陶孟和（後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等，可以說網羅了北大各科的優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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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按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治校方針，在北大也有與陳獨秀新文化運動對立的著名保守派人士，如：辜鴻銘、劉師培、黃侃、陳漢章、崔適等。他們的存在和因此而來的鬥爭非但沒有阻礙新文化運動的發展，反而顯示出中國歷史上少有的「百家爭鳴、學術繁榮」的盛況。馮友蘭說：派別是有的，「但只有文鬥，沒有武鬥」。學生中也有左、中、右，並各有雜誌，相應為《新潮》、《國民》、《國故》，並且都發行全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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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陳獨秀於1917年1月進入北京大學，是陳獨秀一生歷史的轉捩點，也是新文化運動的轉捩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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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全传 [:17059448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