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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在任北大文科學長時的住宅箭杆胡同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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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原有文、理、法、商、工五科,沒有重點,蔡元培到校後重點擴充文理兩科。與文科教員接觸後,陳獨秀很快就分辨出各人的政治態度和學識水準。他把志同道合者錢玄同、劉半農、沈尹默、陶孟和等都請進《新青年》編輯部。後來,又陸續增加歸國到北大任教的李大釗、高一涵、胡適以及魯迅、周作人等,正式形成以一校(北大)一刊(《新青年》)為中心的新文化運動陣營。1918年1月初,陳獨秀召集編輯部會議,作出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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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誌自第四卷第一號起,投稿章程業已取消,所有撰譯,悉由編輯部同人,公同擔任。」[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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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二,「採取集議制度,每出一期,就開一次編輯會,商定下一期的稿件」。[19]於是從7月(《新青年》第四卷第一號)開始,由陳獨秀、錢玄同、高一涵、胡適、李大釗、沈尹默輪流主編。總負責依然是陳獨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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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新青年》就由一「獨人雜誌」轉變為「同人雜誌」;編輯成員也不負眾望,結合自己之特長,發出一篇篇傳世之作,形成以陳獨秀為核心的新文化陣營。新文化運動由一人一刊為中心,變成一校一刊為中心,迅速向全國思想輿論界輻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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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運動陣營是怎樣形成的?這些「幹將」是怎樣從1917年起陸續聚集起來的?簡單介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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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魯迅之弟周作人進入北大任文科教授、國史編纂處編纂員。同年,魯迅到北京政府教育部任職,與蔡元培、李大釗、陳獨秀關係密切,1920年夏兼任北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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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北大文科教授兼圖書館主任章士釗推薦李大釗接任圖書館主任(11月上任)。1920年,李大釗兼北大文科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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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在陳獨秀的推薦下,在美國尚未完成博士論文答辯的胡適出任北大文科教授兼哲學研究所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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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前一年進北大給沈兼士代課的錢玄同任文科教授,成為陳獨秀的得力助手。與此同時,前一年在上海投稿《新青年》的劉半農進入北大文科預科,任國文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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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北大教員中陳獨秀志同道合的友好,還有文科的沈尹默、沈兼士,理科的王星拱(後任武漢大學校長)、朱家驊(後任南京中央大學校長、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國民政府教育部長等職,去台後任總統府資政),法科的陶孟和(後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等,可以說網羅了北大各科的優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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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按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治校方針,在北大也有與陳獨秀新文化運動對立的著名保守派人士,如:辜鴻銘、劉師培、黃侃、陳漢章、崔適等。他們的存在和因此而來的鬥爭非但沒有阻礙新文化運動的發展,反而顯示出中國歷史上少有的「百家爭鳴、學術繁榮」的盛況。馮友蘭說:派別是有的,「但只有文鬥,沒有武鬥」。學生中也有左、中、右,並各有雜誌,相應為《新潮》、《國民》、《國故》,並且都發行全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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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陳獨秀於1917年1月進入北京大學,是陳獨秀一生歷史的轉捩點,也是新文化運動的轉捩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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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革命中的「黃金搭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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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促進中國社會變革而言,新文化運動最有影響,成果最多的是文學革命,其中,最突出的是白話文代替文言文、新文學代替舊文學,以及使用標點符號(1920年,北京政府教育部明令採用新式標點符號)。這使得中國在語言文字以及印刷格式上,悉先跨入近代化大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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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文學革命,人們總是說胡適提出「文學改良」,陳獨秀把它上升到「文學革命」。其實,「文學革命」這個詞是胡適首先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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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畢業於康奈爾大學的胡適作為「第二次考取庚子賠款留美學生」轉入哥倫比亞大學哲學部。同年,在美中國學生成立「文學科學研究部」,他擔任文學股委員,與趙元任等着手研究中國文字的問題。胡在《如何可使吾國文言易於教授》的文章裏,明確提出了古文是「半死的文字」,白話的文字是活文字的觀念。此後,幾位同學好友之間紛紛作詩相送,胡在給梅光迪的詩中提出了「文學革命」的口號。然而,他關於白話詩文和文學革命的主張遭到包括梅光迪、任鴻雋、楊杏佛、朱經農等幾乎周圍所有好友的反對。楊、朱甚至這樣說:「兄於文學界能自豎一幟,本為弟所傾慕。但願勿誤入歧途,則同志幸甚!中國文學幸甚!」[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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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不為所動,堅持研究。與在美同學和朋友激烈爭論並幾乎遭到一致反對的情況下,在大洋遠隔的祖國找到一位知音——陳獨秀。胡適提出,文學革命的總目標在於創造「言文一致之語言」。這一目標被陳獨秀接受並推動,引出了一系列的研究和改革:白話詩對古詩的挑戰、白話文代替文言文、標點符號的使用、文章自左向右橫向書寫和排版、中國文學改革和國語化運動,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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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激進的革命思想都受到周圍親朋的反對。陳獨秀的思想和主張,不僅遭遇元配妻子和嗣父反對,反滿種族革命的朋友們的不理解,更有如章士釗、李大釗及給《甲寅》寫抗議信的「愛國者」們的批評;而胡適,連在國內的二位兄長也寫信來批評他說的「中國須第三次革命」的話是「喪心病狂」,「恐國中無一人贊成」。來信痛詆革命黨「間有一二才智之士,然有才無德,根器不固。兩次革命,底已暴露」。要胡適在思想上「痛與絕之,一意力學。否則為彼所染,適以自陷也。」兩顆心都是備受煎熬,孤獨無助,但又都決不妥協。因此,雖然一個是早已著名的革命家,又是北京大學的名教授(陳大胡12歲),一個是還在美國的留學生,但是一旦接觸,特別在文學革命上,立即成為一對「黃金搭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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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8月,胡適把自己譯成的德國小說《柏林之圍》寄給《甲寅》,並致信章士釗。不料稿件遺失,只有信件刊登出來。信中提出了中外文明如何結合的主張,認為輸入之文明,需「經本國人士之鍛煉也。此意懷之有年,甚願得明達君子之贊助」。[21]陳獨秀覺得胡適之意與己甚合,可謂難得的知音,銘記在心。《青年雜誌》一創刊,就決定向他約稿。恰巧汪孟鄒與胡適是績溪同鄉,而且認識,就由汪首先與胡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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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6日,汪孟鄒接手《甲寅》銷售工作。他致胡適一信,請其代催在美各大學寄售《甲寅》書款,順便寄贈《青年雜誌》創刊號一冊,並告稱「乃煉(即汪之名——引者)友人皖城陳獨秀君主撰」,轉達陳向他約稿之意:「擬請吾兄校課之暇擔任《青年》撰述,或論文,或小說戲曲均所歡迎。每期多固更佳,至少亦有一種。煉亦知兄校課甚忙,但陳君之意甚誠,務希撥冗為之,至禱感幸!」[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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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月後,汪又寄上《青年》第2、3號,催促胡適:「陳君望吾兄來文甚於望歲,見面即問吾兄有文來否,故不得不為再三轉達,每期不過一篇,且短篇亦無不可,務求撥冗為之,以增該雜誌光寵,至禱至禱。否則陳君見面必問,煉將窮於應付也。」下一封信又說:「陳君盼吾兄文字有如大旱之望雲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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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忙於準備博士論文,又與梅光迪等爭論文學革命,無暇他顧。無奈年長老友(汪大胡13歲)特別是當時已頗有聲望的陳獨秀再三催促,就在次年二月初譯出俄國作家庫普林的短篇小說《決鬥》,寄給陳。因《青年雜誌》改名糾紛,陳對胡這封信的答復拖到即將出版《新青年》第二卷第一號的時候——1916年8月13日寄出。在苦等陳回信之時,8月21日胡又給陳寫信,鄭重推出其屢遭反對的文學革命八條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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