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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6日，汪孟鄒接手《甲寅》銷售工作。他致胡適一信，請其代催在美各大學寄售《甲寅》書款，順便寄贈《青年雜誌》創刊號一冊，並告稱「乃煉（即汪之名——引者）友人皖城陳獨秀君主撰」，轉達陳向他約稿之意：「擬請吾兄校課之暇擔任《青年》撰述，或論文，或小說戲曲均所歡迎。每期多固更佳，至少亦有一種。煉亦知兄校課甚忙，但陳君之意甚誠，務希撥冗為之，至禱感幸！」[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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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月後，汪又寄上《青年》第2、3號，催促胡適：「陳君望吾兄來文甚於望歲，見面即問吾兄有文來否，故不得不為再三轉達，每期不過一篇，且短篇亦無不可，務求撥冗為之，以增該雜誌光寵，至禱至禱。否則陳君見面必問，煉將窮於應付也。」下一封信又說：「陳君盼吾兄文字有如大旱之望雲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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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忙於準備博士論文，又與梅光迪等爭論文學革命，無暇他顧。無奈年長老友（汪大胡13歲）特別是當時已頗有聲望的陳獨秀再三催促，就在次年二月初譯出俄國作家庫普林的短篇小說《決鬥》，寄給陳。因《青年雜誌》改名糾紛，陳對胡這封信的答復拖到即將出版《新青年》第二卷第一號的時候——1916年8月13日寄出。在苦等陳回信之時，8月21日胡又給陳寫信，鄭重推出其屢遭反對的文學革命八條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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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曰，不用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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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曰，不用陳套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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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曰，不講對仗。文當廢駢，詩當廢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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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曰，不避俗字俗語。不嫌以白話詩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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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曰，須講求文法之結構。此皆形式上之革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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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曰，不作無病之呻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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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曰，不摹仿古人，語語須有個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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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曰，須言之有物。此皆精神上之革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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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的文壇，正如胡適所說，有詩必律，有文必駢（駢四儷六，對偶排比），之乎者言，八股文獨霸。胡適的「八事」，從內容到形式，是對文壇傳統的一個全面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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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當時的想法，據胡適後來說：「想文學改革，但未想到如何改革，後來他知道工具解放了就可產生新文學。」[23]看了此信，陳如獲至寶，立即回信，希望胡「詳其理由，指陳得失，衍為一文，以告當世。」[24]胡適遵囑照辦，立即寫了一篇後來被稱為「文學革命發難信號」的文章。但是，標題強調謹慎的試驗性，稱「改良」而非「革命」，叫《文學改良芻議》。陳閱後大喜過望，即在《新青年》第二卷第五號上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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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他考慮到當時中國舊文化傳統勢力之巨大，而胡適受閱歷地位等因素局限，「八條」尚有不尖銳和不徹底之處。因此，在下期刊物上又親自撰寫了《文學革命論》，為胡文呼號助威，並彌補其不足，恢復其「文學革命」的氣勢：「文學革命之氣運，醞釀已非一日，其首舉義旗之急先鋒，則為吾友胡適。余甘冒全國學究之敵，高張『文學革命軍』大旗，以為吾友之聲援。」他宣告：「有不顧迂儒之毀譽，明目張膽與十八妖魔宣戰者」，「予願拖四十二生的大炮，為之前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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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中，陳獨秀提出「文學革命三大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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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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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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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瞭的通俗的社會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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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親自撰寫的《文學革命論》印刷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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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後來說：陳獨秀的這篇文章可注意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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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由我們的玩意兒變成了文學革命，變成了三大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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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由他才把倫理道德政治的革命與文學合成一個大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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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由他一往直前的精神，使得文學革命有了很大的收穫。[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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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更在五年後用第三人稱對自己的行為作了這樣的解釋：「他的這種態度太和平了，若照他的這個態度做去，文學革命至少還須經過十年的討論與嘗試。但陳獨秀的勇氣，恰好補救了這個太持重的缺點。」接着，他用陳獨秀的白話文代替文言文「不容他人之匡正」的話，說：「這種態度在當日頗引起一般人的反對。但當日若沒有陳獨秀的『必不容他人之討論之餘地』的精神，文學革命運動決不能引起那樣大的注意。」[26]胡適的這段敍述是實事求是的。充分說明他求真務實、謹慎探索、實驗主義的精神，與陳獨秀的烈馬嘶鳴、狂飆席捲、摧枯拉朽作風的差異與互補效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