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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無論何種文章，除無句讀文，如門牌、名刺之類，必施句讀及符號之類。此事看似無關宏旨，其實關係極大。古書之難讀誤解，大半由此，符號尤不可少。惟濃圈密點，則全行廢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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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印刷用楷體，書寫用草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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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數目字可改用「亞拉伯」碼號，用算式書寫，省「萬」、「千」、「百」、「十」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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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凡紀年盡改用世界通行之耶穌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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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改右行直下為左行橫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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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印刷之體，宜分數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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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此內容看到，經錢玄同這樣一規劃，原來以白話文為中心的胡適文學改良主張，擴張到書寫、印刷、語言、文字改革等全面改革的方案。[33]陳獨秀見後表示：「先生所說的應用文改良十三樣，弟樣樣贊成」，[34]並很快在《新青年》和北大文科改革中試行推廣，其中大多數都已成為我們今天的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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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錢玄同也的確具有比陳獨秀更多的書生氣與感情用事的成份。有人說：「新文化運動諸人大都具有比較強烈的反傳統思想，但其頂尖人物則是錢玄同。」確實如此。以錢玄同提出的廢除漢字主張而言，就成了當時和以後守舊派人士攻擊新文化運動最大的口實，也是使這個運動失去許多一般群眾的一個難以彌補的缺陷。此信發表時，陳獨秀附言表示贊成，甚至用進化論的觀點認為將來廢除漢語亦是必然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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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在當時進化論和無政府主義思想影響下，陳獨秀的思想浪漫到甚麼程度。不過他畢竟已有較深的閱歷，特別是任安徽都督府秘書長時期進行改革失敗的教訓。在現實鬥爭中，他知道想的與說的、做的之間，應該掌握一定的分寸；更不應該把遙遠的將來可能實現的設想來干擾當前的鬥爭。所以，他沒有把文學革命引進廢除漢字、廢除漢語的死胡同，並且努力減少這種片面主張帶來的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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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8月，《新青年》公佈的任鴻雋致胡適的信中，批評了錢玄同廢滅漢字的主張「有點Sentimental(傷感)」。1919年1月5日，《時事新報》發表漫畫，又諷刺錢的這個主張。7日，藍公武在《國民公報》上發表給傅斯年的信，聲稱《新青年》有了錢玄同的文章，於是人家信仰革新的熱心遂減去不少。這些批評表明，錢的主張已經嚴重脫離群眾，不止是保守派，中間派和一些革新派也難以接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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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不得不出來聲明：錢是「用條石壓駝背」的醫法，「本志同人多半是不大贊成的」。同時也為錢作了最大限度的辯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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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先生是中國文字音韻學的專家，豈不知道語言文字自然進化的道理？他只因為自古以來漢文的書籍，幾乎每本每頁每行，都帶着反對德、賽兩先生的臭味；又碰着許多老少漢學大家，開口一個國粹，閉口一個古說，不啻聲明漢學是德、賽兩先生天造地設的對頭；他憤極了才發出這種激切的議論……但是社會上有一班人，因此怒駡他，譏笑他，卻不肯發表意思和他辯駁，這又是甚麼道理呢？難道你們能斷定漢文是永遠沒有廢去的日子嗎？」[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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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字的拼音化，一直是中國文字改革家關注的重大問題。1927年以後錢玄同進行反省時，對早年的激烈言論頗多後悔。但是對提倡「國語羅馬字」一事卻始終堅持，並提議從漢字注音或改用羅馬字拼音入手。陳獨秀深以為然，並在1927年後專心於此，寫出了《中國文字拼音草案》一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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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以上可看到，當時《新青年》同人中，對文學革命的大業無大分歧，但在具體做法上有急進與緩行之別。陳獨秀、錢玄同等確把這當作革命來幹，為達目的可以不講究方法和手段，對舊的落後的東西疾惡如仇。而胡適等人主要視為學理上的變革和創新，因此主張以充分說理取勝，行動上雖帶有很多的書生氣，但理性思考較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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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玄同（1887～1939），原名錢夏，字德潛，號疑古，思想家、語文改革活動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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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鴻雋1918年致胡適信認為，錢玄同、劉半農演的「王敬軒」雙簧恐有失《新青年》的信用。胡適在給錢玄同的信中也對此不以為然。他說他找張厚載寫探討文學改良的文章，「也不過是替我自己找對方的材料。我以為這種材料無論如何總比憑空閉戶造出一個王敬軒的材料要值得辯論些。」。錢玄同對此卻十分不滿，回信說：張厚載的文章「實在不足以刊我《新青年》……老兄的思想我原是很佩服的，然而我有一點不以為然之處，即對於千年積腐的舊社會，未免太同他周旋了。平日對外的議論，很該旗幟鮮明，不必和那些腐臭的人去周旋。老兄不知道外面罵胡適的人很多嗎？你無論如何敷衍他們，他們還是狠罵你，又何必低首下心，去受他們的氣呢？」[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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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保守派猛烈攻擊和陣營內部胡適等人批評，錢玄同，這位被魯迅稱為「在寂寞中奔馳的猛士」，很快就不幹了。他深深地陷入「寂寞」中，既不「猛」，更不「奔馳」了。1920–1921年到上海、廣州的陳獨秀與胡適等北京《新青年》編輯部同人分裂時，陳還想挽救，多次催促供稿，他始終怠工。1921年2月，在胡與陳討論《新青年》是「移京」辦還是北京「別組」一刊物時，錢在致胡信中聲明：「我對於《新青年》，兩年以來，未撰一文。我去年對羅志希說：『假如我這個人還有一線希望，亦非在五年之後不發一言。』這就是我對於《新青年》不做文章的意見。所以此次之事，無論別組或移京，總而言之，我總不做文章的（無論陳獨秀、陳望道、胡適之……辦，我是一概不做文章的。絕非反對誰某，實在是自己覺得淺陋）。」[37]這括弧中的最後一句話，顯然是回敬胡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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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半農也是一個怪才。四歲從父識字，六歲入塾。讀到中學因爆發辛亥革命，學校停閉而輟學。以後憑着自學，對中外文學的研究頗有功底。先後受聘為上海《中華新報》、中華書局的編譯員，從事翻譯和創作。他發表的《玉簪花》、《髯俠復仇記》等言情小說，當時很有影響，受到陳獨秀的注意。從1916年10月出版的《新青年》第二卷第二號開始，為劉半農開闢《靈霞館筆記》專欄，連續刊登研究中外文學心得。陳進入北大後，邀請劉任北大預科教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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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陳發動文學革命，劉立即回應，先後發表《我之文學改良觀》、《詩與小說精神上之革新》。[38]他全面闡述了對散文、韻文、詩歌、小說、戲曲等方面的改革意見，並有不少創見，彌補其他人的不足。如贊成以白話文為正宗，但認為白話中應吸收文言的優點，同時提出不用不通之字，破壞舊韻重造新韻，增多詩體，提高戲曲在文學中的地位，注意分段等，無論對舊文學的批判還是對新文學的建設，都保持着較清醒的頭腦，這在當時是難能可貴的。他還勤奮做建設性的基礎工作，如親自用傳統風格寫了不少通俗小說、白話詩文，還徵集大量民間歌謠。他寫的白話詩、無韻詩，語言明快，內容進步，頗受群眾歡迎，一度廣為流傳；數年內，他徵集了幾千首民間歌謠，經他親自整理發表了140首，開創了研究民間文藝的先河。他還創造了「她」和「它」字的用法，受到了魯迅的讚揚。魯迅很喜歡這位戰友，說「他活潑，勇敢，很打了幾次大仗」，儘管淺，有失之無謀的地方，但「要商量襲擊敵人的時候，他還是好夥伴」。對比陳獨秀與胡適講究「韜略」來說，魯迅更喜歡半農的「忠厚」，說：「半農卻是令人不覺有『武庫』的人，所以我佩服陳胡，卻親近半農。[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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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新青年》實行輪流編輯。3月15日，輪到劉半農編輯第四卷第三號。為了刺激輿論，擴大影響，他與錢玄同商量後決定演一齣雙簧戲：由錢玄同化名王敬軒，當保守派，給「《新青年》諸君子」寫信，對文學革命提出種種責難；由劉半農出面作答，逐條進行批駁，嘻笑怒駡，激情噴發，並指名批判頑固派首領林紓。此舉果然在讀者中激起很大反響，大大改善了《新青年》初期贊成者不多、反對者也不多的寂寞處境，「固然近乎惡作劇，卻是現代中國報刊史上精彩的一筆」。[40]缺點是過分渲染了反對者的「無知」，有欠公道，因此也加深了劉半農與胡適之間的裂痕。胡適本來就看不起沒有上過大學、沒有拿過學位、更沒有外國留學背景的劉半農，現在更不屑於這種不光明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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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處理這個事件也不夠冷靜。當保守派以「崇拜王敬軒先生者」的名義提出抗議，說「王先生之崇論宏議，鄙人極為佩服，貴志記者對於王君議論，肆口侮罵，自由討論學理，固應如是乎」時，陳獨秀竟然這樣回答：本志對於「不屑與辯者，則為世界學者業已公同辯明之常識，妄人尚復閉眼睛胡說，則唯有痛駡之一法。討論學理之自由，乃神聖自由也；倘對於毫無學理毫無常識之妄言，而濫用此神聖自由，致是非不明，真理隱晦，是曰『學愿』；『學愿』者，真理之賊也。」[41]這就太意氣用事了，不僅刺激對方過度地反彈，也會失去中間群眾的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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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在國外留學的張奚若給胡適的信中說：讀過《新青年》、《新潮》、《每週評論》後，「是贊成，是反對，亦頗難言。蓋自國中頑固不進步的一方想起來，便覺可喜，便覺應該贊成。然轉念想到真正建設的手續上，又覺這些一知半解、不生不熟的議論，不但討厭，簡直危險」；「但因社會不能停滯不進，而且我們總是帶有幾分好新的偏向，故到底恐是贊成之意多於反對之意」。他又指出，《新青年》等刊物的編者們，說話「有道理與無道理參半。因他們說話好持一種挑戰的態度，謾罵更無論了，所以人家看了只記着無道理的，而忘卻有道理的」。他甚至說：「你老胡在他們這一黨裏算是頂頑固了。」[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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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看，連胡適這種在新文化運動中比較「溫和」的人都被稱為「頂頑固了」，那麼像陳獨秀、錢玄同、劉半農等，在中間派眼中會是怎樣一種形象，就可想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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