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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春，組織劉半農等教員，首先改革北大預科課程，並且實行白話文教學。當時的北大，各科都分為本科和預科。本科大致相當於美國的研究生院。高中畢業生考入北大必須先讀三年預科，畢業後才能升入本科（三到四年）。1918年改為預科二年，本科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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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11月，多次約請胡適、沈尹默、錢玄同、陶孟和、章士釗等開會，討論改變文科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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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1月，加入蔡元培發起組織的「進德會」。該會入會標準是，甲種會員：不嫖、不賭、不娶妾；乙種會員：再加二戒，不作官吏、不作議員；丙種會員：前五戒外，再加三戒，不吸煙、不飲酒、不食肉。6月，進德會選舉評議員，蔡元培212票、陳獨秀152票、章士釗111票、王寵惠81票、沈尹默及劉師培31票當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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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2月，支持胡適等人發起的「成美學會」，捐款120元。該會目的是「協助德智優秀，身體健壯，自費無力的國立大學生」，為國家增進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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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任北京大學入學考試委員會副主任（主任為蔡元培），對入學考試制度進行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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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參加北大編譯處會議，加強宣傳法蘭西文明，推動北大的編譯工作。議定陳、胡代表該處辦理加入「法文學社」手續，籌劃法國名著翻譯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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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大力支持北大文科學生傅斯年、顧頡剛等創辦「新潮社」和《新潮》雜誌。這些學生受了新文化運動的啟蒙，早在1917年秋就「純由覺悟而結合」，並想創辦類似《新青年》的文學雜誌，但因缺乏經費而陷於困難，求助於學長陳獨秀。陳給予了出乎他們意料的熱情支持，對他們說：「只要你們有辦的決心和長久支持的志願，經費方面，可以由學校負擔。」[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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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1918年11月19日，他們先成立「新潮社」，後來請胡適任顧問。北大圖書館主任李大釗也給予支持，撥出一間房作辦公室。1919年元旦，《新潮》創刊。由於該雜誌完全支持陳獨秀發起的新文化運動，實行三條指導原則：批評的精神、科學的主義和革新的文詞，很快成為《新青年》得力助手和夥伴。加入新潮社的學生，也就成為陳獨秀、《新青年》和新文化運動直接培養的第一批「新青年」，成為後來「五四運動」的學生領袖和學術界、政治界的重鎮，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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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孟真）：歷史學家和通俗作家，後任中央研究院院士、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北京大學代理校長、台灣大學校長等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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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家倫（志希）：歷史學家、教育家、通俗作家。清華大學、中央大學校長；新疆監察使；國民黨中央黨史編纂委員會副主委、主委；駐印度大使；去台後任考試院副院長、國史館館長等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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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頡剛（銘堅）：歷史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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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子水（毛准）：教育家和歷史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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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紹原（誠甫）：教育家、宗教史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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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敬熙（緝齋）：作家、心理學和生理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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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思源（仙槎）：教育家；山東省主席、北平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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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平伯（銘衡）：散文作家、詩人、文學評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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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紹虞（希汾）：作家、考據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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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伏園（養泉）：作家、編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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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友蘭（芝生）：哲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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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自清（佩弦）：散文作家、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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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申府（崧年）：哲學家；中共旅歐支部創始者、周恩來入黨介紹人。任北大助教時參加新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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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聖陶（紹鈞）：作家、詩人、教育家（並非北大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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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還有段錫朋、許德珩等沒有參加「新潮社」的其他北大學生。以上這些知識精英，後來政治態度和黨派不同，不少人先後還是陳獨秀和共產黨的對立面。黃侃在課堂上攻擊新文化時，傅斯年、羅家倫曾跟隨之。因此成立《新潮》社時，他們一度被陳獨秀懷疑是「奸細」，後來又成為國民黨的反共健將。這種在文化與政治兩個不同領域中的分分合合，是常見的現象。分有分的原因，合有合的道理，很難說誰是誰非。但是，他們對中國文化的發展和現代化做出了重大貢獻。這是任何人都無法否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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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蔡元培逝世，陳獨秀對此大發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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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北大和蔡先生共事較久，我知道他為人也較深。一般的說來，蔡先生乃是一位無可無不可的老好人；然有時有關大節的事或是他已下決心的事，都很倔強的堅持着，不肯通融，雖然態度還很溫和；這是他老先生可令人佩服的第一點。自戊戌政變以來，蔡先生自己常常傾向於新的進步的運動，然而他在任北大校長時，對於守舊的陳漢章、黃侃，甚至主張清帝復辟的辜鴻銘、參與洪憲運動的劉師培，都因為他們學問可為人師而和胡適、錢玄同、陳獨秀容納在一校；這樣容納異己的雅量，尊重學術思想自由的卓見，在習於專制好同惡異的東方人中實所罕有；這是他老先生更可令人佩服的第二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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