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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們畢業的時候,師生在一起照了一張相,老師們坐在前一排,學生們站在後邊。陳獨秀恰好和梁漱溟坐在一起。梁漱溟很謹慎,把腳收在椅子下面;陳獨秀很豪放,把腳一直伸到梁漱溟的前面。相片出來後,我們的班長孫本文給他送去了一張,他一看,說:『照得很好,就是梁先生的腳伸得太遠一點。』孫本文說:『這是你的腳。』這可以說明陳獨秀的氣象是豪放。於是就『哈哈』大笑起來」。[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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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夏參與北大文科哲學門第二次畢業攝影,陳獨秀把腳伸到梁漱溟腳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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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尹默很有意思。陳獨秀對他寫的字,上門直率惡評,促使他狠練書法,對陳感激一輩子。胡適與他沒有交惡,卻把胡適說成是不肖之徒:「胡適這個人,因緣時會,盜竊虛名,實際他是一個熱衷利祿的政客,並非潛心學術的文士」。攻其一點,沒有看到胡適確有「大學問家」的一面,可見評人之難。在新文化陣營中,胡適除了陳獨秀這位「伯樂」之外,與他人如魯迅、錢玄同、劉半農、沈尹默等人的關係都不好。似乎在人際關係上,胡適有點傲氣和霸氣。自然,這裏也有中國文人的通病:文人相輕。但陳獨秀則相反,在文學革命上有「不容討論」的霸氣,卻能團結各種人。這是難能可貴的,也是新文化運動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這裏也暗藏着將來陳獨秀一走,《新青年》陣營必然分裂的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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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國培育一代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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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至1918年,以一人(陳獨秀)為首、一刊(《新青年》)一校(北京大學)為中心的新文化運動已經開展了四年。特別是轉到北大後,《新青年》在全國各大城市都有銷售處;教育部又以北大教育改革為試點輻射全國學校教育。於是,這個運動在全國發生了巨大的影響。大批青年甚至中老年(如北大教授、毛澤東岳父楊昌濟等)受到它的啟蒙,人生觀發生根本性轉變,成為一代「新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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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代人,包括《新青年》編輯部成員(他們在發起和進行新文化運動的同時,自己的世界觀也得到了轉變)、《新青年》和後來《每週評論》的作者群。《新青年》雖然是一個同人刊物,主要文章多由編輯部成員撰寫,但也發表了不少編輯部以外作者的作品,其中在《新青年》一至九卷共五十四號上公佈的讀者來信,就有109封。扣除重複的21人,有88位不同的讀者。還有以學校集體或其他團體名義寫的信,那就不止88人了。此外,除了北大的學生直接受到教育的以外,像湖南的毛澤東、彭述之、湖北的惲代英、天津的周恩來(隨後留學日本)等,都受到《新青年》的洗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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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統計,《新青年》的發行量從創刊初期的一千冊,1917年以後發展到一萬五、六千冊。[58]而從以下毛澤東及周恩來的敍述中表明,一本雜誌往往不是一人閱讀,而是轉輾傳閱。那麼,全國各地有多少萬人受到《新青年》的教育和影響,可以想像是相當的可觀了。許多讀者稱陳獨秀、《新青年》為「思想界的明星」、「金針」、「藥石」、「良師益友」,「青年得此,如清夜聞鐘,如當頭一棒。」[59]說陳獨秀、《新青年》、新文化運動培育了整整一代「新青年」,決不為過。毛澤東在中國革命勝利前夕的1945年中共七大預備會議的內部講話中承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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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有過功勞的。他是五四運動時期的總司令,整個運動實際上是他領導的,他與周圍的一群人,如李大釗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們那個時候學習作白話文,聽他說甚麼文章要加標點符號,這是一大發明,又聽他說世界上有馬克思主義。我們是他們那一代人的學生。五四運動替中國共產黨準備了幹部。那個時候有《新青年》雜誌,是陳獨秀主編的。被這個雜誌和五四運動警醒起來的人,後頭有一部分進了共產黨,這些人受陳獨秀和他周圍一群人的影響很大,可以說是由他們集合起來,這才成立了黨……他創造了黨,有功勞。」[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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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說這一段話是有充分理由的,因為他是這一代人中受陳獨秀培育和影響最大最深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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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毛澤東有與陳獨秀相同的思想歷程。從十七歲開始,毛澤東學習「新學」,閱讀《新民叢報》等維新派書報,對他們的思想主張贊佩不已,一度把康、梁視為自己人生的「楷模」。進入長沙第一師範後,該校教員楊昌濟早已受《新青年》影響,提倡新道德,反對舊道德、三綱五常和禁欲主義。他主張德智體並重、反對偏重於智、德而輕體育的思想。這些對毛澤東影響極大。他還着意栽培毛澤東,曾致信章士釗特別推薦毛澤東和蔡和森,懇切勸他重視毛、蔡二君,說:「二子海內人才,前程遠大;君不言救國則已,救國必先重二子。」[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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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楊進入北大陳獨秀領導的文科當教授,教倫理學,與陳獨秀的關係更加密切,並在《新青年》上發表文章。受楊昌濟的直接引導,毛澤東閱讀《新青年》,立即把最高的崇敬移到陳獨秀身上,並且從哲學思想到政治主張、文章風格,全面崇尚陳獨秀。他後來對美國記者斯諾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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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運動的雜誌,由陳獨秀主編。我在師範學校學習的時候,就開始讀這個雜誌了。」「我非常欽佩胡適和陳獨秀的文章,他們代替了已經被我拋棄的梁啟超和康有為,一時成了我的楷模。」[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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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學習楷模陳獨秀的第一個行動,同時也是受楊昌濟的教育這雙重的影響,就是採用《新青年》提倡的文風,擁護陳獨秀、楊昌濟提倡的重視體育的主張,寫了《體育之研究》一文。用「二十八劃生」筆名(繁體字「毛澤東」三字筆劃數),寄給了心中敬仰的陳獨秀。陳獨秀立即將其發表,以表示對他的鼓勵和支援。1917年4月的《新青年》雜誌,出現一篇迄今為止發現的毛澤東一生中最早公開發表的文章,並不是偶然的。所不同的是,陳崇拜西洋教育,對中國傳統教育否定過多;毛則從中國傳統教育中,肯定清初顏元、李塨「文而兼武」的思想,贊同「文明其精神,野蠻其體魄」的主張。這實際上否定了陳說的中國傳統教育中「惟有體育一門,從來沒人提倡」的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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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9月22日,張昆弟在日記中寫下与毛澤東一起在湘江游泳後說的一段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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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君潤芝云:現在國民思想狹隘,安得國人有大哲學革命家,如俄之托爾斯泰其人,以洗滌國民之舊思想,開發其新思想。余甚然其言。中國人沉鬱閉塞,陋不自知,入主出奴,普成習性。安得有俄之托爾斯泰其人者,沖決一切現象之羅網,發展其理想之世界,行之以身,著之以書,以真理為歸,真理所在,毫不旁顧。前之譚嗣同,今之陳獨秀,其人者魄力雄大,誠非今日俗學所可比擬。毛君又主張家族革命,師生革命;革命非兵戎相見,乃除舊佈新之謂。[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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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4月,即《新青年》發表《體育之研究》一年後,毛澤東繼而採取第二個行動,與幾個朋友創立了湖南新文化運動團體「新民學會」,決心按陳獨秀提出的標準,引導大家做「新青年」。學會會章規定的宗旨是:「革新學術,砥礪品行,改良人心風俗。」會員守則也明顯仿照北京大學進德會的內容:一、不虛偽;二、不懶惰;三、不浪費;四、不賭博;五、不狎妓。當時,武漢、上海、杭州、天津等地,也受《新青年》影響出現了許多富有戰鬥精神的青年激進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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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毛澤東為送赴法勤工儉學的新民學會會員,來到新文化運動的中心——北京,在這裏住了約半年的時間。為解決生活問題,由楊昌濟介紹,到李大釗為主任的北大圖書館當助理員。在這期間,不僅如饑似渴閱讀各種宣傳新思想的書報,還拜訪了陳獨秀、蔡元培、胡適等新文化運動的幹將們,一睹幾年來敬為「楷模」們的風采。直接接觸以後,對比之下,他產生了陳獨秀「對我的影響也許超過其他任何人」[64]的感受。從此,與陳獨秀產生了不解之緣。雙方互相配合與支持,而陳給毛更多的關照和提攜,有待以下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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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青年》也使周恩來的人生觀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1917年6月,19歲的周恩來以優異的成績從天津南開中學畢業,靠友人借一筆錢,到日本留學。這時,他也如第一次留學日本前不願意做「只知道吃飯睡覺」的平庸之人的陳獨秀一樣,要做一個立志救國的人。他在次年2月留學日本的一篇日記中寫道:「梁任公有一句詩:『世界無窮願無盡』,我是很贊成的。蓋現在的人,總要有個志向,平常的人不過是吃飽了穿足了便以為了事;有大志向的人,便想去救國,盡力社會。」[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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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怎樣救國?當時十分茫然。他看到中國太弱,受前留日學生影響,流行的「軍國」思想的影響,產生過軍國主義救中國的想法。關於人生,又信仰過當時日本流行的佛教「無生」的思想,但殘酷的現實總使他痛苦。直到1918年1月,這個痛苦才漸漸的打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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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樣「打消」,走出這個痛苦絕望的境地的呢?―閱讀《新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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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這「打消」「無生」道兒的同一天——1918年2月25日的日記中,他寫道:「晨起讀《新青年》,晚歸複讀之,對所持排孔、獨身(指陳獨秀提倡的『獨立自主的人格』——引者)、文學革命諸主義極端的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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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而,他回顧道:「從前我在國內的時候,因為學校裏的事情忙,對於前年出版的《新青年》雜誌沒有甚麼特別的注意,有時候從書鋪裏買來看時,亦不過過眼雲煙,隨看隨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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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毛澤東一接觸《新青年》就像過電被磁吸一樣不同,周恩來受《新青年》的思想衝擊和影響,是另一種典型:開始沒有感覺,當摸索別的道兒着着碰壁,痛苦絕望時,猛回首,卻見她在燈火闌珊處……終於,如癡如醉地投入《新青年》的懷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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