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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9月22日，張昆弟在日記中寫下与毛澤東一起在湘江游泳後說的一段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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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君潤芝云：現在國民思想狹隘，安得國人有大哲學革命家，如俄之托爾斯泰其人，以洗滌國民之舊思想，開發其新思想。余甚然其言。中國人沉鬱閉塞，陋不自知，入主出奴，普成習性。安得有俄之托爾斯泰其人者，沖決一切現象之羅網，發展其理想之世界，行之以身，著之以書，以真理為歸，真理所在，毫不旁顧。前之譚嗣同，今之陳獨秀，其人者魄力雄大，誠非今日俗學所可比擬。毛君又主張家族革命，師生革命；革命非兵戎相見，乃除舊佈新之謂。[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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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4月，即《新青年》發表《體育之研究》一年後，毛澤東繼而採取第二個行動，與幾個朋友創立了湖南新文化運動團體「新民學會」，決心按陳獨秀提出的標準，引導大家做「新青年」。學會會章規定的宗旨是：「革新學術，砥礪品行，改良人心風俗。」會員守則也明顯仿照北京大學進德會的內容：一、不虛偽；二、不懶惰；三、不浪費；四、不賭博；五、不狎妓。當時，武漢、上海、杭州、天津等地，也受《新青年》影響出現了許多富有戰鬥精神的青年激進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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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毛澤東為送赴法勤工儉學的新民學會會員，來到新文化運動的中心——北京，在這裏住了約半年的時間。為解決生活問題，由楊昌濟介紹，到李大釗為主任的北大圖書館當助理員。在這期間，不僅如饑似渴閱讀各種宣傳新思想的書報，還拜訪了陳獨秀、蔡元培、胡適等新文化運動的幹將們，一睹幾年來敬為「楷模」們的風采。直接接觸以後，對比之下，他產生了陳獨秀「對我的影響也許超過其他任何人」[64]的感受。從此，與陳獨秀產生了不解之緣。雙方互相配合與支持，而陳給毛更多的關照和提攜，有待以下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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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青年》也使周恩來的人生觀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1917年6月，19歲的周恩來以優異的成績從天津南開中學畢業，靠友人借一筆錢，到日本留學。這時，他也如第一次留學日本前不願意做「只知道吃飯睡覺」的平庸之人的陳獨秀一樣，要做一個立志救國的人。他在次年2月留學日本的一篇日記中寫道：「梁任公有一句詩：『世界無窮願無盡』，我是很贊成的。蓋現在的人，總要有個志向，平常的人不過是吃飽了穿足了便以為了事；有大志向的人，便想去救國，盡力社會。」[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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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怎樣救國？當時十分茫然。他看到中國太弱，受前留日學生影響，流行的「軍國」思想的影響，產生過軍國主義救中國的想法。關於人生，又信仰過當時日本流行的佛教「無生」的思想，但殘酷的現實總使他痛苦。直到1918年1月，這個痛苦才漸漸的打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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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樣「打消」，走出這個痛苦絕望的境地的呢？―閱讀《新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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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這「打消」「無生」道兒的同一天——1918年2月25日的日記中，他寫道：「晨起讀《新青年》，晚歸複讀之，對所持排孔、獨身（指陳獨秀提倡的『獨立自主的人格』——引者）、文學革命諸主義極端的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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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而，他回顧道：「從前我在國內的時候，因為學校裏的事情忙，對於前年出版的《新青年》雜誌沒有甚麼特別的注意，有時候從書鋪裏買來看時，亦不過過眼雲煙，隨看隨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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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毛澤東一接觸《新青年》就像過電被磁吸一樣不同，周恩來受《新青年》的思想衝擊和影響，是另一種典型：開始沒有感覺，當摸索別的道兒着着碰壁，痛苦絕望時，猛回首，卻見她在燈火闌珊處……終於，如癡如醉地投入《新青年》的懷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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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從天津臨來日本時，有朋友給了他一本《新青年》第三卷第四號，上有第一篇陳獨秀的《時局雜感》，第二篇吳虞的《儒家主張階級制度之害》。周在赴日途中閱讀，「看得很得意。及至到了東京，又從季沖處看見《新青年》三卷全份，心裏越發高興，頓時拿去看了幾卷，於是把我那從前的一切謬見打退了好多。」該卷內容相當豐富而尖銳，其各期主打文章皆是陳獨秀、吳虞、劉半農、蔡元培所寫的攻擊孔教和佛、老消極思想，以及主張文學革命及讚揚俄國十月革命內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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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內容，就可以看出來周恩來為甚麼受振動。首先，他在1918年1月15日日記的開頭，興奮地寫下兩句詩：「風雪殘留猶未盡，一輪紅日已東升！」第二天的日記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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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心仍然要用在「自然」上，隨着進化的軌道，去做那最新最近於大同理想的事情。修練了幾天，這個月開月以來，覺得心裏頭安靜了許多。這幾天連着把三卷的《青年》仔細看了一遍，才知道我從前在國內所想的全是大差，毫無一事可以做標準的。來到日本，所謂的「無生」主義雖然是高超了許多，然而卻不容易實行。總起來說，從前所想的、所行的、所學者全都是沒有用的。從今後要按着二月二十一日所定的三個主義去實行。決不固持舊有的與新的抗，也不可惜舊有的去戀念它。我願意自今以後，為我的「思想」、「學問」、「事業」去開一個新紀元才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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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裏講的「三個主義」（陳獨秀在《新青年》上常喜歡用「三個主義」這個詞），是周在這年春節寫的日記中為自己立的三條行動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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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想要想比現在還新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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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做要做現在最新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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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學要學離現在最近的學問。思想要自由，做事要實在，學問要真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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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周恩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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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以後，周恩來完全像是變了一個人，他在17、18日的日記，完全沉浸在找到真理和前進道路的興奮和激動之中。當兩個月後，發生日本帝國主義與北京段祺瑞政府秘密簽訂《中日共同防敵軍事協定》的事件後，周恩來立即義無反顧回國，投入救國運動，由此逐漸成長為中國近代史上的傑出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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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保守派和中間派之外，如以上這樣受到《新青年》和新文化運動深刻影響的，不是少數人，而是相當廣大。最可注意的是一位叫崔通的讀者特別寫信給陳獨秀，表示他雖已56歲，但「生平趨於革新派」，對《新青年》極有好感，常勸人購讀，有時多買數冊以贈人。該刊在日本也有很大影響。正如當時去日本的陶孟和所說：去日途中及到日後，所遇人物皆極稱讚《新青年》。[66]高一涵1918年2月在日本寫信給陳和胡，更是十分激動地說，在日本一個紀念會上，他作了一個報告，「大家仿佛得了寶貝一樣的歡喜」。會後的情況更是熱烈：「此地有許多人對於北京大學和《新青年》社同人當作天使一般看待」；「這是你們鼓吹的功勞，也就是你們無窮的不可推脫的責任，還望你們快快努力，盡你們『天使』的責任才好！」[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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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新文化運動，陳獨秀從身邊的北大學生到全國的廣大青年，包括一部分海外留學生和中老年知識份子中培養了一大批革命者，為即將到來的「五四運動」、中國共產黨成立和大革命的開展，準備了充分的思想條件和組織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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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全传 [:1705944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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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辦《每週評論》，指導五四愛國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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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中國出現了第一次從列強手中收回權利的機會。陳獨秀再也不能對現實政治保持沉默了。他與蔡元培、李大釗等人接連發表政治主張，投入積極爭取國權的鬥爭風潮中，從而與堅持只做文化運動方向的胡適等人發生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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