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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這「打消」「無生」道兒的同一天——1918年2月25日的日記中，他寫道：「晨起讀《新青年》，晚歸複讀之，對所持排孔、獨身（指陳獨秀提倡的『獨立自主的人格』——引者）、文學革命諸主義極端的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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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而，他回顧道：「從前我在國內的時候，因為學校裏的事情忙，對於前年出版的《新青年》雜誌沒有甚麼特別的注意，有時候從書鋪裏買來看時，亦不過過眼雲煙，隨看隨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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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毛澤東一接觸《新青年》就像過電被磁吸一樣不同，周恩來受《新青年》的思想衝擊和影響，是另一種典型：開始沒有感覺，當摸索別的道兒着着碰壁，痛苦絕望時，猛回首，卻見她在燈火闌珊處……終於，如癡如醉地投入《新青年》的懷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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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從天津臨來日本時，有朋友給了他一本《新青年》第三卷第四號，上有第一篇陳獨秀的《時局雜感》，第二篇吳虞的《儒家主張階級制度之害》。周在赴日途中閱讀，「看得很得意。及至到了東京，又從季沖處看見《新青年》三卷全份，心裏越發高興，頓時拿去看了幾卷，於是把我那從前的一切謬見打退了好多。」該卷內容相當豐富而尖銳，其各期主打文章皆是陳獨秀、吳虞、劉半農、蔡元培所寫的攻擊孔教和佛、老消極思想，以及主張文學革命及讚揚俄國十月革命內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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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內容，就可以看出來周恩來為甚麼受振動。首先，他在1918年1月15日日記的開頭，興奮地寫下兩句詩：「風雪殘留猶未盡，一輪紅日已東升！」第二天的日記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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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心仍然要用在「自然」上，隨着進化的軌道，去做那最新最近於大同理想的事情。修練了幾天，這個月開月以來，覺得心裏頭安靜了許多。這幾天連着把三卷的《青年》仔細看了一遍，才知道我從前在國內所想的全是大差，毫無一事可以做標準的。來到日本，所謂的「無生」主義雖然是高超了許多，然而卻不容易實行。總起來說，從前所想的、所行的、所學者全都是沒有用的。從今後要按着二月二十一日所定的三個主義去實行。決不固持舊有的與新的抗，也不可惜舊有的去戀念它。我願意自今以後，為我的「思想」、「學問」、「事業」去開一個新紀元才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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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裏講的「三個主義」（陳獨秀在《新青年》上常喜歡用「三個主義」這個詞），是周在這年春節寫的日記中為自己立的三條行動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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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想要想比現在還新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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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做要做現在最新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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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學要學離現在最近的學問。思想要自由，做事要實在，學問要真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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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周恩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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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以後，周恩來完全像是變了一個人，他在17、18日的日記，完全沉浸在找到真理和前進道路的興奮和激動之中。當兩個月後，發生日本帝國主義與北京段祺瑞政府秘密簽訂《中日共同防敵軍事協定》的事件後，周恩來立即義無反顧回國，投入救國運動，由此逐漸成長為中國近代史上的傑出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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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保守派和中間派之外，如以上這樣受到《新青年》和新文化運動深刻影響的，不是少數人，而是相當廣大。最可注意的是一位叫崔通的讀者特別寫信給陳獨秀，表示他雖已56歲，但「生平趨於革新派」，對《新青年》極有好感，常勸人購讀，有時多買數冊以贈人。該刊在日本也有很大影響。正如當時去日本的陶孟和所說：去日途中及到日後，所遇人物皆極稱讚《新青年》。[66]高一涵1918年2月在日本寫信給陳和胡，更是十分激動地說，在日本一個紀念會上，他作了一個報告，「大家仿佛得了寶貝一樣的歡喜」。會後的情況更是熱烈：「此地有許多人對於北京大學和《新青年》社同人當作天使一般看待」；「這是你們鼓吹的功勞，也就是你們無窮的不可推脫的責任，還望你們快快努力，盡你們『天使』的責任才好！」[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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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新文化運動，陳獨秀從身邊的北大學生到全國的廣大青年，包括一部分海外留學生和中老年知識份子中培養了一大批革命者，為即將到來的「五四運動」、中國共產黨成立和大革命的開展，準備了充分的思想條件和組織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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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全传 [:1705944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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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辦《每週評論》，指導五四愛國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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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中國出現了第一次從列強手中收回權利的機會。陳獨秀再也不能對現實政治保持沉默了。他與蔡元培、李大釗等人接連發表政治主張，投入積極爭取國權的鬥爭風潮中，從而與堅持只做文化運動方向的胡適等人發生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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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早就關注救亡。從18歲寫《揚子江形勢略論》和1904年創辦《安徽俗話報》，再到《甲寅》那篇《愛國心與自覺心》，都是有力的證據。救亡首先是一個政治問題，在政治救亡遭到一系列失敗以後，才獨闢蹊徑，企圖從文化革命着手，尋找新的救亡之路。從事文化運動的目標還是要解決政治問題，而且企圖從根本上解決政治問題。從創辦《新青年》、發起新文化運動起，一天也沒有停止對現實政治的關注，與陳獨秀在北大國史編篡處一起做編篡工作的周作人回憶說，當時復辟的嚴重氣氛，是使陳重拾政治運動的一個原因。北京故宮神武門內仍有宣統小朝廷每天上朝，每天有拉玉泉山水御用的黃車，景山前街常看到戴着紅頂帽的舊臣上朝及黃車滾滾的街景。特別是1917年張勳復辟與段祺瑞「馬廠誓師」反復辟，北京城裏一會兒掛龍旗，一會兒掛五色旗，弄得人心惶惶。而有不少人是懷念清朝一統，過安定生活的。陳獨秀見此，與《新青年》同人議論，一定要寫反復辟的文章，講清批孔與反復辟的關係，要改變「不談政治」的初衷。[68]每期《新青年》都設有「國內大事記」欄目，就是一個明證。他發表《憲法與孔教》、《袁世凱復活》、《對德外交》、《舊思想與國體問題》、《復辟與尊孔》等文章，從文化視角出發密切配合政治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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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卻不以為然。1917年7月他從美國回國在上海停留期間，「看了出版界的孤陋，教育界的沉寂，我方才知道張勳的復辟乃是極自然的現象，我方才打定二十年不談政治的決心，要想在思想文藝上替中國政治建築一個革新的基礎。」[69]看來，他是下了死心要走從文化着手改造國民性這個根本上救國的道路的。而陳在這個問題上的基本思想與他一致，但具體實踐上有較大的靈活性。這就是二人同中有異，異中有同。當初胡適加入新文化陣營，二人曾有「二十年不談政治」的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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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4、15、16日，為慶祝協約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勝利，北京各大學放假三天，在天安門外舉行演講大會。28–30日，在中央公園（今中山公園）舉行演講會。蔡元培、陳獨秀、李大釗等發表演講。15日出版的《新青年》第五卷第五號發表了蔡元培、李大釗、陶孟和三人的演講，他們開始注意俄國十月革命對戰爭勝利的影響。蔡的演講題是《勞工神聖》，李是《庶民的勝利》，認為德國失敗「是資本主義失敗，勞工主義戰勝」。同期還發表李的《BOLSHEVLSM的勝利》（即布爾什維克的勝利），文中高呼：「試看將來的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蔡、李都朦朧意識到，將來的世界潮流是十月革命的道路。陳則敏感地感受到這股愛國熱情，認為《新青年》的出版模式已不能適應形勢的需要，要另有一個刊物更有力地推動形勢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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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7日下午，陳獨秀在文科學長辦公室召集李大釗、高一涵、張申府、周作人等，協商決定出版一份比《新青年》（月刊）「更迅速、刊期短，與現實更直接」的週刊——《每週評論》。12月22日，《每週評論》創刊。陳在《發刊詞》闡明本刊宗旨是「主張公理，反對強權」，提出兩大主義：「第一不許各國拿強權來侵害他國的平等自由。第二不許各國政府拿強權來侵害百姓的平等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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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導後來「五四」愛國運動的大旗，就在《每週評論》創刊這一天豎立起來了。而且，最為可貴的是，此刊一開始就把言論主題鎖定在當時全國注目的焦點——巴黎和會和山東問題上，即收回德國侵佔的我國山東的權利，實現鴉片戰爭以來第一次奪回國權的勝利。形勢強於人，與政治隔離的、純粹的新文化運動結束了。儘管如胡適和新潮社的骨幹傅斯年、羅家倫等人，後來在口頭上還堅持新文化運動「不問政治」的方向，但在實際行動上還是捲進現實政治鬥爭的大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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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的思想很明確，要鬥爭就要組織起來、行動起來。在《新青年》的啟蒙和示範下，各地學生中已經出現了不少團體和刊物。如毛澤東曾回憶：「這些團體的大多數，或多或少是在《新青年》的影響之下組織起來的。」[70]《每週評論》創刊後，如雨後春筍，影響更是擴大。胡適說：那時，「各地學生團體裏忽然發生了無數小報紙，形式略仿《每週評論》，內容全用白話。」所以用白話，就是為了啟蒙民眾的救亡覺悟。「有人估計，這一年（1919）之中，至少出了四百種白話報。」[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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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9日，巴黎和會表現出欺侮中國和弱小國家的態勢。陳在《每週評論》上立即發表《揭開假面》等文章，斥問和會「由五個強國秘密包辦」，將「按國力強弱分配權利」，「公理何在？」；更對威爾遜幻想破滅：「威爾遜總統的和平意見十四條，現在也多半是不可實行的理想，我們可以叫他做威大炮」而在前不久的《每週評論》創刊號上，陳還稱他是主張公理、反對強權的「世界上第一個大好人」。這種幻滅情緒對國民特別是愛國學生產生極大的感染力，調動了他們鬥爭的積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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